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 11 月 3 日,開羅國際機場的停機坪上,陽光穿透薄霧灑在一個特制的防震木箱上。當英國外交官親手將木箱移交埃及文物部代表時,在場的埃及考古學家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輕輕撫摸箱壁,眼中泛起淚光。木箱里靜靜躺著的,是獅身人面像那截流失了 166 年的胡須 —— 這件長 75 厘米、直徑 40 厘米、重達半噸的玄武巖文物,終于結束了在大英博物館的 “異鄉歲月”,重新踏上了孕育它的尼羅河畔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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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根看似普通的石質胡須,實則是一部濃縮的殖民歷史與文化抗爭史。它的回歸,不僅填補了獅身人面像的物理殘缺,更標志著文明古國對文化主權的重新掌控,為全球文物追索運動寫下了標志性的一筆。
一、被割裂的 “守護者”:胡須的流失與殖民烙印
在吉薩高原的風沙中矗立了 4500 余年的獅身人面像,作為古埃及法老權力與智慧的象征,曾擁有長達 5 米的完整胡須。這并非裝飾,而是古埃及文明中 “神性與王權合一” 的重要符號 —— 在古埃及神話中,胡須是太陽神拉的標志,賦予法老溝通神靈的神圣權力。然而,19 世紀的殖民浪潮,無情地割裂了這份神圣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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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 年,時任英國駐埃及總領事的意大利人喬瓦尼?貝爾佐尼,以 “考古考察” 為名對獅身人面像進行粗暴挖掘。在缺乏保護措施的作業中,他強行剝離了獅身人面像下頜的部分胡須,將其作為 “戰利品” 獻給大英帝國。這段重達 400 至 500 公斤的文物很快被送入大英博物館,與羅塞塔石碑等同期掠奪的埃及文物一同展出,成為殖民勢力炫耀 “文明優越感” 的道具。
這種掠奪并非個例。從拿破侖遠征軍 1799 年發現羅塞塔石碑并試圖據為己有,到 19 世紀中葉大量埃及古墓被非法挖掘,殖民時期的文物掠奪形成了系統性的文化洗劫。據埃及文物部統計,僅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就有超過 10 萬件古埃及文物通過非法貿易、戰爭掠奪等方式流入歐洲和美洲。這些文物中,既有象征王權的黃金面具,也有記載歷史的石碑銘文,更有獅身人面像胡須這樣承載宗教意義的文化符號。
大英博物館對這些文物的 “收藏敘事”,始終回避其殖民掠奪的本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獅身人面像胡須的說明牌上僅標注 “1817 年入藏”,對其來源的描述含糊其辭。這種刻意的歷史遮蔽,成為埃及乃至所有文明古國心中難以愈合的傷口。
二、跨越世紀的追索:從外交博弈到文化抗爭
埃及對獅身人面像胡須的追索,幾乎貫穿了整個 20 世紀。從 1922 年埃及獨立后首次提出文物返還訴求,到 1983 年最終促成回歸,這場跨越 61 年的博弈,見證了一個國家對文化根脈的執著守護。
獨立初期的埃及,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文物追索只能在外交框架內緩慢推進。1952 年埃及七月革命后,新政府將文化主權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成立專門的文物追索部門,系統性梳理流失文物清單。但英國方面始終以 “文物保管條件不足”“協議合法有效” 等理由拒絕歸還,甚至有英國政客公開表示:“這個先例一旦打開,以后的事就難辦了”,擔憂引發連鎖反應導致大量殖民時期文物被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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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成為轉折點。時任埃及文化部長胡斯尼?穆巴拉克率團訪問英國,在大英博物館的獅身人面像胡須展柜前,他公開發表演講:“這根胡須屬于吉薩的風沙,屬于尼羅河的陽光,屬于每一個埃及人。英國保存的不是文物,而是我們被偷走的記憶。” 這番話通過媒體傳遍全球,引發國際社會對殖民時期文物問題的廣泛討論。
