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六章 數字韌性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第六章 數字韌性

本章旨在闡釋外賣騎手如何展現自我的數字韌性。“韌性”（resilience）這個概念來自于拉丁文的resilo，含有適應、回彈的意思。隨著詞語的廣泛使用，這一概念也具有了跨學科意涵，在不同的學科里所指不同。如在環境學和生態學中，“韌性” 指的是人或者物在干擾性事件中的適應力；在社會學中，它指的是一個社群在遭遇干擾和破壞時的適應與恢復能力①。近些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引發了人員流動的阻滯，也激發了人們對于社區管理、數字連接等層面的諸多思考。學者加德爾?烏德萬（Ghadeer Udwan）、科恩?勒斯（Koen Leurs）和阿曼達?帕斯?阿倫卡爾（Amanda Paz Aléncar）在對荷蘭移民的數字化進行研究時發現，移民群體能有效使用信息傳播技術來組建基于社群的數字健康、數字支持和數字認同，他們將這種由數字技術所形塑的能動性統稱為 “數字韌性”。①同樣，外賣員也會在勞動實踐中發展出符合自身勞動特點的數字韌性。這里的數字韌性指的是騎手在全面數字化的勞動和生活環境中所展現出來的技術能動性，它包括很多內容，如對現有媒介的嫻熟使用，通過數字技術重新編排自己的生活，拓展線上空間的社交關系，形塑組織化力量與社群團結，通過 “逆向工程” 反抗算法監管等。

以在地化零工勞動為特征的平臺服務業中，矛盾與沖突并不少見。2018 年至 2024 年，多個省份爆發平臺服務行業的抗議或罷工，其中，騎手群體的反抗和罷工并不少見。雖然外賣平臺下勞動者的抗爭可見性日益增強，但是他們的組織性和凝聚力相較于傳統產業工人有著明顯減弱。這當然與兩者不同的組織管理、生產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將會在下面的章節說明，外賣員群體會出現諸如之前學者所描述的集體抗爭行動②，但是具有顯著社會影響力或取得明顯成效的集體行動并不多。圍繞平臺資本所展開的既龐大又精細的數字化生產模式，使外賣騎手的個人化、個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與此同時，其聯合性大打折扣，即便有抗爭的韌性和能動性，也是一種 “依附能動性”（contingent agency），即在無法產生重大變化的協商下展開小規模的、情境化的反抗行動。①

在國內語境下，相較于單純地討論外賣騎手大規模集體行動的可能，一個更有效的視野可能是看到圍繞數字勞動框架本身，外賣員群體所形成的主體性、能動性。這里的主體性既包含社會生產，也涵蓋社會再生產。“數字韌性” 這一概念的提出，不再將描述的范圍限定在罷工、抗議這樣的直接對抗與沖突中，而是囊括了更廣泛的能夠彰顯數字勞動者個體的、主體性的實踐與活動。因為無論是在組織模式還是用工模式上，平臺勞動與傳統的制造業勞動都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些差異也投射到騎手的反抗層面，越來越多細致入微的技術性反抗、媒體反抗正在形成。如果從數量上講，這樣的體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它極有可能產生持久且深遠的影響。因此，我想跳出西方福利社會以來所形成的 “控制 - 反抗” 框架，回歸本土語境。本章討論的 “數字韌性” 是一個涵蓋了外賣員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動態框架，它關注能動性發揮的日常氛圍和具體情境，也關注數字技術和流動性給這個群體帶來的能動性涌現的新變化。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中引用了馬克?布洛赫《法國農民史》里面的兩句話：“由于難逃失敗和最終被屠戮的命運，大規模起義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會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農村社區中經年累月的堅韌的、沉默的頑強抗爭將比大規模起義的曇花一現更為有效。”①在斯科特的筆下，馬來西亞的農民通過拖沓行動、假裝糊涂、虛假順從、小偷小摸、裝癡賣傻、誹謗話語、縱火破壞等進行自衛式的消耗戰，這種低姿態和心照不宣的反抗方式避免了公開反抗的集體性風險。斯坦丁也表達過相似的觀點：“認為朝不保夕者完全無法掌控勞動或工作，這種觀點也有局限性。因為在努力程度、配合程度以及技能的應用方面，總是存在曖昧不明、暗中角力的空間，而蓄意破壞、順手牽羊和磨洋工等行為也并不鮮見。”②對于大多數騎手來說，盡管表現方式不同，但他們作為 “弱者的反抗” 也無處不在。概括來說，騎手的反抗策略包括兩種：一種來自勞動日常，另外一種表現為公開挑戰。前一種多是沉默的、悄無聲息的，后一種是具有煽動性的，會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下面的小節中我會呈現，在互聯網急速發展的當下，騎手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交媒體進行發聲。正如斯科特所說，“反抗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現存的勞動控制形式和人們所相信的報復的可能性與嚴重程度”③。平臺勞動的強組織性和弱契約化使外賣勞動變成了一種原子的、個體化的自主勞動，這促使作為 “弱者” 的騎手訴諸更具聯結性、集聚效應的媒體技術來進行抗衡。

需要說明的是，本章所講述的 “數字韌性” 與歐美語境中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組織和社會救助的韌性社區存在明顯差異。這里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外賣騎手的數字韌性具有強烈的日常感。換句話說，它并不是有意為之、刻意形成的，而是嵌在勞動者日常的送單、等單勞作之中，像歐美社會所關注的諸多結構性指標如協商制度、談判機制、薪資水平等，并不在此次分析框架之內。其次，這里的數字韌性帶有鮮明的流動語境。從工作節奏與個人的生命歷程出發，跑外賣是一項充滿不確定和高流動的工作。外賣經濟下的流動被精準地預設、組織和管理。這樣的流動性管理不僅僅是算法和技術在起作用，還包括多層級、錯綜復雜的線下管理體系和人際關系。因此，外賣員所呈現的數字韌性包含了在高度流動性下的決策、應對和自我管理，與靜態的社區管理并不相同①。

在當下的語境中，我們可能很難將騎手歸為一個職業社團，畢竟它是一個新興職業，其未來的發展帶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但騎手正在形成一個勞動社群，這無可爭議。其諸多言語、表達、交流方式正在因為媒介技術的應用而日益完善和穩固下來，形成屬于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和社群實踐方式。埃蒂納?溫格（Etienne Wenger）曾提出 “實踐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s）的概念，認為人們的認知大多來自一套 “社會學習系統”（social learning system），而這套系統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種 “實踐社群”①的存在。自人類存在伊始，社群便已存在。“實踐社群” 的出現得益于三個層面的因素：參與者共同發展社群、彼此支持、形成社區資源。對于外賣騎手來說，他們的話語和行為越來越傾向于組成自己的 “實踐社群”，而且這樣的社群正在經歷非常明顯的數字化 —— 借助數字社群展開勞動生活和抗爭成為新一代零工人群的重要特征。本章將從三個具體語境出發來展現騎手的數字韌性，第一節講述的是一群特殊騎手的故事，即家屬患有白血病的騎手如何利用過渡性來爭取自我和家庭的生存空間；第二節關注騎手 “逆算法” 的勞動實踐策略，即騎手面對算法如何發揮能動性與其斗智斗勇；第三節關注騎手的媒介使用與以此形成的抗爭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