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后，被侮辱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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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元年（1131）春，宋高宗剛剛逃至紹興，大后方就傳出了孟太后病重的消息。

孟太后是宋哲宗廢黜的皇后，也是汴京城破時極少數(shù)幸存的皇室長輩之一，后隨宋高宗南渡，在亂世中憑一己之力穩(wěn)定了大宋正統(tǒng)。但在重病中煎熬了三個月后，紹興元年四月，一生“三立兩廢”的孟太后離開了人世，享年59歲。

宋高宗不得不面臨孟太后的后事問題。

在宋高宗以前，除了被俘的徽、欽二宗外，包括宋太祖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在內(nèi)，北宋的皇帝均葬于鞏義皇陵區(qū)。所以，孟太后臨終前明確表示，等宋高宗收復(fù)中原后，將她葬入鞏義皇陵。

然而，宋高宗并沒有收復(fù)中原的信心與決心。考慮到宋室的尊嚴(yán)，曾鞏的侄子、修奉官曾紆援引先秦時代古人暫厝之例，建議朝廷為孟太后立“攢宮”。

所謂“攢宮”，就是暫時存放遺體的建筑物。古有天子七月而葬，兩宋也遵循這一法則，在葬儀舉行前將逝者遺體暫時停靈，待山陵建好后，再奉安于陵寢。

曾紆的提議解決了宋高宗的難題，也打開了南宋陵寢葬儀的新思路。

相陵使很快就在紹興府會稽山余脈的上皇山麓，找到一塊地勢地貌與鞏義皇陵大致類似的開闊空地。隨后，那里被宋高宗賜名“寶山”，成為南宋的皇家陵園區(qū)。

而孟太后攢宮的營建，也標(biāo)志著“宋六陵”攢宮營建正式拉開帷幕。

▲孟太后畫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宋六陵，乃后人對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寧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紹陵等六座南宋帝陵的簡稱。

此前，北宋的鞏義皇陵位于嵩山少室山脈之陰，東據(jù)青龍山，南抵金牛山和白云山，北傍蜿蜒東流的伊洛河水。陵園坐落在比較平緩的黃土崗地北坡，地貌呈南高北低、東穹西垂之態(tài)勢。從鵲臺、乳臺至上官陵臺逐漸斜降，置中心建筑——陵臺于全陵的低凹處。鞏義諸陵中，除宋真宗永定陵位于崗地頂部偏西外，其余陵園從南到北都有數(shù)米至十余米的落差，形制與“積土為冢”的唐陵相差無幾。但是，由陵園南端北眺，北宋皇陵氣勢明顯減弱。

▲河南鞏義北宋皇陵永昭陵。圖源：攝圖網(wǎng)授權(quán)

之所以會出現(xiàn)氣勢不足的觀感，是因為鞏義皇陵的布局，采取了擇吉“五音姓利”法。

所謂“五音姓利”，就是在風(fēng)水學(xué)上把人的姓氏分成宮、商、角、徵、羽五音，再將五音分別與陰陽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對應(yīng)，這樣即可在地理上找到與其姓氏相應(yīng)的最佳埋葬方位與時日，“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天、賢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

按照宋仁宗朝風(fēng)水大師王洙編撰的《地理新書》所言，趙姓屬于角音，對應(yīng)五行中的“木”，趙家皇帝的陵墓選址在陰陽地理上東高西下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謂“東高西下為之角地......南高北下為之徵地，角姓也可居之”。北宋皇陵陵園呈現(xiàn)東南仰高、西北低垂，東南依山、西北傍水的地貌特征，正與角姓木行所利的地理形勢相符。

▲角姓大利向圖。圖源：王洙著《地理新書校理》

宋室南遷后，皇陵也需要修建于東高西下、南高北低之地。而上皇山的主脈會稽山，位于紹興縣南部，是浦陽江與曹娥江的分水嶺，契合北宋皇陵傳統(tǒng)的“南高北低”之意。另外，相傳禹會諸侯于江南，計功而崩，其葬地就在會稽山。因而，會稽山從秦代起就與太室山、恒山、泰山等并列，到了唐代，更是成為官方認(rèn)可的“南鎮(zhèn)”。

上皇山古稱蓮霧山，是會稽山主峰東白山?jīng)]入平原前的低丘，海拔不足200米。在蓮霧山南麓，東、西、南三處還分布著較低矮的青龍山、五虎嶺和紫云山，使蓮霧山一帶的地丘平臺成了一個既圍合而又開敞的小盆地，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帝陵風(fēng)水寶地。

