中普系爆雷：官員秘密分案處理，律師、審計師成“挪用資金”主體

2018-2019年，全國P2P平臺風險集中爆發，多個口徑的估算稱，全國涉案平臺超1000家，受害者達近千萬，金額超萬億，相關遺留問題的處置一直延續至今。

遼寧沈陽中普系作為其中之一，據2020年9月14日公布的債務清償方案實施細則顯示，其待清償債務按本金核算為89.28億元，涉及57900人。

為解決這一問題，沈陽市政府于2018年9月成立的中普工作專班自己本身，作為負責解決問題的卻又爆出問題——負責此事的主要領導之一，原遼寧省沈陽市金融發展局（沈陽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項洪峰被控“濫用職權”。

作為直接推動這一決策的沈陽市互聯網金融協會（下稱“互金協會”）秘書長王軼琳被控“挪用資金”，而受此牽連，外聘的律師和會計師也都被以“挪用資金”等罪名起訴。

而本自媒體根據多方獲得的信息，對此事件的梳理結果卻發現，當地司法部門對這個案子的偵辦及處理，其責任界定之模糊乃至倒掛，竟給人一種有如“醫生決定手術、主刀者出錯，卻判護士主要責任”的荒誕即視感——負責解決問題的，反倒在不斷制造新的問題，如此種種混亂及權力行使及司法邏輯，傷害的還不僅是千千萬萬受害者的血汗錢。

01

爆雷89億窟窿，5.79萬投資人獲清退28.5%

2018年9月1日，沈陽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接受遼寧中普利誠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簡稱“中普公司”）線下業務良性退出申請，入駐中普公司展開工作。對外的說法是，“在沈陽市金融發展局指導下對中普公司的良性退出工作進行監督管理”。

這個的背后，是中普系于2018年8月28日開始的資金鏈斷裂。為此，沈陽市政府成立中普工作專班（除市政府金融辦，還包括維穩、宣傳等多個部門），負責該公司資產清收處置。

2020年2月14日，沈河區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劉新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批準逮捕。7月17日，沈陽市公安局北站分局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肖鵬、陳昌、楊洋、楊春風、趙赫、張建偉、張家森、易昊昱、赫慧萱等9人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

圖：沈陽市公安局

2020年7月24日，沈陽市公安局方發布通告稱，2018年8月29日以來，沈陽市公安局北站分局陸續對遼寧中普利誠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立案偵查。

但，中普系的實際控制人臧延斌自2018年失聯后一直沒有到案。坊間傳聞，其已經攜資外逃，但其到底怎樣攜資外逃的，尚不明了。

2020年9月14日，“中普”債務清償方案實施細則顯示，中普系公司待清償債務按本金核算為89.28億元，涉及57900人。

自2020年9月2日起，中普案件專班開展首期債務清償工作，截至2021年1月6日，共清償35477人；2021年2月3日開始的發放第二期清償，清償比例為12.5%，涉資約10.42億元，兩次清償比例累計為22.5%。2025年9月5日，中普案件專班辦公室發布公告，宣布中普案件本次集資清退工作進入收官階段：此次出借人清退返款總資金為9.13億元，累計返款比例在原有基礎上繼續增加，達到約28.5%。

監管、指導前兩次處置過程的主要牽頭人，正是時任沈陽市政府金融發展局長項洪峰。在全國諸多的P2P爆雷中，百分之二十多的清償率不能算低。然而，即使在此背后，依然暴露出一些處置當中發生的問題。

02

沈陽市金融發展局局長落馬迷霧

據稱，項洪峰是沈陽官場中少見的熟悉金融實務和監管的專業人才。

2007年起，項洪峰擔任沈陽市金融商貿開發區管委會經濟發展局局長、副局級調研員等職；2017年6月，升任沈陽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18年12月，開始擔任遼寧省沈陽市金融發展局（沈陽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

作為沈陽市金融行業的主要監管者，在被突然調離市政府金融辦后，項洪峰一度前往沈陽市人大擔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閑職，當時就有其接受調查的傳言。此后，他又被任命為沈陽盛京資產管理集團高級專務等職，有再受重用的說法。

而項洪峰此次落馬，當地傳言稱，系因有力量希望通過查辦他，尋找針對某位曾擔任沈陽市政府重要職務的大人物的線索有關——這一傳言，當然很難得到權威渠道證實，而這一努力，在這位大人物再上層樓后也隨之戛然而止。

