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殘障人士“連滾帶爬”的，何止是深圳機場？

最近，鄭智化在深圳機場“連滾帶爬”登機的事件，引發了廣泛討論。有人關注機場服務是否到位，有人爭論說法是否夸張，也有人翻看監控、揣摩細節，試圖判斷“是不是他自己說得重了”。

▲圖源網絡

但與其把目光只停留在某個機場、某位工作人員、某一句措辭上，不如換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去看：如果這一幕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城市——廣州，會不會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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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愿意花半個小時，在廣州走一條真實的路，就會發現：讓殘障人士“寸步難行”的，遠不止一處機場，而是這座城市許多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空間。

北京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作為廣州最核心、最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地方，這里整潔、繁華、景觀精致。但如果你嘗試推著輪椅、推著嬰兒車、扶著老人慢慢走，你很快就會發現，這座城市看起來是平的，但實際處處是坑。

北京路周邊的盲道幾乎“盲得徹底”。共享單車、電動單車、外賣柜、廣告牌、路牌、貨架……把盲道堵成了裝飾。盲人如果真的沿盲道行走，不是撞車就是撞柱，最后只能下到車流中“找路”。盲道還在，但盲人消失了。

少年宮門口和北京路幾處路口，為了防止電動車穿行，圍上了整齊密集的石墩和鐵柱，只留下一條狹小的缺口。對于輪椅使用者來說，那不是入口，而是關卡。為了進入一個理應屬于公共的空間，他們被迫繞行很遠，甚至必須求助他人。

我們在“管理違規”，同時也在“管理掉了行動不便者的存在”。

很多人會說：“殘障人士可以找工作人員幫忙啊，大家都愿意幫的。”這句話聽上去溫情，但恰恰忽略了無障礙最核心的價值。無障礙的意義，從來不是“有人幫我”，而是“我可以自己來”。

當一個人本來有能力獨立完成生活中的事情，卻因為環境不友好而必須依賴他人，這不是被關照，而是被迫接受恩惠。那種“本可以靠自己，卻不得不依賴別人”的感覺，本身就帶著屈辱感。就以鄭智化的事件為例，機艙門和升降車的25厘米落差，完全可以通過技術輕松解決輪椅通行的問題，而無需勞動地勤人員的。

為什么有些人無法理解這種感受？因為他們默認了一個前提：“殘障人士本來就應該寸步難行。”所以，他們覺得殘障人士能在幫助下完成某件事，就應該感激。但殘障人士的認知從來不是“謝謝你讓我能活下去”，而是：“我也屬于這座城市，我也應當被允許獨自行動。”

還有人說，中國殘障人士很少，沒必要為他們“大動干戈”。但之所以看不到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少，而是因為這座城市本來就不歡迎他們出現。

缺乏連貫的人行道、斷裂的盲道、難以抵達的電梯、需要反復繞行的公共入口——這些都讓行動不便者主動減少出行，減少被看見。于是形成了一個安靜但殘酷的循環：因為缺乏無障礙 → 他們不出現→ 因為他們不出現 → 大家誤以為不需要無障礙。

而事實上，無障礙的受益者從來不只是一小部分人：推嬰兒車的父母、腿腳退化的老人、傷后康復的人、拉著重行李的旅客、孕婦、甚至只是今天腳扭了的你。

無障礙不是在為“別人”修路，而是在為“未來的自己”鋪路。我們在年輕、健康、輕快的時候，會以為城市是平的。只有當我們走得慢、推不動、看不清的時候，才會知道判斷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標準，從來不是它對走得快的人有多友好，而是：它是否愿意為走得慢的人留下路徑。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總有一天會走得慢。而那時，這座城市，會不會接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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