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艾滋病“0”號病人的故事

自艾滋病被人類首次發現以來，科學家們除了積極尋找治療方案外，也一直在試圖解開艾滋病起源之謎。艾滋病來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是現階段被大多數權威科學家認可的觀點。艾滋病被發現的二十年后，科學家才從黑猩猩體內發現SIV病毒。

SIV和HIV同為靈長類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SIV為猴免疫缺陷病毒，HIV為人免疫缺陷病毒。他們認為，SIV病毒變異后，從猿猴傳播到了人類身上。上個世紀20年代，準備上山狩獵黑猩猩的非洲人。

那么問題來了：黑猩猩又是怎么把病毒傳染給人類的？

現在大多數艾滋病專家認為，這與非洲一些國家有捕食猿猴的習慣有關，他們在屠宰或食用的過程中被感染了病毒。所以，不要再亂猜想人類跟黑猩猩有什么PY關系了。（那鬼知道有沒有骯臟的PY交易）

非洲農貿市場販賣的黑猩猩肉，價格只有其他肉類的幾分之一，被稱為窮人的蛋白質不過，以上的觀點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測，艾滋病起源之謎到目前還不算真正解開。

畢竟第一次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艾滋病傳染開來的病人，已經沒辦法找到了。雖然，這些最原始的病例無從考證，但“第一個”將病毒傳入美國的人卻有跡可循。

他就是被稱為艾滋病“0號病人”的蓋爾坦·杜加（Gaetan·Dugas）。“零號病人”，是指第一個得傳染病，并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調查中，也叫做“初始病例”。

因為“0號病人”這個錯誤標簽，杜加被認定為把艾滋病帶到美國、性生活混亂，并且惡意傳播艾滋病的反社會分子。這個不幸患了艾滋病的可憐蟲，還被指為艾滋病疫情的“源頭”，受盡了千夫所指。

年輕的杜加

直到上一年年末，研究者才通過歷史和基因分析，洗脫了他身上的罪名。原來杜加并非臭名昭著的“零號病人”，他只是成千上萬被感染HIV的一員，更不是他把艾滋病帶到美國來的。然而，這場鬧劇已持續發酵了近30個年頭。

空少杜加

蓋爾坦·杜加，出生于1953年，是一位法國國籍的航空乘務員。他相貌英俊，身材建碩挺拔，還帶著輕柔的法國口音。這樣的條件可以說是迷倒了一大票年輕小伙子——沒錯，他就是同性戀者。

從20歲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在飛行之余，他每到一處就會去各個城市的同性戀聚集地嗨，如gay吧和桑拿房等。英俊的外貌和極具親和力的杜加，在同志圈子里大受歡迎，他也很享受這種生活。然而，他的好日子并沒有過多久。

卡波西肉瘤

1980年夏天，杜加的身上無端端長出了許多紅疹和紫斑。他隨后便被醫院確診為卡波西肉瘤。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簡稱KS，當時是一種多見于男同性戀人群的皮膚癌，故被稱作“同志癌”。

杜加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并不知道這是艾滋病并發癥的一種。他只知道，自己是眾多同性戀中倒霉的一員，也沒有想過這種疾病竟可以通過性生活傳播。所以除了積極參加化療外，樂觀的他該怎么過還是怎么過。

因為接受皮膚癌化療，他的頭發不斷脫落。后來，他就索性剃了個光頭，并在頭上系一條豹紋發帶，是當時最為時髦的打扮。然而，生活從來不會因為樂觀和積極變得簡單。

1981年6月，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就在《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刊》上介紹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時候還沒命名為艾滋病，杜加并不在這份名單上）。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關艾滋病的正式記載。

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會恐慌，并沒有像大眾透露太多該方面信息。他們只是打算悄悄地調查，把這種疾病的傳播源頭搞清楚。1982年，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就將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戀中高發的卡波西肉瘤。

當時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戀患者可不止杜加一個，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調查。

不過，也就是他的異常配合，導致了后面的悲劇。調查人員希望他提供五年內的性伴侶信息，協助他們弄清這種免疫缺陷癥的傳播方式。

同其他患者的緘默和記憶模糊不同，杜加表現得十分配合。他不但專程從加拿大趕到美國亞特蘭大，接受詳盡的生化檢查。此外，還自爆出了讓人驚訝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侶名單。

根據這份名單，疾控中心的人也順藤摸瓜地找到了這些人，并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結果顯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病癥。杜加的坦誠，使研究人員認識艾滋病及其傳播途徑的進程大大加快。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向把這種疾病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

為了方便研究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疾控中心的調查員將所有關聯的病人，以城市和序號的方式進行標注。

例如這批病人來自洛杉磯，則標注為LA1、LA2、LA3...

