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史學大家呂振羽

毛澤東和呂振羽有著深厚的革命情誼。毛澤東欣然同意呂振羽代表中共和國民黨談判，呂振羽不辱使命；支持呂振羽辦“南方抗大”，培養大批抗日干部；對呂振羽的史學研究成果大為贊賞，還把呂振羽的史學書籍作為常備讀書單，對呂振羽委以重任；呂振羽對毛澤東極為敬仰，他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系統地總結了毛澤東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把毛澤東思想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從而成為史學大家。

毛澤東欣然同意呂振羽去南京談判，他不辱使命

呂振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生于1900年1月，湖南省邵陽人，與毛澤東同是湖南人，小毛澤東7歲，他家世代為農，親眼目睹了國家的衰敗及農民生活的艱難，成年后積極探索救國道路，在毛澤東的影響下，堅定信仰了馬克思主義。

1921年，呂振羽考入湖南工業專門學校攻習電機。毛澤東、李達等在長沙辦起自修大學，講習救國救民的新道理。恰在此時，呂振羽參加了“驅賓(驅逐湖南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學閥賓步程)運動”，被推為驅賓大會副主席，與當時湖南學生聯合會秘書長夏明翰多有接觸。夏明翰指點他，去湖大法科聽李達的課——《新社會學》。自此，青年時代的呂振羽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啟蒙教育。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湘區委員會在長沙成立，呂振羽受毛澤東、李達等共產黨人的影響，于1925年加入共青團。筆者曾采訪呂振羽之子呂堅，他說，呂老1929年在北平地下書店讀過毛澤東的文章，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1975年呂振羽致毛澤東的信，還言及此事。1934年6月，呂振羽在李達的鼓勵幫助下，寫成了《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史的開山之作。

1935年，日軍已侵至冀東22縣，直逼平津，國內民眾抗日浪潮高漲。日本侵略中國，也危及到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宋子文、孔祥熙等親美勢力，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蔣介石等逐漸改變對日一味妥協的立場。他們通過多種渠道尋找共產黨的關系，進行秘密接觸和談判。10月，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按照宋子文的指示，要他的大學同學、曾和翦伯贊一起創辦過《豐臺旬刊》的諶小岑，去尋找共產黨的關系。諶小岑因曾養甫關系到國民黨鐵道部里當科長。他便找到翦伯贊，翦伯贊說呂振羽思想進步，可能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系。其時，呂振羽正在中國大學任教，他還擔任了中共領導下的北平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他對國民黨政府的妥協賣國舉動十分氣憤，常常在講課中借古論今，聲色俱厲，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呼吁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共御外侮。11月，呂振羽接到一封南京的來信。寫信人為諶小岑。信的內容主要有：“東鄰欺我太甚，惟有姜龔兩府聯姻，方可共御外傷而保家財。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駕南來。”呂振羽接信后，明白“姜龔”，即蔣、共的諧音。呂振羽那時雖還不是共產黨員，但與中共北方局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有聯系，他覺得這是事關國共合作大事，便立即去找周小舟，請問如何處置。周看信后，認為關系重大，須等上面研究后再告呂。幾天后，周小舟來見呂振羽，傳達北方局指示，要呂振羽辭去教職去南京，和曾養甫進行接觸。

◆1926年4月，呂振羽（左五)湖南大學畢業合影。

呂振羽立即將與曾養甫見面情況函告周小舟，周將信報告了時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劉少奇隨即電告毛澤東。毛澤東欣然同意派周小舟和呂振羽去南京進行接觸。后來劉少奇曾回憶說：得到周的匯報后，他曾致電毛澤東請示，并建議由周、呂前往談判，“毛澤東同意了”。1936年1月，周小舟到了南京。此時，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已發表，瓦窯堡會議制訂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周小舟見了呂振羽后，要求他留在南京，繼續和國民黨接觸。并告訴呂振羽說，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條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只要國民黨同意這些條件，就可談判。呂振羽對中共抗日大政方針極為佩服，他入黨愿望強烈，隨即向周小舟提出了入黨要求，周表示回去后向組織匯報。3月，周小舟根據北方局的指示，再次來到南京，他帶來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人署名蓋章書寫的給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曾養甫等人的白綢信件，每封信里都附有《八一宣言》，要呂振羽和周小舟轉交給相關收信人。這一次見面，周小舟也給呂振羽帶來喜訊，正式通知他，組織已批準他的入黨要求，無候補期，為正式黨員，這是毛澤東等領導對呂振羽革命工作的肯定。他聽此好消息，高興無比。

