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要求《調查令》載明法官手機號，律師怎么看？

騰訊要求《調查令》需載明法官手機號？

據“騰訊協查”小程序里的《律師調查令業務辦理公告》，律師《調查令》所調取數據須加密傳輸至經辦法官，務必在律師《調查令》上載明承辦法官手機號。法官手機號將用于接收律師《調查令》回函解壓碼。

《公告》還稱，自2025年12月31日后，原則上僅受理載明承辦法官手機號的律師《調查令》。即日起對律師《調查令》上載明承辦法官手機號的優先辦理，律師《調查令》上無承辦法官手機號的須簽署《確認書》后辦理。

青島市廣播電視臺“正在新聞”在10月31日的報道中提到，以往《調查令》大多數會使用法院或法官的座機號碼，而使用座機號碼則意味著無法接收到短信，無法接收回函解密密碼。

曾到騰訊總部調取數據的李律師介紹，以往如需向騰訊調取信息數據，必須到深圳騰訊總部辦理，還需要線上預約。第一次辦理相關業務的律師無法進行線上預約，需要先到深圳騰訊總部取號認證，再辦理相關業務。

10月28日，騰訊對系統進行合規升級，要求《調查令》上載明承辦法官手機號，在法律業界內引起廣泛討論。

李律師認為，《調查令》本身就是法院給出的，律師充當送材料的角色，通過法院開具的《調查令》，向法院運送材料。

“不是所有法官都配備有工作號碼，有些法官并不愿意將自己的私人號碼留在《調查令》上。因為會泄露其私人號碼，在其非工作時間被如當事人、律師等騷擾。”李律師認為，騰訊的相關要求增加了律師與法官溝通的時間成本。

不過，河北誠研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郭鵬超律師向“法度law”分析認為，騰訊這么做的出發點是為了提升數據處理的安全性，也符合保護數據安全的合規要求，但客觀上確實為律師持調查令進行調查取證工作增加了一定的負擔。

郭鵬超律師建議，在保障數據傳輸安全的基礎上可以考慮優化一下工作流程，比如將必須寫明法官手機號改為寫明法院認可的用于接受解壓密碼的手機號，這樣可以給法院一定的選擇空間。如果遇到法官不便于公布私人手機號的情況，可以授權使用辦案助理或團隊的手機號來用于接收解壓密碼。

“從辦理案件的角度來說，法院調取的證據在庭審時要進行出示，律師作為代理人有質證的權利，也就是說代理案件的律師是有權利看到這些證據的，只不過區別是律師是否可以直接從騰訊獲取這些調取的證據。將相關證據直接交給律師并不代表這些信息會失控，因為從律師執業規范來講，律師辦案過程中獲取的個人隱私也是應當予以保密的。”郭鵬超律師說。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新南威爾士大學法律博士趙琮律師向“法度law”分析認為，騰訊修改律師持調查令調取證據的流程，最大爭議在于律師難以獲取法官的個人手機號碼，實踐中法官也傾向于使用座機溝通，避免個人正常生活被工作事項干涉，給雙方工作都增加了難度。從作用來看，該操作流程改變的形式作用高于實質作用，主要用于降低騰訊公司自身面臨的經營風險。

原因在于，一方面，調查令不是律師或律師事務所開具的文件，而是經法院許可后、具有一定強制性的司法文書，具有較高正式性，無法隨意取得；另一方面，律師持《調查令》自騰訊公司調取的證據，提交法庭后需要由原被告雙方查閱并舉證、質證，最終仍會呈現于涉案各方眼前。

趙琮律師說，由法官個人手機號碼收到的短信解密打開文件，可以使得潛在的信息泄露風險發生于訴訟等司法程序中，而不是騰訊公司參與的調取證據過程中。這一時間的延后，降低了騰訊公司自身面臨的風險，尤其是目前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合規要求越來越高，這一做法使得騰訊可以免除被指控泄露個人信息、隨意披露數據的風險。借此，偶爾發生的律師偽造調查令，或訴訟雙方通過虛假訴訟、騙取調查令后套取騰訊公司儲存的個人信息等空間將被壓縮。

不過趙琮律師表示，這也可能面臨更多的問題。

一是騰訊公司通過收集整理調查令中記載的法官電話，幾乎可以形成“全國民事法官個人號碼通訊錄”一本通，騰訊如何保護這些法官的個人信息、如何避免別有用心之人利用“全國民事法官通訊錄”進行非法操作甚至影響司法公正。

二是信息收集程序的繁瑣，可能使法官對流程的配合度降低，進一步加劇司法中本就“立案難”“執行難”的困境。

“相關問題，需要后續實施過程中，由騰訊公司進一步探究，并由相關部門緊密監督。”趙琮律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