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浩如煙海的珍寶中,有一卷僅五行四十七字的墨跡,它靜靜地陳列,卻承載著整個東晉時代的風流與氣韻。這便是王珣的《伯遠帖》。它不僅是一封信札,更是一座不朽的豐碑,是連接我們與那個“江左風流”之士人精神世界最直接、最可信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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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希世之珍:晉人墨韻的唯一證言
在中國書法史上,晉代書法,尤其是以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的“二王”書風,被譽為最高典范。然而,一個令人扼腕的現實是,王羲之并無一件確鑿無疑的真跡傳世,我們所見的《蘭亭序》皆為摹本,《快雪時晴帖》亦是后人臨摹或勾填。王獻之的《中秋帖》也被考證為宋代米芾的臨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伯遠帖》的存在,便具有了無可替代的史詩性意義。
它是“三希堂”中唯一的晉人真跡,非摹非臨,紙墨蒼古,筆觸清晰,每一處飛白與頓挫,都是王珣當年手腕運動的真實記錄。當我們凝視這片筆墨,便仿佛穿越了1600多年的時光,與那位瑯琊名士面對面,親眼見證他如何濡墨揮毫,將瞬間的情思凝固于方寸之間。這種“真”的價值,使其成為研究東晉書法筆法、墨法、章法最權威的“標準器”。
二、 筆墨形神:晉人風度的視覺呈現
《伯遠帖》在藝術上完美詮釋了“晉人尚韻”的美學追求。
其用筆,瀟灑自然,以側鋒取勢,靈動多姿。起筆往往順勢落紙,尖鋒直入,流露出信手拈來的隨意與自信。行筆過程中,提按轉折極其豐富,如“從”字的最后一筆,由重至輕,飄逸而出;“優”字的筆畫牽絲引帶,婉轉流暢。這些筆觸毫無后世唐楷那般刻意求工的雕琢感,而是充滿了即興的、抒情的節奏,正如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所言,是“自由瀟灑的筆姿……擺脫了隸書的規律”。
其結字,疏朗開闊,奇正相生。通篇章法,錯落有致,氣脈貫通。字與字之間雖少連筆,但顧盼生姿,意斷筆連。從“珣頓首頓首”的莊重開始,到“分別如昨,永為疇古”的感慨,情緒在筆端自然流淌,節奏也隨之起伏。這種章法不是精心設計的產物,而是書寫者心緒軌跡的自然外化,是“無意于佳乃佳”的至高境界。
三、 文本與心境:書信背后的生命感懷
《伯遠帖》的內容是一封寫給族兄弟王穆(字伯遠)的信。文中提到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己卻“羸患”(身體羸弱多病),雖有“志在優游”的向往,卻感嘆“意不克申”(志向不能實現)。最后寫道“分別如昨,永為疇古”,流露出對時光飛逝、友人遠隔的深深悵惘。
這短短的文字,勾勒出一位東晉名士的典型心境:對友情的珍視,對自身健康的憂慮,對自由優游生活的向往,以及在世事無常面前的淡淡哀愁。它沒有宏大的敘事,只有私人化的情感絮語,而這恰恰是最真實、最動人的地方。王珣所代表的瑯琊王氏,雖為頂級門閥,身處權力中心,但其個體的生命體驗,依然充滿了普通人的煩惱與感傷。這封短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褪去“書圣”家族光環的、有血有肉的文人形象。
四、 流傳與升華:從私人信札到文化符號
《伯遠帖》在歷史上的流傳過程,本身就是一部微縮的中國書畫收藏史。它歷經宋、明、清諸代宮廷與名家遞藏,卷上留有董其昌、乾隆等人的題跋與鑒藏印。尤其是乾隆皇帝,對其珍愛有加,將其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一同供養于養心殿的“三希堂”,使其地位升華至無以復加。
董其昌在題跋中盛贊其“瀟灑古淡,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精準地概括了后世文人對它的集體審美感受。它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象征著那個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獨立、藝術與生活渾然一體的黃金時代。近代,它曾流散民間,歷經顛沛,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后,由政府重金購回,入藏故宮。其回歸的歷程,亦是國家與民族對文化根脈守護的象征。
結語
《伯遠帖》是一頁薄紙,卻重若千鈞。它以其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讓我們得以窺見晉人書法的原貌;以其精湛絕倫的藝術性,為我們樹立了“尚韻”書風的典范;以其真摯動人的文本,讓我們感受到古人鮮活的情感脈搏。它不僅僅是一件書法作品,更是一段凝固的歷史,一曲流淌的樂章,一個偉大時代精神氣質的永恒回響。在它那疏朗的筆畫間,東晉名士的從容、優雅與淡淡憂傷,依然在向我們低語,訴說著千年不變的風流。
撰文:王敏善,當代書家、一級美術師、知名撰稿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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