可見，在丘陵遍布的山嶺之間，唯有會稽山才能藏得住這支宋室余脈的王氣。讓南渡的宋皇宗室暫厝于此，不失為妥善的安排。

可是，孟太后的喪儀剛告一段落，南宋內(nèi)部就炸開了鍋。

回憶起在海上流竄的歲月，宋高宗只想早日在水網(wǎng)密布的紹興建都，以躲避金人南下的鐵蹄。然而，南宋初年的紹興，城市狹小，位置偏僻，臨倚的浙東運河漕運運力十分有限。宋高宗君臣駐蹕紹興以來，物資就持續(xù)供應(yīng)不足，導(dǎo)致物價飛漲。要知道，在金人大規(guī)模南下前，“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宋高宗駐蹕紹興期間，單是給官員發(fā)工資就得“月支官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貫”，而當(dāng)時朝廷年收“正賦”不過二百萬緡。

按照這樣的消耗速度，宋高宗駐蹕紹興不滿十月，必天下大亂。因此，宰相呂頤浩、中書舍人洪擬等一眾大臣，站在振興民生經(jīng)濟的角度，皆極力反對宋高宗永駐紹興。

▲宋高宗畫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無奈之下，宋高宗只能繼續(xù)向西撤退，移駐臨安，在杭州撐起宋朝的半壁江山。但他還是沒有放棄紹興。正如宋寧宗朝宰相趙汝愚所言：“是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紹興），江淮之間，日事征戰(zhàn)，昭慈（孟太后）之喪未能歸祔，始為殯厝，蓋用權(quán)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絕中原之望也。”

對于大部分懷有光復(fù)中原、還于舊都的宋人來說，紹興東南那座“攢宮”就是他們回家的希望。

駐蹕臨安之后，宋高宗立即將紹興定為浙東路治所，在政治地位上僅次于臨安。同時，宋高宗還比照臨安的行政機構(gòu)，向紹興遷移了大量的宗室成員、官兵、百姓等，旨在盤活當(dāng)?shù)亟?jīng)濟，為營造南宋皇陵提供保障。

紹興八年（1138）冬，金朝“詔諭江南使”張通古攜金熙宗詔書南來。為了給宋朝“下馬威”，金熙宗在書信中故意不言宋朝，而稱江南，并讓張通古等在到達(dá)臨安后主持宋高宗奉表受降儀式，以達(dá)成兩邦和好的目的。

消息傳出，南宋方面群情激奮，但宋高宗、秦檜等主和派卻不為所動。最終，秦檜接受了金人的條件，不過宋高宗不愿意跪拜稱臣。經(jīng)過多次協(xié)商，金人才同意讓秦檜代替宋高宗行禮。

宋高宗的“折屈”，換來了一紙紹興和議。根據(jù)和議的約定，南宋需要向金朝每年輸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還需要向金稱臣，并將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二州及商（今陜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之半割讓與金。而金人則同意返還宋徽宗、鄭皇后及宋高宗妻子邢皇后的梓宮，并允許宋高宗生母韋太后坐牛車回國。

于是，紹興十二年（1142），宋徽宗的梓宮自北方南下，回歸臨安。

由于宋徽宗此前并無陵寢，南返的三車靈柩便被停奉于孟太后陵墓的西北側(cè)。考慮到古之帝王皆有陵號，而南宋臣民又從未放棄過收復(fù)失地之念，所以宋高宗決定讓宋徽宗的陵寢繼續(xù)以“攢宮”之名存世，只在攢宮之前加以陵號，即永祐陵攢宮。

誠如宋代學(xué)者呂中所言，宋高宗投降金國的惡果，一是讓北方的舊宋人喪失對南宋的歸附感，二是使南宋官僚、士大夫喪失復(fù)國的斗志，甘于平和。自紹興和議簽訂后，宋高宗那顆搖擺之心就徹底安定了下來。南宋王朝實質(zhì)上定都臨安，開啟了此后長達(dá)一個多世紀(jì)的偏安歲月。

