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李振遠日軍盤查，危急時刻2歲的女兒撲過來救了他

1943年，東北火車站內內，李振遠帶著家人穿行在人潮洶涌的出站口。

此刻，他并不知道，就在前方，數名日軍士兵正翻著厚厚的相冊，挨個核對進出旅客的身份。

而他正是那本冊子里的“通緝要犯”。

可誰也沒想到，就在要暴露的危險時刻，他兩歲半的女兒卻突然撲了過去救了他。

那么，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兒的那一撲又是不是巧合？

殺敵奪槍

1931年，安東街道上都是學生們放學歸家的背影，其中，17歲的李振遠也在其中。

李振遠出生在農村，雖家中貧寒，但父母從未在教育上放松過，反而一直辛苦供他讀書。

他也從不辜負期待，是老師眼中的“乖學生”，同學心里的“李代表”。

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靦腆的少年，在那天傍晚，走向了一條再無回頭的道路。

那天，小巷深處的吵嚷聲引起了李振遠的注意，他聽見后加快了腳步。

可還未轉進胡同，便聽到一聲凄厲的尖叫，那是一名女學生的哭喊聲。

人群散成一圈，卻無人上前阻攔。

李振遠撥開人群，眼前的一幕令他憤怒無比，一個穿著日軍制服的男人，正一把將一名女學生按倒在墻邊。

女學生衣衫凌亂，臉上青一塊紫一塊，明顯已經遭受毒打。

李振遠顧不上多想，他從地上撿起棍子就朝日軍士兵的后腦狠狠砸去。

“砰！”一聲脆響，瓶子碎裂，鮮血四濺，那人應聲倒地，瞬間失去了意識。

這場義憤填膺的沖動之舉雖然未釀成嚴重后果，但在學校里掀起波瀾。

他被迫短暫離校，但也因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地下抗日宣傳小組。

最初的他，只是偷偷印刷傳單、張貼標語，在夜里奔走于胡同之間。

不久后，他結識了鄧鐵梅，一位堅定的我黨地下成員。

他告訴李振遠：“印傳單是開始，握槍才是未來。”就這樣，李振遠開始接受真正的訓練，步入游擊戰的戰場。

1932年，安東的游擊隊正式成立后，李振遠還被選為隊長，他的年紀雖輕，但處事冷靜，槍法精準，指揮得當。

有人私下議論他“不過是個半大小子”，可一場場實戰下來，誰也不敢再輕視他。

一次敵軍突襲，他帶領隊伍埋伏在溪邊密林中，等待敵人進入包圍圈。

他計算風向，安排火力點，親自爬上樹頂觀察敵情，當敵人靠近時，他一槍擊斃帶隊軍官，隨后帶領戰士發動沖鋒，敵軍潰敗如潮。

他的勇氣與果斷，不只是贏得了勝利，更贏得了部隊的心。

日軍也開始意識到，這支游擊隊非同尋常，他們的行動越來越頻繁，打擊力度也越來越大。

為了圍剿李振遠，他們實行封村斷糧，搜山清剿，把游擊隊逼入絕境。

1933年，李振遠帶領部隊在太陽溝地區活動時，不幸被包圍。

他果斷下令突圍，并與警衛員一同斷后，期間，敵人步步緊逼，他身中數彈，倒地不起。

而那位年輕的警衛員，為了掩護他，將自己的身體蓋在了他的上方。

養傷期間，他重整部隊，改名為“東北抗聯安東特別支隊”。

與此同時，還轉為潛伏戰術，帶人化整為零，潛入火車站、電業局、銀行等日軍重地，開啟了地下工作的序幕。

此后，他逐步建立起隱蔽戰線的情報網，轉入地下戰線，隱姓埋名，穿梭在各個城市之間。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敵人的強大，而是身邊人的背叛。

1943年，潛伏在大連的同志孫波失聯三天后，被證實落入敵手。

孫波是從延安培訓歸來的技術骨干，不僅掌握大量電報密碼，更知道整個網絡的關鍵節點。

幾日后，王濟之也被捕，他曾是李振遠親自提拔的情報站站長，一度穩重可靠，深得信任。

可惜，在敵人的酷刑與威逼下，他沒能守住最后的底線，開口供出了包括李振遠在內的多位同志的真實身份。

情報系統如同蛛網，一根絲斷，牽動全局一夜之間，已有十余名同志相繼被捕，數處聯絡點被敵人封鎖。

同時，李振遠的名字和頭像，出現在安東大街小巷的布告欄上。

那天夜里，李振遠與妻子周梅影化裝成老百姓，從后門悄然離開，同行的，還有他們年幼的女兒李琳。

逃亡途中，李振遠沒有選擇西行，而是轉道北上，數日后，在一座偏遠的小村落，他通過密電與中央重新取得聯系。

回電中，組織高度評價他在危局中的冷靜應對，并任命他再次回東北主持情報站重建工作。

這是一項幾乎等同于自殺的任務，日軍已經對他全面封鎖，東北情報網絡幾近癱瘓，可他沒有絲毫猶豫，而是帶著妻子與女兒，踏上歸途。

火車站盤查

1943年2月，安東火車站，站臺上，李振遠身穿破舊的棉襖往出站口靠近。

可惜，就在他即將抵達前線之際，意外來了。

火車到站，乘客擁擠著涌向出站口，遠遠地，一排日軍憲兵手中翻著一本厚厚的相冊，對每一個出站旅客進行對比。

李振遠心底一緊，那個相冊里，極可能就有他自己的頭像，而且，這不是普通的盤查，而是沖著特定目標來的抓捕。

“冷靜……鎮定……”他一遍遍告訴自己，腳步卻不由自主地慢了下來。

前方排隊的旅客越來越少，再走幾步，就要輪到他了，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站在出口另一邊的妻子周梅影，已敏銳地覺察出異樣。

