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孩子“外包”，代替不了家長盡責

剛大學畢業不久的明薇發現，家長們有不少育兒“外包”的需求：他們時間匱乏，渴望有人進入家庭承擔一部分父母的工作，陪伴孩子，“德智體美各方面都要培養一下。”而像明薇這類提供陪伴式服務的大學生，正成為大城市家庭教育生態中一個悄然興起的群體。

為孩子提供陪伴式服務的這些大學生，既不同于注重課業輔導的家教，也不同于側重生活服務的保姆。他們因為能陪孩子做作業、讀繪本、學拼音、捉迷藏、出門玩耍以及哄睡，而成為承接“外包”的陪伴師。忙于事業、無暇陪伴孩子的父母，則花錢聘用大學生陪伴自家孩子成長，這是種新現象。

表面看，這是一種多贏局面。相關大學生通過陪伴式服務獲得一種兼職、一份報酬。相關家庭的孩子，在父母陪伴缺失的情況下，可得到“臨時父母”的陪伴。相關家長將孩子交給大學生來陪伴，就可以安心搞個人事業。從職場角度看，陪伴孩子成長有望成為一種細分的職業，可解決部分人就業。

當“陪伴‘外包’”是供需雙方自愿選擇，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家長表示，“我們做父母是失職的”，這能看出為人父母的內疚與無奈。自古以來，很多事情就很難“齊美”，通俗地講，“忙了這頭，顧不上那頭”，多少能理解家長。而相關大學生在一定程度彌補了家長陪伴孩子的缺失。

不過，仍然要指出，陪伴“外包”以及再好的陪伴師，也代替不了家長陪伴孩子的責任。因為父母除了給予孩子生命，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應該承擔對孩子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雖說家長花錢聘用大學生陪伴孩子，也算履行責任的一種方式，但這種方式與孩子的期待和法律規定有差距。

坦率地說，每個孩子都希望父母陪伴自己成長。這種自然、樸素、基本的愿望，按說應該得到滿足。因為親子陪伴是這個世界最好的陪伴方式之一，既可以促進感情發展，也能讓孩子形成良好性格，還能增強孩子安全感等。比如明薇接觸過的8個孩子大多性格內向，親子陪伴缺失或是原因之一。

從法律角度來看，《家庭教育促進法》主要明確了家庭責任。根據其第十七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合理運用以下方式方法：親自養育，加強親子陪伴；相機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潛移默化，言傳與身教相結合……只有家長陪伴孩子，這些教育方式才能實現。

問題在于，將陪伴孩子“外包”的家長，被事業所牽絆，沒有時間和精力陪伴孩子，即在發展事業與陪伴孩子上很難做到兩全。這種情況下該怎么辦？筆者以為，家長可以選擇大學生來陪伴，但更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責任，盡量抽出時間陪伴孩子，讓“外包”陪伴成為補充，而非扮演“主角”。

也就是說，盡管這些家長很無奈、很自責，但更需要通過改變來修正自己，即在發展事業和陪伴孩子方面進行平衡和兼顧。比如事業上可以通過明確崗位分工、聘用職業經理人等方式，為自己適當“解綁”，就能抽出時間陪伴孩子。甚至不妨犧牲部分事業陪伴孩子，因為孩子才是最大“財富”。

陪伴孩子成長是家庭教育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家長履行責任的重要體現。這應該成為所有家長的共識。因為孩子從小到大只有一次，家長陪伴不可“掉隊”。另外，已經形成的陪伴市場，也需要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