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風凜冽,硯池卻不曾結冰。中國人筆下的春天,往往從臘月開始萌動——不是在枝頭,而是在紙上。金石有聲——碑帖里的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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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一部書法史,那些流傳千古的碑帖里,竟藏著無數個古人過年的消息。除夕的爆竹聲,元日的賀正儀,立春的彩勝,元宵的燈火,都凝固在斑駁的石花與漫漶的墨跡之間,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年畫”。
唐人摹本《蘭亭序》里,王羲之在永和九年的暮春之初寫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那是上巳節的修禊,雖非春節,卻有著春節才有的那種萬物更新的氣象。馮承素的響搨,用細筆勾勒出每一個字的輪廓,如同用最精密的針腳,把那個春天的午后永遠縫合在紙上。我們在千年之后展卷,依然能聞到蠶繭紙上傳來的江南早春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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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屬于春節的墨跡,要數那些流傳至今的賀正啟事。索靖的《月儀帖》中,有專門用于正月的書儀:“正月具書,君白。大蔟布氣,景風應物。順辰動化,氣協韶音。”雖是章草的典范,字字獨立而氣勢貫通,卻分明讓人看見一個西晉的文士,在正月的陽光下研墨寫信,向遠方的朋友傳遞新春的問候。那“大蔟布氣”四字,筆勢開張,仿佛真的把春天從筆端釋放出來。
唐人《十二月友人帖》中,有一封約在長安西市的某位無名書家寫給友人的新年賀信:“獻歲將臨,新正啟節。敬想同慶,慶慰同深。”二十多個字里,有四個“慶”字,寫法各不相同,卻同樣飽含著對新春的喜悅。這喜悅不是帝王祭天的宏大敘事,也不是文人雅集的曲水流觴,而是尋常百姓在歲首時分的樸素情感。墨跡因年代久遠而略顯暗淡,但那份新年問候的溫度,卻絲毫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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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刻帖中,保留了不少宋以前名賢的歲首書跡。顏真卿的《劉中使帖》雖非春節所書,但那種激昂奮發的精神,恰與春節所蘊含的蓬勃生機相呼應。特別是那“耳”字的一豎,直貫到底,仿佛要把整個寒冬劈開,讓春光傾瀉而入。
米芾的《值雨帖》寫于崇寧二年,大約在歲末年初。帖中言“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怵以相知,難卻爾”。雖是日常通信,但那沉著痛快的筆觸,那左傾右倒的字勢,分明是一個性情中人在年節將至時的率真流露。臺北故宮所藏此帖,墨色如新,讓人想見當日米顛研墨揮毫時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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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動人的,往往是那些無名書手的作品。敦煌遺書中,有一件編號為P.4642的寫本,是晚唐時期敦煌某寺院的學郎在歲末年初抄寫的《勸善經》。經文的后面,隨手題著幾句打油詩:“今朝正月一,慶賀萬事吉。延壽如南山,長年等今日。”字跡稚拙,錯別字也不少,卻讓人看見一千多年前的一個春節清晨,某個小沙彌抄完經卷后,在卷尾寫下的新年愿望。那墨跡里,有爐火的溫暖,有粥餅的香氣,有新年第一縷陽光照進洞窟的明亮。
碑刻里的春節,則要莊嚴許多。西安碑林的《孔子廟堂碑》,虞世南在武德九年奉敕撰文并書丹,記的是新年祭祀孔子的盛典。碑文開篇便言“臣聞元天列象,北極著于上曜”,把新正祭祀與天象聯系起來。那字跡外柔內剛,含蓄蘊藉,仿佛把新年的莊重與希望都涵泳在筆鋒之中。
山東掖縣的《鄭文公碑》刻于北魏永平四年,碑文中有“刊石銘德,以揚休烈。庶千載之后,莫不采其流風”之語。每逢歲首,當地士人便會聚集碑下,用拓包蘸著上好的徽墨,將碑文一遍遍拓印下來。那墨拓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儀典——紙覆在冰冷的石面上,撲子輕輕敲打,金石之聲在冬日里格外清脆,仿佛要把石頭里沉睡的春天喚醒。
從甲骨文的卜歲,到金文的“用祈眉壽”,再到簡牘中的“賀正”,最后到紙墨上的“新正啟節”——三千多年來,中國人用不同的書寫工具,在不同的載體上,表達著同樣一種情感:對新春的期盼,對生命的祝福。那些碑帖里的春節,有的隆重,有的簡樸;有的精致,有的粗率;有的出自名家巨匠,有的來自無名寫手。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部另類的“春節史”——不是帝王將相的祭祀儀典,也不是文人墨客的風雅酬唱,而是尋常百姓在歲首時分最真實的心跳。
而今,當我們鋪開紅紙,提起飽蘸濃墨的筆,準備書寫春聯的時候,不妨想一想:我們正在參與的,是一個何等悠久的傳統。從王羲之到米芾,從敦煌學郎到明清舉子,無數人曾在這同樣的時節,用同樣的工具,做著我們今天要做的事——用最美好的文字,迎接最古老的春天。
窗外,爆竹聲。案上的硯臺里,墨汁正泛著青黑的幽光。筆鋒落下,紅紙上出現第一個字——“春”。這一筆下去,便接通了千年。(圖文/王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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