她抱著女兒李琳，與一名同志裝作一家人，早先一步出站。

她也早已注意到那個拿相冊的日軍士兵，她知道，那本冊子上一定有李振遠，可她不敢喊、不敢沖過去，甚至不敢多看丈夫一眼。

同時，她腦中飛快轉動，也在絕望邊緣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她彎腰對著兩歲的女兒李琳說了幾句話后，將她輕輕放在地上。

“去找叔叔抱，媽媽累了。”她說得很輕，幾乎帶著哽咽。

小女孩懵懂不知，但這些天他們就這樣訓練過幾次，李琳點了點頭，蹣跚地朝隊伍方向跑去。

“叔叔，叔叔”她奶聲奶氣地喊著，聲音清脆響亮，李振遠抬頭看見那熟悉的小身影朝自己奔來。

他幾乎在本能中蹲下，張開雙臂，李琳飛撲進他的懷里，小手環住他的脖子，把臉埋在他胸前。

這一抱，把他的大半張臉都遮住了。

憲兵微皺眉頭，目光從父女身上掃過，再看一眼相冊，他將相冊快速翻過一頁，沒有停頓，揚手示意：“下一位。”

李振遠抱著女兒，低頭哈腰，躬身致謝，步履沉穩地走出了出站口。

直到徹底穿過檢票處，他才敢輕輕吐出一口氣。

當天深夜，回到臨時落腳點，李振遠才終于擁著妻子、抱著女兒沉沉坐下，說了一句：

“琳琳是我的福星，今天若不是她，我就……不在了。”

是啊，一個兩歲的孩子，用一聲“叔叔”擋下了殺機，也讓他們全家躲過了一場滅頂之災。

可他們也明白，這只是開始，在未來還有更多的試煉等著他們。

痛失女兒

之后，李振遠一家三口入住了奉天實業銀行的職工宿舍。

這是丁宜安排的落腳點，他既是銀行總務科長，又是潛伏在此多年的我黨同志。

一切安頓好后，李振遠也知道，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可就在他們日夜籌建組織、布設聯絡點的同時，意外再次逼近。

女兒李琳開始咳嗽，起初只是些輕微的咳痰，小孩子水土不服，在所難免。

可日子一長，咳聲越來越急促，夜晚常被嗆醒。

在那個歲月，醫生是奢侈，藥品是禁品，錢更是用在刀刃上的武器。

他們不敢向同志開口，不愿拖累組織，只能靠山草野藥、民間偏方，一劑一劑地熬。

周梅影也不敢打擾別人，他們的鄰居，是日偽軍銀行里的員工，每次孩子一咳，她就將她抱出屋子，站在后院墻角，小心翼翼哄著她。

終于，一位來交接情報的同志發現了端倪，急忙告知丁宜，她連夜趕來，看到那張小臉早已不成人形時，臉色驟變。

“這不是普通感冒，孩子命在旦夕！”

那夜，她帶著李振遠夫婦沖進最近的醫院，掛號、排隊、繳費。

可什么都來不及，醫生翻看病例后說孩子咳太久了，病也拖得太久了。

第三天清晨，他們的女兒永遠靜止在了兩歲半的清晨。

此后，悲痛成了他們無法說出口的傷口，他們沒有再提起這事。

不久后，地下交通網悄然鋪開，李振遠安排同志滲透至銀行、電報局、電廠等核心機構。

李振遠無法頻繁露面，于是將黨組織發展和思想培訓的任務交給丁宜。

為了防止泄密，丁宜每次學習完都靠死記硬背，等到回去再一字一句教給下線。

周梅影則成了核心聯絡人，白天偽裝成銀行職員的“夫人”，晚上則在廚房一隅復制密文，連火都不敢點太旺。

一年后，我黨在東北的情報站悄然成型，潛伏網絡覆蓋至偽軍事部、偽滿銀行、電業系統、鐵路管理局等核心機構。

通過一部藏于銀行行長辦公室的電臺，丁宜成功將情報源源不斷地傳回延安。

而李振遠與周梅影，每當午夜歸來，仍會默默望向那山坡方向，輕輕地說一句：“小琳，我們做到了。”

李振遠和周梅影在浩瀚的抗戰史中或許并不起眼，但他們用一生的隱忍和犧牲，為信仰鋪出了一條通向光明的道路。

歲月無聲，信仰不朽，愿我們今天的安穩，永不辜負那些將痛苦深埋、將忠誠沉默守護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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