不過，項洪峰系列案件在沈陽市的幾次開庭，依然以某些理由不公開開庭，隱約可見該案在當地的某種敏感性。

項洪峰被留置、移送起訴，主要在于收拾中普系亂局中的重大過失——2018年9月沈陽市政府成立的由多個部門組成的中普工作專班中，當時作為金融發展局局長的項洪峰，兼任中普工作專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負責指導、管理市互金會監督“中普系”公司有序退出工作。

據相關部門結論，2018年10月，項洪峰在未經中普專班集體研究、“未向市領導請示匯報”的情況下，擅自同意由“中普系”公司墊資并將轉貸業務交給千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千德易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簡稱“千德系”)。

相關部門認定，在項洪峰同意下，“中普系”公司陸續向“千德系”公司轉款人民幣47,020,000.00元，后因“千德系”公司無法全部給付轉貸業務回款，僅回款4,690,000.00元，造成“中普系”公司損失人民幣 42330,000.00元。

這一并不復雜的事實，在當地卻經歷了數年，在種種傳言及一波三折之后，直到2024年左右，沈陽市監委指定新民市監委才對項洪峰進行了留置調查，并于當年年初以涉嫌“濫用職權”等罪名移送起訴。

在其被查前后，2024年1月初，有沈陽市互金協會秘書長王軼琳，外聘律師人員汪廣玉、外聘會計所人員陳二寶、沈陽市互金協會工作人員姜傳華四人被捕，并被送往遼寧省沈陽市郊區的法庫縣羈押。

知情者介紹，該案辦案主體是沈陽市監委指定新民市監委，因此一度對其中三人先后采取了“監視居住”和監委的留置措施，后又轉送沈河區看守所。沈陽市監委的一位辦案官員對此曾做出的解釋是，留置點不敷使用，因此就移送給了沈陽市公安局經偵支隊。

圖：沈陽市沈河區檢察院

這也直接導致，本是同一事實的同一案件，卻在不同檢察院起訴和不同法院審理的混亂，“同案不同判”的問題由此產生。

當地政界傳言稱，項洪峰案件審理非常低調，項洪峰一審不服判決上訴后，二審卻“發現新罪”——判決和刑期未見公開，至于其在處置過程中是否真如相關部門結論所言“未向市領導請示匯報”，由于庭審的不被公開及信息披露缺乏，不得而知。

但通過多方交叉獲取信息，該事件的基本事實仍可被努力還原出來。

03

1.8億資產面臨風險，需墊資三四千萬進行轉貸

2018年9月3日，中普公司與互金協會簽訂《業務退出監管服務合同》，約定由沈陽市互金協會“在沈陽市金融發展局指導”下對中普公司良性退出進行監督管理，即所謂“受托監管”。

沈陽市互金協會秘書長王軼琳成為監管工作負責人， 汪廣玉負責法律工作組， 陳二寶負責審計工作組，中普員工姜傳華則負責資產核查組。 除與互金協會，汪廣玉的律師所和陳二寶所代表的會計師事務所還分別和中普系簽訂相應的委托協議。

據當時沈陽市互金協會的公告，監管工作組入駐后，主要工作是歸集資金、縮減企業運營支出，資產端核查、資產盤點，關聯企業調查，應對各類訴訟案件，追查中普系關聯資產，協調處理公司與員工關系

作為中普工作專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項洪峰，其在公開場合的表示是，中普實現有序退出，就是在公司不再開展新業務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多實現公司的債權，把外面欠中普的錢要回來，把中普欠投資人的錢登記，最大程度的保護投資人的利益。

這個過程中，中普與富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遼寧分公司（簡稱“富德公司”）的“履約保證保險業務”，成為必須處理的議題之一。

知情人士回憶，2018年9月29日，監管小組和中普系留守高管、富德公司三方就“履約保證保險業務”相關事項召開專題會議，討論中普公司和財產保險公司富德公司此前的業務合作的善后處置工作。

根據此前雙方約定，中普系公司獲得借款人借款要求后，借款人將其房產登記抵押在富德公司指定的個人名下，中普先行墊付融資款后，向富德公司交納保證金、保險費，富德公司向資金方出具履約保險保函，資金方通過貸款審查后發放貸款，因中普公司前期先行墊付了融資款，所以將發放給借款人的貸款歸還給中普公司。

根據此前中普公司和富德公司簽訂的《履約保證保險合作協議》，截至2018年9月，同類業務中，中普公司與富德財險合作的貸款本金余額為1.8269億元，中普公司對存量1.8億業務有連帶責任，保證金雖然只是1800萬，但如果逾期，1800萬保證金沒有了，還要承擔1.8億的連帶責任。