盡管宋高宗貪生怕死、畏金如虎，但從他守護(hù)南宋半壁江山的角度考量，他的政績也還算“紹祚中興”。在他的統(tǒng)治下，江南地區(qū)除在南宋初年曾遭兵燹外，大多數(shù)時間里都安居樂業(yè)，國泰民安。然而，南宋的安定富足卻解決不了宋高宗的生育缺陷。因此前逃避金人追趕時受到驚嚇，宋高宗難有子嗣，加之宋太宗一脈傳下的后裔大多做了金人的俘虜，膝下悲涼的他只好從宋太祖一系后裔中尋找合適的繼承人選。經(jīng)過一番考察和歷練后，宋太祖趙匡胤的七世孫趙瑋成了宋高宗的太子，改名趙昚，即日后的宋孝宗。

▲宋孝宗畫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皇子一立，正值盛年的宋高宗便萌生了退位讓賢之意。

關(guān)于自己退位的想法，宋高宗在詔書中稱：

“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憚。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fù)，退養(yǎng)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初志。而皇子（趙）瑋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焉。”

在宋高宗看來，他在位的三十六年“屬時多故”，感覺到特別乏累，只想“退養(yǎng)壽康”，恰逢這些日子以來，宋、金邊事稍稍停歇，正是退位讓賢的好時機。至于坊間對他畏金如虎、殺害忠良的指責(zé)謾罵，退位前夕，宋高宗又召見了多位大臣，當(dāng)面罪己：“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這一態(tài)度，似乎在向外界懺悔他的過往。

然而，退位后，他卻絲毫不見退位前夕的愧疚。

宋高宗退閑后，居于秦檜的原宅。為彰顯孝心，宋孝宗登極后，立即將此地改名德壽宮，并規(guī)定“德壽宮月進(jìn)錢四萬貫”，使宋高宗的退居生活衣食無憂。要知道，在高薪養(yǎng)廉的兩宋，即便是太師、樞密使、參知政事等高官，月俸最高者也不過四百貫。對比宋高宗的四萬貫，差距大著呢。

可即便如此，宋高宗還是時常感覺手頭拮據(jù)，帶頭違禁創(chuàng)收。退位之初，他就縱容宦官梁康民等開設(shè)酒庫，私自賣酒，這在宋代屬于“犯榷酒之禁”，按律當(dāng)受黔面、脊杖，發(fā)配五百里監(jiān)禁。因此，宋高宗犯禁之事一出，敢于當(dāng)面批駁皇帝的右正言袁孚就直言不諱，要宋高宗對此事作出合理解釋。宋高宗“聞之震怒”，施壓宋孝宗，最終這件事只能以德壽宮醞御酒以饗太上皇，草草收場。

這種極致奢靡的太上皇生活，宋高宗過了整整二十五年。德壽宮的營建也的確在近千年的歲月后，令考古工作者嘖嘖稱奇。但德壽宮的極樂世界，必然通往無盡的地下煉獄。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在德壽宮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宋高宗終于駕崩，享年81歲。

宋高宗死了，他葬禮好辦，但在下葬前，選陵官們又吵翻了天。原因是，修奉陵司在營建宋高宗的攢宮時發(fā)現(xiàn)“二浙土薄地卑，易為見水，若不措置，深恐未便”。皇陵滲水，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大忌。可“五音姓利”畢竟是宋初定下的皇陵風(fēng)水法則，到底要照搬中原傳統(tǒng)，還是入鄉(xiāng)隨俗、因地制宜，成了南宋君臣們最頭疼的問題。

修奉陵司最終拿出了一套暫時性的解決方案：“謹(jǐn)別彩畫石藏圖子一本，兼照得廂壁離石藏外五尺別置石壁一重，中間用膠土打筑，與石藏一平。雖工力倍增，恐可御濕。”意思是說，陵墓采用土坑豎穴而下置石罩棺（石藏），石藏外五尺復(fù)筑一道石壁，兩層石壁中間以膠土填筑夯實，用以防潮。

▲宋高宗永思陵石藏圖。圖源：陳朝云著《南北宋陵》

盡管南宋的攢宮只是帝后們棺槨的臨時歸宿，但皇帝們顯然也不想看到這座“地下行在”過于寒酸。于是，遵照唐宋以來陵寢的建造形制，南宋皇帝的攢宮也設(shè)置了專用于祭祀的“下宮”建筑。同時，在宋高宗永思陵的皇堂上方，有司還按照宋朝宮殿的樣式蓋了一座面闊三間的獻(xiàn)殿，獻(xiàn)殿后面又蓋了一座同樣面闊三間的建筑，名曰“龜頭”。宋高宗的墓室就開掘建造在這座龜頭的地下。

