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文化程度到底有多高？專家：其實他真實學問，讓你望塵莫及

1959年，北京故宮門前，一位身著舊呢大衣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之中，手里捏著一張進宮門票，神情復雜。

他不是游客，卻也不是主人，他的名字叫愛新覺羅·溥儀。

曾是九五之尊，今日卻以“普通人”的身份踏入“舊宅”。

而就在這年，他在派出所填寫戶籍表時，落筆寫下自己的學歷？

他寫了什么，一個末代皇帝，到底文化如何？

1908年，三歲的溥儀還不懂“皇帝”二字，就被抱上了太和殿的金漆龍椅。

當慈禧太后在內廷宣布他將繼承皇統之時，他正大哭不止，哭聲蓋過了百官的山呼萬歲。

彼時的他只是一個失去了玩伴、驚恐萬狀的孩童。

六歲那年，溥儀正式迎來了屬于皇帝的啟蒙教育。

宮中為此擇日定吉，由隆裕太后親自選派老師，欽天監挑選黃道吉日，寓意“開筆有福，皇運昌隆”。

他的書房設在中南海瀛臺補桐書屋，這原是光緒帝被幽禁時的住所，如今成了這個小皇帝的學堂。

不久后，書房遷至紫禁城內的毓慶宮。

這曾是光緒帝的啟蒙之地，如今又成了溥儀的“課堂”。

教室位于宮殿西側兩間敞間之中，靠窗放置一張紅木案幾，案上鋪著黃綾綢緞，擺滿了筆墨紙硯。

靠墻的炕沿上整齊排列著帽筒、香爐、瓷瓶，太監每日負責焚香凈室。

授課方式別具一格，溥儀坐在炕上，案前攤開的是一卷卷以《十三經》為主的宮廷定本：有《朱子家訓》《圣武記》，也有《大清開國方略》等帝王心法。

這些書非流通版本，而是專為皇室定制的版本，字體端正，版式嚴謹。

教師站立講授，不得坐下，“雖師，臣也；雖徒，君也”，在皇權之下，哪怕是一位須發皆白的飽學之士，也必須低頭講課，不可僭越規矩半分。

授課內容以朗讀為主，不強制背誦，也不設考試，但每日的“請安念書”制度，卻堪比現代的隨堂測驗。

這項規矩，是隆裕太后親定。

每日天不亮，太監總管便要提前到溥儀臥房門口，站在外頭大聲背誦昨日功課。

如此一來，即便是躺在榻上蒙頭大睡，耳邊也被灌得滾瓜爛熟。

待到請安時，小皇帝必須當著太后的面，原原本本地朗讀前一天的課程內容。

朗讀時如若出現錯漏，太后雖不會責罰，卻會輕描淡寫地說一句：“陛下要再用些心。”

宮廷之外的學童或許面對的是父母的催促、先生的板尺，而溥儀則被一整套制度“規訓”著長大。

金頂小轎進殿，太監開道、師生列隊，上學如同朝政。

這種教育并非培養知識分子，而是塑造一位帝王的氣度。

1919年，溥儀卻比往常起得更早，因為今天將見到一位傳說中的“洋先生”。

這位英國人不僅身材高大、頭發花白，而且據說能背誦唐詩、研讀儒經，更是牛津大學的高材生，他的名字叫莊士敦。

從英國皇室到印度殖民，從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講到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位洋教師用一口抑揚頓挫的牛津腔英語娓娓道來。

溥儀聽得一愣一愣，他從未想過，一個外國人居然能把儒家經典與西方哲學，一并講得頭頭是道。

更讓他吃驚的是，莊士敦沒有半點仆從般的諂媚，也沒有中式教師那種“雖師臣也”的卑微。

他坐在皇帝對面，眼神坦蕩，語氣溫和，隨著時間推移，兩人逐漸建立起一種超越師生、接近朋友的關系。

溥儀喜歡模仿莊士敦念英文的方式，尤其鐘情那一口圓潤的英音，有時還偷偷學著他的腔調，站在鏡子前自言自語：“How are you，sir?”