此后，呂振羽又和曾養甫等進行五六次的談判，呂振羽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原則立場，很好地貫徹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7年8月，周小舟再次來到南京，呂振羽將所有材料和密電碼全部交給了他。周說，他回到北平后馬上就要攜帶這些材料去延安，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匯報這次南京談判的全部經過和情況。9月29日，毛澤東撰寫的《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曾提到“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這里的代表之一就有呂振羽。毛澤東在此文中還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送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由呂振羽和周小舟轉交給時任國民黨代表曾養甫，由曾養甫上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此后，國共秘密談判向更高層次發展，改由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沖通過電臺直接聯系。盧溝橋事變前夕，呂振羽結束了他的秘密使命，返回北平。

呂振羽參加南京談判，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這是我黨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為抗日救亡而同國民黨進行的第一場談判，它對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期間經歷9個月之久，雙方激烈爭論，唇槍舌戰，不及細述。呂振羽堅持原則，不辱使命，功不可沒。

毛澤東支持呂振羽辦“南方抗大”，培養大批抗日人才

呂振羽談判結束后，接到周小舟的指示——“回湘開荒”。1937年9月，他回到長沙，積極宣傳抗戰。呂振羽發現，在國民黨控制的學校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主張得不到貫徹。國民黨仍然在告誡學生“莫問國事”， 共產黨很難打入。他設想，能由共產黨人辦一所像延安抗大一樣的學校，培養抗戰干部，為日后堅持湖南抗戰作準備。他將這種設想向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工委作了匯報。徐特立和工委領導非常贊成呂振羽的這一主張，并立即向毛澤東和洛甫(張聞天)匯報，并要求黨中央派一些干部來，將抗大的學風帶來。不久，毛澤東和中央表示同意，并給予大力支持，派來了一大批干部。

1938年 6月，中共湖南省委決定派呂振羽為“塘田戰時講學院”副院長兼黨代表，籌辦“講學院”事宜。9月15日，塘院正式開學。這所特殊時期成立的學校被人們譽為“南方抗大”，先后有250余人參加學習。講學院除了開設國文、外語、音樂等常規課程外，還有游擊戰術、抗戰常識、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大綱等課程。學校師生除了開展正常的教學活動外，還組織戲劇、歌詠等活動，深入學校周邊鄉村，宣傳抗日救國，提高民眾文化素質。

◆塘田戰時講學院舊址。

1939年4月，塘田戰時講學院被國民黨“勒令停辦”。講學院雖只存在了短短8個月，但在抗戰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培訓學員250余名。這些革命的火種，從夫夷江畔，向新寧、城步、洞口、綏寧等地蔓延，遍布湘中和湘西南。不少學生撤退后，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回鄉建立黨組織，有的留在國統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有的加入了新四軍，在湖南乃至全國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毛澤東接見了呂振羽，把呂振羽的史學書作為常備讀書單