由于南宋的皇陵攢宮并非正規(guī)的皇陵大墓，故未設(shè)置狹長的墓道，這無疑又給宋高宗的下葬流程增加難度。

自北宋起，宋太祖趙匡胤就深感前朝的喪葬典儀繁瑣，簡化了喪葬流程。南宋的修奉陵司得以為后世皇帝下葬制定了一套新的規(guī)程，以應(yīng)對皇陵攢宮沒有墓道的問題：下葬時須“先下槨底板，俟進(jìn)梓宮于槨底板上，定正訖，然后安下槨身，次將天盤曩網(wǎng)于槨上安設(shè)”，然后以石條封砌。待梓宮下葬后，“巧用青石為壓欄，次鋪承重柏木杭二十余條，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后以方磚砌地，其實土不及尺耳。”也就說，南宋的工匠們挖好了皇堂（墓室）后，就將先帝棺槨置于固定位置，之后再于皇堂上方修建龜頭，并用青石板及數(shù)寸香土將其與地面隔開，以待日后真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再行遷葬鞏義皇陵。可見，南宋帝陵上宮規(guī)制是真的簡陋。

由于宋高宗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皇帝，他的陵墓規(guī)格自然成為了后來南宋皇帝攢宮的典范。

宋高宗的攢宮完全照搬了“五音姓利”的模式，這在主張本土化的大臣們看來，是亡國的預(yù)兆。為此，宋高宗駕崩后，南宋大臣時不時就將陵寢葬地問題拿到朝堂上討論、辯駁，這讓宋孝宗不勝心煩。

作為名副其實的大孝子，宋孝宗不敢輕易給祖訓(xùn)、祖規(guī)“動手術(shù)”。宋高宗駕崩后，對政務(wù)倦怠的宋孝宗，也萌生了退位讓賢之意。宋高宗的喪事還沒辦完，宋孝宗便私下向端明殿學(xué)士洪邁透露自己想要傳位給太子趙惇的想法，讓洪邁早做準(zhǔn)備，隨時聲援他。

宋高宗駕崩僅一年四個月，即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就在紫宸殿舉行了內(nèi)禪儀式，做了太上皇，住進(jìn)重華宮（原德壽宮）。

然而，宋孝宗選的接班人卻遠(yuǎn)不如自己孝順。自他退居重華宮始，宋光宗趙惇就時不時惹他生氣，趙惇的正宮皇后李鳳娘更是歷史上著名的悍后之一。宋孝宗住進(jìn)重華宮沒享幾年清福就病入膏肓，于紹熙五年（1194）病逝，享年68歲。

宋孝宗一死，帝陵選址問題再次降臨南宋朝堂。

根據(jù)“五音姓利”法則，朝廷在宋高宗永思陵的西邊下方，為宋孝宗擇定了吉地，建造攢宮，名永阜陵。但是，等皇家工程隊進(jìn)場施工時才發(fā)現(xiàn)，這塊所謂的“吉地”，“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即便仿造永思陵給宋孝宗永阜陵加上兩道“石藏子”，也解決不了皇陵漏水問題。鑒于此等特殊情況，奉命前往復(fù)核陵地選址的大臣孫逢吉建議，“別寬日月，別求吉地為上”，于是宋光宗急命臺諫大臣、翰林待詔等商議，三日內(nèi)拿出妥善的解決方案。

看到宋朝自靖康之變以來一直受人欺負(fù)，時任煥章閣待制的理學(xué)大師朱熹不免有股“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火氣。在理學(xué)的世界里，他提倡古道熱腸，主張全力抗金、重振朝綱。于是，借著這次為宋孝宗選陵擇地的時機，朱熹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山陵議狀》，力陳“國音”之弊，將宋室南渡后始終無法全面中興的過錯，歸結(jié)于皇陵“五音姓利”選址法則上。

▲朱熹畫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朱熹認(rèn)為，古之葬法，“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擇地安葬先人的亡魂，求的就是先人的庇佑。對于諸孝子賢孫而言，保全先帝形體神靈，謹(jǐn)重誠敬之心，祭祀不絕，再卜以一處“吉地”，然后用之，才是宋室安穩(wěn)傳承的天道。而今，南宋朝廷刻板遵守“五音姓利”，在選擇墓地時，又未能廣泛聽取各地堪輿師的意見，也未“博訪群山”，只是片面強調(diào)宋朝皇陵需要延續(xù)“坐南朝北”的傳統(tǒng)，未來必會遭遇大的劫難。