偶爾被太監撞見，他也不惱。

而在英語水平方面，溥儀的進步堪稱飛躍。

他能用流利的英語進行日常對話，還能模仿莊士敦的口音，用一口“牛津腔”念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一次，他在莊士敦生日宴上，用英語即興朗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獨白：“To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聲音雖稚嫩，卻極為標準。

莊士敦聽罷，起身鞠了一躬：“Your Majesty，your English is far better than many of my students at Oxford.”

這段經歷讓溥儀開始意識到，皇帝的身份并非萬能的金身，他只是生在一個時代浪潮前的孩子，而莊士敦，是那個引他走出皇城，仰望世界的人。

1959年12月，北京的一家派出所，迎來了一位特殊的戶籍登記者。

他穿著洗得泛白的舊呢大衣，袖口磨毛，褲腳被細細疊起，一雙黑布鞋在地上悄然無聲。

溥儀依照組織安排，為即將入職的園藝工作補辦手續。

當戶籍表發到他手中，他提筆落墨，“姓名”一欄寫下了五個工整的字：愛新覺羅·溥儀。

在“文化程度”一欄，他略作遲疑，最后緩緩寫下兩個字，“初中”。

這個細節，幾乎震驚了不少人，曾坐九五之尊、登三次帝位、出版過自傳、受聘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的末代皇帝，居然只有“初中”學歷？是他太謙虛，還是另有隱情？

從形式上看，溥儀的確沒念過現代意義上的小學、中學，更別提高等教育。

他沒有考過試、領過畢業證，也未曾在教室中坐在木桌前聽過校鐘鈴響。

但若將“學歷”與“文化程度”完全劃上等號，卻也是一種誤解。

溥儀自六歲入學，在宮中接受的，是一種獨屬于帝王的“定制化教育”。

他的課本是用黃綾裝幀的《十三經》、手抄版的《朱子家訓》，以及清廷內府特編的《大清開國方略》《圣武記》。

這些內容，濃縮了千百年來王朝治國的心法，遠比一套初中教材來的晦澀復雜。

他熟知《大學》《中庸》的章節結構，能背誦《論語》《孟子》并附以注疏。

在他六七歲時，便能準確說出“六藝”在不同朝代的演變，還曾將《春秋三傳》做對照學習。

漢文之外，他還被要求學習滿文、英文、歷史、政治、地理，甚至包括禮儀、辯經、書畫等。

教授他漢學的，是清末遺老如朱益藩、陳寶琛、梁鼎芬這些朝中名宿；教他英文的，是英國牛津大學出身、曾任香港總督秘書的莊士敦。

這些人，放在今天，皆可獨當一面，甚至是學術泰斗。

他能一口氣背出《資治通鑒》的多個朝代紀年，也能娓娓道來英國議會制度的運作。

他寫得一手好小楷，工整清秀；詩詞歌賦雖未出版，卻自成風骨；更會畫插圖編小書，自娛自樂。

他的英文發音，被外國傳教士稱為“比一般大學生還純正”，還帶有明顯的“牛津腔”。

他不只是能聽能說，還能直接用英文書寫信件與日記。

這些文化能力，是時間沉淀，身份加持下的文化深度。

那么，溥儀為何對自己的學歷只寫“初中”呢？

1959年的他，已不是皇帝，而是新中國的一名普通公民。

或許他是想以“初中”二字，壓低自己的文化“檔次”，也是壓低身上的皇權，以示愿從頭做人。

這種姿態，與當下社會對“學歷”的迷信，形成了強烈反差。

今天的人們習慣于用文憑判斷一個人的能力，用考試成績劃定文化高低。

而溥儀的例子恰恰提醒我們，學歷只是通往知識的路徑之一，文化程度更關乎一個人的學習廣度、精神氣質、思維深度。

一個未進過大學的皇帝，卻能讀儒學、講英文、研史論政、練書法、寫詩文，最終寫出一部影響深遠的《我的前半生》。

而今一些人雖擁有碩士博士的頭銜，卻連一篇完整的文稿都難以獨立完成，談起歷史文化，只能機械重復教材內容。

在這樣的對比下，誰才是真正的“有文化之人”，答案便不言而喻。

文化是烙印在骨子里的修養，是藏在舉止與語言中的底蘊。

知識可以考試，文化卻須沉淀；學歷可以量化，修養卻需一生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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