1939年8月，周恩來指示呂振羽去重慶，希望他利用在文化界的影響，做統戰工作。呂振羽于9月來到重慶，在復旦大學任教，寫下了一批對抗日有影響的論著。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后，為保護在重慶的文化戰士不被國民黨殺害，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讓呂振羽轉移到蘇北抗日根據地去。呂振羽在華中局黨校任教，主講中國革命史、中國社會史等課程，很受學員們歡迎。劉少奇、陳毅等和黨校學員都親切地稱他“老夫子”。1941年10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要他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1942年2月20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劉少奇及華中局電，“除呂振羽、賀綠汀外，其他高級文化人亦望調抽一批帶來延安從事學術研究，他們在蘇北游擊環境無研究學術可能，不如來延成就較大。”毛澤東的這份電報，表達了革命領袖對戰斗在抗日前線的知識分子極為關心，令人感動。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和呂振羽夫婦一行為時7個多月，長達萬里的行軍，共越過了敵寇嚴密控制的103道封鎖線， 終于在12月30日到達延安。當大家看到延安那高聳云天的寶塔時，不由地高興得跳了起來。 “到家了!到家了!”不少同志激動得熱淚盈眶。到延安的當晚，在歡迎會上，呂振羽見到了久已想念的毛澤東。幾天后，毛澤東接見了呂振羽，他們相談甚歡。毛澤東談到了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他告訴呂振羽，他讀過這本書，認為這是一部中國哲學史。并問呂振羽：為什么叫中國政治思想史?呂振羽告訴他，當時因為與陶希圣作斗爭，為了針鋒相對，故用了陶希圣的書名。毛澤東贊賞了他的斗爭精神。呂振羽還告訴毛澤東，他打算將近代部分補寫起來，還要寫完《簡明中國通史》，使這兩部書成為從古到今、名副其實的完整通史。毛澤東深表贊同。

就在毛澤東接見呂振羽時，毛澤東早對史學研究十分重視，他指出，史學工作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十分重要的，把研究歷史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他反對黨內不注重研究歷史的傾向，為此，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該決定經毛澤東修改后公開發表，決定說，延安干部學校并各抗日根據地干部學校“除正確地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之外，同時必須增加中國歷史與中國情況及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呼吁民眾抗日，充滿了愛國主義情懷，這正與毛澤東所倡導的重視史學研究的精神一致。毛澤東對呂振羽的堅定的革命精神和巨大的史學成就由衷欽佩。

后來，毛澤東對《中國政治思想史》這本書情有獨鐘，愛不釋手。1942年7月，毛澤東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出版問題時，毛澤東說：“最近經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1945年，毛澤東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仍然很重視，在紙張特別困難的情況下，讓“解放社”重版了這本書。《中國政治思想史》也進入毛澤東的常備讀書單，在他外出考察時，還指名隨身攜帶這本書。龔育之說，毛澤東在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隨身書目，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位列其中。

呂振羽與毛澤東的這次會見使他心潮澎湃，他隨即揮筆賦詩《回到延安》：

回到圣地心花開，八州翹首望延安。

歡迎晚會紅光閃，親聆音容樂無邊。

是啊，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呂振羽，青年時代就深受毛澤東等人的影響，走上了革命道路，當時無緣相見。他多年在國統區從事戰斗，這次千辛萬苦回到延安，又見到仰慕已久的偉人毛澤東，并與他面對面交流，聆聽教誨，還受到毛澤東稱贊，內心怎能不充滿幸福之感，“喜不自支”。

毛澤東親自修改呂振羽的文章，有力駁斥“蔣文”謬論

誠如毛澤東所說，呂振羽等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來延安，戰斗力更強，成就很大。1943年3月，由于第三國際的解散，國民黨乘機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掀起反共高潮。在這抗戰勝負的關鍵時刻，在這決定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命運之際，蔣介石拋出了由陶希圣根據他的授意代筆而成的《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洋洋灑灑十幾萬言，中心論點就是一個：宣稱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并對中共進行了攻擊和污蔑。面對國民黨發起的宣傳攻勢，中共方面決定進行“反擊”。毛澤東以其一貫的幽默語氣對呂振羽、范文瀾等人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作文章呢。”

◆毛澤東1942年致劉少奇及華中局電報手跡（調呂振羽等去延安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呂振羽撰寫了《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駁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文，于8月7日在《解放日報》專論第一版發表。劉少奇說：文章發表前毛主席看過，文章的副標題是毛主席親自加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毛主席還作了少量修改。報紙曾空運到重慶發行。當時先后發表的還有：毛澤東的《質問國民黨》、范文瀾的《誰革命？革誰的命？》等。呂振羽文章憤然批駁了“蔣文”謬論，即“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呂振羽以“查查歷史，看看事實”為立論根據，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給予了有力的駁斥。特別是舉出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抗日的事實進行有力批駁。呂振羽最后指出：“總之，中國之命運的光明面，是寄托在共產黨身上的，凡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人，就與它共同負起了爭取中國光明前途的任務；而在一切反共分子的身上，如果也寄托了‘中國之命運’的話，就只是寄托了黑暗的腐敗的滅亡的命運。”呂振羽痛快淋漓地駁斥了蔣介石的誣蔑，闡明中國之命運的寄托者是共產黨。這對粉碎蔣介石企圖再度挑起反共浪潮，對教育全國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在中共密集的反擊下，在全國人民和愛國同胞的一片反對聲中，蔣介石集團才不得不收斂起這股反共氣焰。