與此同時,埃及開始運用法律武器與國際輿論雙重力量推進追索。一方面,聯合伊拉克、印度等同樣遭受文物掠奪的國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的修訂,明確殖民時期非法掠奪文物的返還原則;另一方面,通過舉辦 “流失文物數字展”,用高清影像還原獅身人面像的完整形態,讓全球觀眾直觀感受文物割裂的遺憾。
多重壓力下,英國政府最終松口。1983 年 10 月,英埃雙方簽署文物返還協議,英國承認胡須 “系殖民時期非法獲取”,同意無償歸還。當 11 月 3 日胡須抵達開羅時,埃及舉行了盛大的迎接儀式,數萬名民眾自發聚集在街頭,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文物學家在開箱檢查時發現,胡須表面仍留有當年被暴力剝離的鑿痕 —— 這道物理傷痕,成為殖民掠奪最直接的物證。
三、回歸的啟示:從單一文物到文化主權的覺醒
獅身人面像胡須的回歸,看似是一件單一文物的 “回家”,實則開啟了全球文物追索的新范式。它不僅為埃及后續的文物追索提供了法理與實踐依據,更推動了國際社會對 “文物所有權” 的重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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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國內,胡須的回歸激發了全民文物保護意識。政府加大對考古遺址的保護投入,建立全國性文物監測網絡,同時新建大埃及博物館 —— 這座預計容納 50 萬件文物的博物館,專門開辟了 “回歸文物展區”,獅身人面像胡須作為核心展品,其展柜設計成 “傷口愈合” 的造型,象征著文明創傷的修復。據埃及文物部統計,自 1983 年以來,已有超過 3 萬件流失文物通過法律追索、國際合作等方式回歸祖國,其中包括 2025 年從美國追回的 25 件珍貴文物和從澳大利亞追回的 21 件文物,涵蓋石棺、喪葬面具、稀有金幣等多種類型。
在國際層面,這一事件沖擊了西方國家長期奉行的 “文物保管論”。過去,大英博物館等機構常以 “發展中國家缺乏保護能力” 為由拒絕歸還文物,但埃及通過建立現代化博物館、培養專業修復人才、開展國際合作等行動,用事實證明了本國保護文化遺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獅身人面像胡須的回歸提出了一個核心命題:文物的價值不僅在于其藝術與歷史屬性,更在于其與原生文明的精神聯結。正如埃及前文物部長扎希?哈瓦斯所言:“羅塞塔石碑在倫敦展出,看到它的埃及人不足百分之一;而在埃及,它能讓每一個孩子讀懂自己的歷史。”
這種認知轉變推動了全球文物返還浪潮。2022 年,埃及民間與學術界再次呼吁大英博物館歸還羅塞塔石碑,認為其 “是西方對埃及所施文化暴力的象征”;2025 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向埃及歸還 16 件非法走私文物,承認 “占有來歷不明的文物違背文化倫理”。這些進展背后,都能看到獅身人面像胡須回歸事件的深遠影響。
四、未竟的征途:殖民遺產與文明對話的未來
如今,獅身人面像的胡須被妥善安置在埃及考古博物館,與它一同展出的,還有記載其流失與回歸歷程的文獻資料。每天,無數游客駐足凝視這根帶有鑿痕的玄武巖,在它沉默的紋理中,讀懂文明的堅韌與抗爭。但在這份榮光背后,仍有大量埃及文物漂泊海外 —— 僅大英博物館就藏有超過 10 萬件埃及文物,其中羅塞塔石碑、圖坦卡蒙面具殘片等核心文物的歸還問題,至今仍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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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對文物返還的抵制,本質上是對殖民遺產的回避。大英博物館辯稱,羅塞塔石碑的移交有 “埃及代表” 簽名,但所謂的 “代表” 實為當時跟隨英軍的奧斯曼帝國將領,并非埃及本土政權的代表。這種偷換概念的辯解,暴露了其對歷史事實的漠視。正如阿拉伯科技與海運學院院長莫妮卡?漢納所言:“殖民時期的不平等協議,不能成為當代占有他國文物的合法依據。”
然而,文物追索并非文明的對抗,而是歷史的和解。埃及在追索文物的過程中,始終堅持 “對話優先” 原則,通過學術交流、聯合展覽等方式與西方博物館建立合作。這種理性態度,既維護了文化主權,又避免了文化對立。2025 年,埃及與大英博物館達成協議,羅塞塔石碑將在大埃及博物館進行為期 5 年的借展 —— 這一 “半步回歸”,或許正是文明對話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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