中普系2018年9月爆雷消息傳出后，借款人還款意愿驟降，房產抵押面臨大規模逃廢債風險，富德財產保險提出解約，但1.8269億元存量貸款需善后。為保全1800萬元保證金和抵押權、避免1.8億元連帶責任，關乎資產保全、風險控制和能否有序退出，中普需墊資約累積1,8億轉貸（按業務邏輯，這筆錢應該是逐筆撥出，循環使用，所以實際金額只有幾千萬）。

在資金鏈斷裂背景下，這一決策風險本就極高，如果失敗，將加劇損失，阻礙良性退出，嚴重影響5.79萬投資人的資金回收。

04

墊資轉貸釀巨虧：千德實控人栗鋒已涉嫌詐騙

無論在新民縣法院一審的項洪峰“濫用職權”案，還是在沈河區法院對其他人做出一審的“挪用資金”案，其核心事實基本一樣，為了解決這一業務問題，挽回更多潛在損失，轉抵押是從業務角度必須進行的動作，至少在當時各方均都無異議。

圖：沈河區人民法院

問題出在執行環節，負責“主刀”處置此事的沈陽市互金協會秘書長王軼琳，選擇了當時尚未暴雷的千德系公司——即由中普付款給千德，千德幫助借款人（抵押房產者）解除抵押（必須還清資金方的債務，富德才會解除抵押），并尋找其他金融機構重新進行抵押放款。這個業務理論上中普也可以去做，但因為中普暴雷之后，沒有任何金融機構愿意與中普進行合作，只能由第三方機構做為一個跳板才能找到合作的金融機構。

轉貸業務的第一個程序，釋放抵押物的抵押權，以便將抵押物抵押給新的出借方，而抵押物的抵押權人都在富德公司的員工名下，要讓富德公司釋放出抵押權，只能把原來的借款還清，墊資是必須的程序，區別只在由中普還是其它公司墊資。

而當時的情況下，各方雖然據說都已聯系過其他金融機構，但都不愿意做。得知此情況后，千德系的實控人栗鋒主動找到王軼琳溝通，表示愿意做這項業務，根據他的說法，“一是把優質的客戶轉到自己的名下，二是還能賺取手續費。”

然而實際卻是，沈陽千德也很快暴雷，這筆“墊資轉貸”的錢轉到千德不久，就被栗鋒用于自己公司的運營和還本付息。

明知自己已經處于資金鏈斷裂邊緣，卻要拿下這一項目，以把項目資金挪作他用，栗鋒是否涉嫌巨額詐騙等問題？

05

局長默許違規背后，不公開審理藏玄機

千德系栗鋒的進入，不但王軼琳，時任沈陽市金融發展局局長項洪峰也知情及同意。據判決書引用的項洪峰的證言顯示，2018年10月，項有一次到互金協會辦公室，聽互金會秘書長王軼琳匯報中普有序退出工作的進展情況。

匯報過程中，王向項提到富德公司這個項目的處理問題，明確提及千德想將轉貸業務拿過去做，“也就是由千德公司替代富德保險在這項業務中的角色。”

項洪峰還曾坦承，其之所以會同意王軼琳的建議，還因為千德實控人栗峰和王軼琳是好朋友，栗峰同時還是沈陽市互金協會的副會長，這件事有益于栗峰和千德公司，顧及到了王軼琳的情面。

項洪峰曾對王表示，轉貸業務可以由在中普有序退出工作中“出過力”的這些P2P公司（應是暗示千德）優先。

此后在王軼琳推動下向千德的付款，及將轉貸項目交給千德公司，正是在項洪峰所謂的“市場化機制”的暗示下自行決策，但項洪峰也更進一步坦承，正是因為其同意了這項業務，互金協會和中普才能打開共管賬號，“資金才能轉出”。

以上種種，成為項洪峰被認定“濫用職權”的直接原因。詭異的是，如果真如這么所言，就是項洪峰及王軼琳這些的責任，當地對于這種案件竟然選擇不公開審理，對其的判決和刑期也未見公開。