也就在這個時候，呂振羽看到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宣揚大漢族主義，他極為反感，認為這是一種無知妄說，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學說“正相反對”。他決心以歷史的事實去揭露蔣介石“妄說”，他決定重修民族史，認為這“是中國馬列主義者的責任”。經過一年時間，1947年2月，他的《中國民族簡史》完稿了，4月，由大連大眾書店出版。《中國民族簡史》突出的史學思想，就是對大漢族主義進行了堅決、猛烈的批判，還謳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該書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民族史的開創性嘗試，為后來的民族史研究走出了一條新路。呂振羽反對大漢族主義，毛澤東也多次提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問題，特別是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他深刻指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他們觀點相一致。正因如此，1949年10月，毛澤東簽署任命書，任命呂振羽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成立的中央部委之一。它承擔著執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監督實施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監督辦理少數民族權益保障事宜等。據呂堅說，絕大部分委員是少數民族，呂振羽是漢族身份，可能是考慮了他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資歷及學術成果。此后，呂振羽在這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毛澤東還簽署任命呂振羽為東北人民大學校長、中共中央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毛澤東還極為關心呂振羽的動向行至，中央宣傳部曾上報中央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名單：“……杜國庠(現在廣州)、呂振羽(現在沈陽)、翦伯贊、侯外廬(現在西安)、劉大年、尹達(人民大學)。”毛澤東加了批語，在“呂振羽(現在沈陽)”項下，改“沈陽”為“長春”。這一細節，表明毛澤東心目中是細心關注呂振羽，熟知他的工作地址的。

呂振羽提出，歷史科學必須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前進

毛澤東對呂振羽倍加關心，呂振羽也不負厚望，他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他認為學習歷史，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要把毛澤東思想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取得豐碩成果。

1960年5月，呂振羽在《歷史研究》第5期上發表《歷史科學必須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前進——紀念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出版三周年》一文。該文4萬多字，他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毛澤東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他認為毛澤東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有五大組成部分，即：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學說；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學說；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學說；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學說。這些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歷史實際、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創造性的發展，是中國歷史科學研究真正的基礎。呂振羽的這一研究和概括，使人們比較系統地了解毛澤東思想對史學研究的指導作用。

◆呂振羽

呂振羽還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到史學研究中。例如他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論述加以具體運用，研究出周朝封建制度的“不平衡發展”，這在當時古史分期的爭論中，確實與眾不同。他認為社會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落后的可以趕上或超過先進，先進的也可變為落后，這是一條“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還如當時有人提出疑問，農民起義既然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但為什么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眾多的農民起義，而中國封建社會卻延續了三千多年。呂振羽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援引了毛澤東的觀點，認為，每次農民起義都多少推動了社會前進，但由于農民“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農民自己找不到前進方向”，“只迫使新的封建王朝對農民作一些暫時的讓步和妥協”，因而不能根本地推翻封建制度，致使中國社會常常在生產有了某些發展以后，又進入“遲滯”狀態。

呂振羽對毛澤東是敬仰的，也充滿濃濃的感情。1962年11月25日，他特地到韶山拜謁了毛澤東舊居，賦詩一首，即《韶山謁毛主席舊居》：

誕降巨人處，韶山旭日紅。

五洲同仰頌，聲氣葉東風!

呂振羽也沒有忘記當年自己對毛澤東的許諾，在戎馬倥傯的戰斗歲月里，他擠出時間，潛心研究史學，完成了兩部大著。1945年10月，《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了修訂本。1948年他又完成了70萬言的《簡明中國通史》。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數次修訂和增補，多次再版，前后印刷近60萬冊，在中國現代史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著述頗多，從經濟史、社會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構成了一個體系，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編輯｜侯夢瑋

責編｜王媛媛

編審｜項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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