為了給自己的論點提供支撐性的論據(jù)，朱熹在《山陵論狀》中稱：

蓋自永安（趙匡胤父趙弘殷陵墓）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徽宗、欽宗）國統(tǒng)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孝宗）復(fù)自旁支入繼大統(tǒng)。至于思陵（宋高宗趙構(gòu)陵墓），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光宗）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太子）、魏邸（趙愷）相繼薨謝。若曰吉兇由人，不在于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yán)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兇之多耶？

朱熹的觀點很明確，那就是摒棄“五音姓利”，在江西或福建一帶征調(diào)地理師，重新勘選墓地。

此論一出，在南宋朝議間掀起軒然大波。但，不少維護(hù)宋室的官員仍堅持，朱熹的風(fēng)水觀點十分離經(jīng)叛道，若輕易背離祖宗之法，恐遭天譴。結(jié)果不了了之。

朱熹的先見之明被無情地丟棄一邊，天譴卻不會因此而放過宋室子孫。

南宋王朝自始至終都堅守“五音姓利”法則，及至為宋寧宗修永茂陵時，上皇山自孟太后陵以降，一路向西，已無可用的山陵土地。當(dāng)時在位的宋理宗只好讓人將陵區(qū)內(nèi)唯一用于給皇家祈福的古剎泰寧寺拆毀，將僧人趕走，為宋寧宗修陵。

而正是這個“陰差陽錯”的決定，竟使宋陵遭遇了滅頂之災(zāi)。

宋理宗在位期間，北方金朝也日漸衰落，宋朝有了“聯(lián)蒙抗金”一雪前恥的機會。但自金朝滅亡后，偏安的宋室又回到不思進(jìn)取的境地，在紙醉金迷中迷失自我，直至來自北方草原的蒙古軍隊橫掃宇內(nèi)。元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伴隨著崖山海戰(zhàn)的失敗，南宋王朝徹底失去了復(fù)國的希望。

▲宋理宗畫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在大一統(tǒng)的元王朝內(nèi)，曾經(jīng)的京畿紹興成了江南行省的一部分。為了根絕宋朝遺民的抵抗情緒，時任江南釋教總攝的番僧楊璉真迦，在元朝權(quán)臣桑哥的支持下，借“厭勝”之名，指使原泰寧寺僧人強行闖入宋陵禁區(qū)，一場由官方默許的盜陵浩劫就此展開。

據(jù)南宋遺老周密的《癸辛雜識》記載，楊璉真迦等人蜂擁進(jìn)入宋陵后，守陵使羅銑曾竭力相抗，但被泰寧寺僧人持刀逼退。當(dāng)著守陵官的面，這伙歹徒有恃無恐，先盜挖了寧宗、理宗以及寧宗楊皇后等陵，之后又相繼盜毀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諸帝陵，并將宋理宗的頭顱割下，制成酒器，供元朝權(quán)貴賞玩。

此事發(fā)生后，江南地區(qū)的百姓義憤填膺。紹興義士唐玨等人散盡家財，組織人員扮作乞丐、農(nóng)夫、采藥人等在山坑草莽間苦苦搜尋帝后遺骨，將其歸葬于紹興城外的蘭亭山，并引南宋宮廷的冬青樹栽至山間，以為標(biāo)記。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派工部主事谷秉彝到北平（即元大都）索取理宗頭骨，并結(jié)合浙江進(jìn)獻(xiàn)的《攢宮圖》以及紹興城外蘭亭山上的冬青樹標(biāo)記，將諸帝遺骸歸葬原穴，諸陵封土樹碑，修茸享殿圍墻，種上松樹，使之盡量恢復(fù)原貌。

同時，為免南宋皇陵再遭破壞，明太祖直接將寶山一帶劃作禁區(qū)，嚴(yán)禁百姓上山砍伐。

盡管明太祖為恢復(fù)和保護(hù)“宋六陵”作出過一番較大的努力，但自明朝中葉起，社會動蕩、民生凋敝，朝廷逐漸疏于對宋陵的看護(hù)、修葺與管理。隨著時間流逝，宋陵終為一片茶園所湮沒。

如今，巍巍皇陵，只余叢叢稀疏的古松。沒有人知道它們的來歷，但它們的矗立，仍頑強地象征著南宋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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