而另一批病人來自紐約，同樣標注為NY1、NY2、NY3...

然而，在這組美國艾滋病關聯圖中，杜加是唯一一個加拿大人。所以便用字母O來代替，表示“ Outside-of-California ”。問題就出在這個字母“O”上。因為和數字“0”長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員都誤以為這個字母“O”是數字“0”。就在這么一個烏龍中，杜加成了所謂艾滋病的“0號病人”。

《美國醫學雜志》上的“Patient 0”

這份錯誤的報告把杜加稱為“0號病人”，并發表于《美國醫學雜志》上。這“0號病人（Patient 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只是寫法不同而已。當時報告一出，媒體哪管什么是Patient 0和Patient zero就直接炸開了鍋。

雖然研究人員一再澄清，并沒有證據表明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帶到美國的罪魁禍首。但每一個報道都對杜加非常不利。

雖未指名道姓，但報道時處處暗示著這位經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空少，就是美國艾滋病疫情的“源頭”。本來同志圈子就小，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這位“0號病人”。曾經情人對他怒不可遏，曾經愛慕他的人也對他充滿鄙夷，每個人都在有意地疏遠他...

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對艾滋病群體的冷漠、誤解、恐懼和歧視。1984年，剛滿31歲的杜加，在病魔與輿論的雙重折磨下離開了人世。然而，他的離去并沒有帶來片刻安寧，這場鬧劇仍在不斷發酵升溫。

蘭迪·席爾茨

當時野心勃勃的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正在寫一本關于美國艾滋病的書，想要解釋艾滋病是如何席卷美國大地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可以在這位“0號病人”上作點文章。

《And the Band Played On》

在《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書中，蘭迪即使沒證據說明杜加就是美國艾滋病病毒的傳播源，但卻一直用“0號病人”稱呼杜加。最重要的是，他還把杜加描述成一個具有反社會人格的艾滋病惡棍。

稱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仍故意通過性行為散播艾滋病病毒，還推測說杜加共有2600個性伴侶。

1988年的新聞，標題聲稱已找到艾滋病的起因

那時正處于同性戀轟轟烈烈爭取平權的時代，媒體對同性戀話題本來就敏感。

艾滋病的出現，更是被稱為“同性戀”瘟疫，大肆宣揚。這下可好，這書一出，在社會上可謂引起軒然大波。各路媒體紛紛引用蘭迪書中對杜加的描述，驚人的性史和惡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成了抨擊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

當時《紐約郵報》的頭條就是，“那個把艾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謠言不斷發酵，“艾滋病哥倫布”、“沒良心”、“反社會人格”、“美國艾滋病傳染源”、“瘋狂濫交”等標簽，牢牢地貼在他的身上。

在之后的30年里，幾乎沒有人會質疑故事的真實性，更沒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對艾滋病研究的巨大貢獻和犧牲。

畢竟，在這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總要有人出來接受整個社會的憤怒。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國艾滋病傳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各種歧視、謾罵、誤解、憤恨全部發泄到杜加的身上，就連杜加的家人也難逃此劫。

Hero or Criminal？

但杜加真的有如此不堪嗎？2016年3月，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利用最新的技術手段“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70年代來自紐約和三藩市的8份男同性戀艾滋病血樣，并與杜蓋的血樣進行了對比。

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后來變異的HIV，在杜蓋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于美國大地。這篇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論文，正式把杜加身上“0號病人”的標簽摘除，社會對他的誤解也終于消除。此時，杜加已經去世32年。

參與研究的劍橋大學的理查德·麥凱說，杜加當時只是個青少年，不太可能擁有如此活躍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與2600人發生性關系。他更不是媒體口中所說的反社會人格，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都積極地參與艾滋病組織的志愿工作。

就算有情人邀請他發生關系，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彌補年輕時犯下的錯誤。

1983年，杜加在溫哥華的一個艾滋病論壇上發言。當年，還多虧了他的積極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侶的名單。疾控中心關于艾滋病和艾滋病傳播途徑的研究，才得以進展順利。

對待艾滋病，我們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想得艾滋病。就算是真正的“零號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噬的其中一位而已。把某個人，或某個群體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對消滅艾滋病也并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啥也不說了，因為說啥也沒用！大家還是注意安全吧，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潔身自好。拒絕毒品，不亂輸血，不濫交，隨身攜帶安全小氣球！不然的話，怎么得的病你都不知道，那就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