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克爾：啟蒙與經濟轉型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202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

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委員會表示，獲獎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創造性破壞如何制造沖突，必須以建設性的方式進行管理。否則，創新將受到老牌公司和利益集團的阻礙，這些公司和利益集團可能會處于不利地位。

“獲獎者的工作表明，經濟增長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后的機制，這樣我們就不會再次陷入停滯，“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說。

喬爾·莫克爾在其著作《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中提出：任何時期的經濟變化都依賴于人們相信什么，且依賴程度比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的要高。

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的兩次偉大變革，這兩次變革深刻而全面地改變了人類生產與生活的面貌以及人類自身與自然界的關系。考慮到目前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原始落后的農業生產仍在一些低收入國家占居主導地位，因此，從全球視角來看，我們現在仍處在工業革命的余波之中。

與農業革命不同，工業革命并非相對獨立地起源于少數幾個不同的地區，而是相對集中地發軔于英國的英格蘭地區，繼而傳播至歐洲大陸和北美殖民地以及其他歐美以外的國家和地區。

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在這大約一百年的時間里，英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實現了以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為特征的現代經濟增長，其本質則是由傳統經濟社會向現代經濟社會的轉型，由此，蔚為壯觀的現代化進程席卷全球，直至世界的各個角落。

雖然各國啟動現代化的時間有早晚，具體國情有差異，所處的時代特征有區別，從而會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英國作為經濟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原型”，始終具有獨一無二的研究意義和參考價值。

正因為如此，英國這段對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一直都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無數學者從技術、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軍事等不同視角，不斷提出問題、假說和解釋，進行測度、檢驗和爭論，寄希望于找到成功實現現代化轉型的訣竅和鑰匙。

美國經濟史協會主席（2002-2003）、西北大學教授喬爾·莫克爾（Joel Mokyr）的《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一書，試圖說明源自啟蒙運動的思想和信念改變了英國的制度和英國人的經濟行為，從而催生了經濟社會的轉型和工業革命。

從這一視角出發，作者對英國在工業革命及工業革命之前一段時期的知識和技術、產業和貿易、人口和社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全景式描述和解讀。

作者在本書中闡發的許多深刻見解，不僅對于理解英國的轉型有重要意義，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的發展也有諸多啟發。擇其緊要之處，簡述如下：

第一，啟蒙思想是轉型的前提。啟蒙運動中產生的一些思想信念，是促進英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前提條件。近三四十年來，經濟學家基本形成了共識，即制度通過對人們行為的激勵和約束，決定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以及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類型和速度，從而決定長期經濟發展的績效。而制度的形成和演變則取決于人們的思想和信念，因此，思想、文化和信念可能是決定長期發展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啟蒙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思想變革之一，其中一些最核心的內容成為英國轉型和變革的動力源泉。比如進步主義的觀點強調科學的方法和知識的傳播可以促進有用知識的積累，增進人類的福利，這激發了人們克服環境和資源約束、實現技術和社會進步的進取精神。

實際上，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實現的眾多技術突破，并不是由于重大的科學發現，而是由于有用知識得到了更好的傳播，包括借鑒之前的技術和國外的技術。

另外，眾多企業家、發明家和技術人員愿意致力于發展和應用新的技術，是因為產權受到了更好的保護，包括知識產權，這也與洛克等啟蒙思想家強調的私有產權是個人自由的保障密切相關。

第二，轉型的關鍵是建立“元制度”。英國實現了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并不意味著它一勞永逸地建立了一種完善的制度，并且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作者考察的這一歷史時期，英國的制度也在不斷發展和完善，逐漸消除經濟中存在的壟斷因素，促進競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政府也在不斷糾正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出現的市場失靈。

因此，英國成功轉型的關鍵在于形成了一種促進發展的“元制度”，同時制度又具備較強的靈活性和較高的適應性效率，從而可以應對從戰爭到災荒等一系列重大的內外部挑戰。

作者認為，對于英國而言，這一“元制度”就是英國的議會制度。這一制度提供了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進行有效談判和妥協的機制，而不僅是一種利益再分配的尋租機制，而這一點也得益于啟蒙思想。

啟蒙運動并沒有給出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是它提供了一種被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廣泛接受的進步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這幫助英國在經濟社會轉型之前，首先實現了“元制度”的轉型。

第三，后發國家可能面臨“雙重轉型”的困難。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在實現經濟社會轉型時已經處于世界創新和技術的前沿，并在此后始終處于相對領先的地位。但是很多后發國家需要解決經濟趕超的問題，因此往往建立趕超型體制。

在這種趕超型體制下，經濟迅速發展，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后發優勢的減弱，趕超型體制面臨轉型的問題。另一方面，這些后發國家在實現經濟趕超時，可能并沒有完成像英國那種由傳統經濟社會向現代經濟社會的轉型。因此，這些國家可能面臨“雙重轉型”。

二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在某些時期實現了快速發展，但是在真正轉變為發達經濟體之前，往往會經歷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無法實現真正的跨越，從而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上述“雙重轉型”可能正是這一陷阱存在的原因。

第四，重視發展與轉型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按照啟蒙思想的傳統，國家被視為洪水猛獸一般的利維坦，對個人自由與私有產權造成直接的危害，但為了避免墮入人人為戰的叢林狀態，又需要國家壟斷暴力，維護社會和平與秩序，因而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必要之惡”。這對傳統社會是一種相當真實的描繪。

正是看到了受重商主義思想的影響，國家干預導致了大量的腐敗，阻礙了市場擴展和經濟效率，亞當·斯密才系統闡發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并對此后二百多年的經濟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英國也正是在與本國重商主義思想和政策的斗爭中實現轉型的。接受了啟蒙思想的精英階層，借助于議會制度，逐漸清除了存在于英國經濟方方面面的壟斷與尋租行為，使之轉型為一個開放和競爭的經濟社會制度。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英國政府是一個完全放任的、輕徭薄賦的小政府，恰恰相反，無論從人均水平還是從經濟總量的占比來看，英國的稅負幾乎是當時歐洲乃至全世界最重的，并將其用于對外發動戰爭或者對內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國家在英國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二戰以后的東亞經濟奇跡和近些年來有關制度與發展的研究再次印證了這一點。之所以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這種差異，是因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和政府發揮的作用不同，關鍵不在于小政府，而在于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國家和政府在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下，適時界定和調整自身與市場和社會的界限，恰當地發揮自身的職能，這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我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在過去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都處于經濟趕超的過程中，這意味著與始終處于發展前沿的發達國家相比，適宜我國增長和發展的制度和模式必然尤其特殊性。

但是，當趕超過程趨近于結束時，制度與模式也要進行適時地調整，并且經歷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此而言，英國在二百年前實現轉型的經驗對我們仍有借鑒意義，而《啟蒙經濟》一書無疑為此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簡介：作者為

南開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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