有分析認為，項洪峰在被一審判決后上訴，可能是因為對其的刑期不滿，導致反彈，所以在上訴的時候又被“發現新罪”，而這個發現的新罪，將導致其刑期的增加

06

律師、會計師只有審核、復核和建議權，追究他們在掩蓋什么？

千德系也爆雷后，除項洪峰和王軼琳，還有外聘的律師汪廣玉，和外聘的審計現場負責人陳二寶，也被追責。

沈河區法院的一審庭審認定，2018年9月，千德系公司實際控制人栗鋒找到王軼琳，“想要以轉貸業務的名義使用中普公司資金”。 2018至10月至11月， 四名被告人向千德公司轉移資金人民幣4702萬元，除返還給中普公司469萬元外，其余資金均被千德公司用于自身經營，后千德公司無法繼續經營，造成中普公司損失4000余萬元。

在庭審中，作為律所負責人參與業務的汪廣玉表示，自己對資金支付相關事實，事先未參與也不知情，在和此事有關的9張表格上的簽字都是在事后補簽的。

汪廣玉的辯護人也指出，汪廣玉并不是中普公司的工作人員，不具備“本單位工作人員”的主體資格，也不具備挪用“本單位資金”的客觀要件。汪廣玉的簽名是在全部轉貸資金已支付后，一次性在轉貸專用資金申請表上補簽的，該行為亦可證明，在其沒有簽字的情況下轉貸資金仍可支付。

陳二寶的辯護人也提出，陳對中普公司的資金不具有支配權，只有復核審查（具體來說是復核審查數據的準確性及是否與預算相符）的職責；“轉貸業務”目的是拿回中普在富德公司的“保證金”，由中普墊付資金，有其合理性；陳與中普公司為財務顧問合同關系，并不是其員工，并不是挪用資金罪的適格主體。

起訴中的主要依據，是他們對支付流程的簽字，但律師認為，這個項目中就是所有資金的支出都是這樣一份單子。并不是專門為這個業務開設的程序，只是一個普通的流程而已，并不能證明他們對這一流程有決定的權限。作為律師、審計師，他們對商業必要性是否合理，本身并沒有判斷能力，更無判斷權限。政府主管部門及其授權的互金協會負責人他們決定后，律師、審計師審查后認為形式上沒有問題簽字，這并不違規，現在的追訴，事實上給他們強加了不合理的義務。

涉案人的家屬和同事質疑，作為涉案證據的資金申請表的簽字單據，上面有所有高管的簽名，包括有中普系公司董事長總裁的簽名，一共有有9到10個人簽字，結果結果只追究他們幾個人，是否有以他們作為獻祭，來安撫遭受巨額損失的中普系出借人們的用意？

這個項目中，真正的決策權掌握在市金融辦主任項洪峰手中，正是他授權王軼琳選擇與已經處于危機邊緣的千德公司合作，千德公司實控人栗鋒雖然已經被以非吸等罪名追訴，但在該案中，是否有詐騙嫌疑需要追訴等有待厘清；而王軼琳和栗鋒多年交好，栗鋒稱對于他私自處分、挪用這4000多萬的事情，互金會的人員是不知情的，這個說法是否真實，也需要進一步調查和澄清。

而作為律師所、會計所負責人的汪廣玉、陳二寶，雖然看似是流程中重要一環，但事實上他們只有審核、復核和建議權，不可能是挪用資金的主體。

多方證據也顯示，這個項目中，沈陽市互金協會負責人是監管工作負責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分別于中普公司簽訂了相關委托協議，全部的工作都在市金融辦（金融發展局）審批和指導下進行，他們并無自行其是的空間。

然而，一審的判決結果卻是，王軼琳被以挪用資金罪判處五年徒刑，對此事并沒有任何決策權的汪廣玉和陳二寶也分別被以“挪用資金罪”判刑四年。面對多達數萬人的群體及上訪事件，當地似乎是在以這種“鐵拳”出擊，來展現自己對此事的重視，及處理的認真態度。

然而，當這種“鐵拳”以責任界定模糊，真相遠未浮出水面，造成資金損失的真正責任者栗鋒未被追責，反而重重砸向在這個事情里責任并沒有那么巨大的外聘的律師和會計師？

有法律界人士分析這個案件的實質，認為屬于：科室主任（項洪峰）決定（還可能吃了回扣）手術、主刀醫生（王軼琳）出錯（還可能拿了紅包），卻判護士和麻醉師（外聘的律師和會計師）主要責任”，病毒（千德系栗鋒）被象征性治療，也算是另一種現實版本下的“州官放火，百姓跟著挨重板子。”

這種對官員和既得利益者如此寬厚，對壓根就沒決策權的律師、會計師如此嚴苛做法的同時，是千千萬萬受害者群體的至少兩個多億血汗錢打了水漂。

這樣的司法邏輯，想要傳遞什么社會價值導向呢？我們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