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吾奴視一人”，兼論齊白石與張大千關系，少白湯發周發布

鑒于中國近代歷史，特別是藝術史的錯綜復雜，很多事件無法考釋復原全貌，藝術史的寫作呈現出多種形式，或局部重讀，或并列陳述，或排比圖像，以此實現個人觀點的表達。本文通過梳理歷史進程中事件的發生時序和時人的多樣陳述來展現齊白石與張大千的交往，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種全新視角，讓大眾更好地理解齊白石藝術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對齊白石和張大千關系給予重新認識。

一、張大千“奴視一切”與齊白石“吾奴視一人”

“吾奴視一人” 齊白石

1935年收錄于《齊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第61頁

齊白石的印章“吾奴視一人”(圖1)曾收錄于《齊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1]羅隨祖(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該卷主編)專門提及了這方印章。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齊白石成熟期的篆刻作品，主要集中在七八十歲這一階段……而閑文印中如“無君子不養小人”……以至“詩字刻畫四無成”“吾奴視一人”……都是他創立自家面目，篆刻漸次達到頂峰很具代表性的作品。這時的齊白石不但完全擺脫了臨仿，而且融會貫通，篆法變得多樣，能將周秦、六朝書體借入印中。[2]

該書中并未提供印章邊款內容及治印年代，根據以上序言推測，此印章創作年代應該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筆者到目前并未發現此印出現于齊白石的作品中，但多處文字材料對此有所記載。

查詢資料發現，此印章相關情況較早出現在王森然為齊白石所寫的傳記文章《乙亥記三百石印富翁》中。文中記載：“乙亥(1935年)多患，春齊先生攜室人寶珠還湘。…… 先生治印‘奴視一人’，傅增湘、周養庵邀余調解張大千、徐燕孫恩怨，醉翁之意在約白石先生，余請先生反得先生畫《拜石圖》相贈……”[3]王森然的文章作于“乙亥(1935年) 十二月二十日”，是對當年的事情進行的記錄，此條信息提供了印章創作的具體年份為1935年。

1957年齊白石逝世，王森然撰寫紀念文章《回憶齊白石先生》，又一次提到了這方印章。他寫張大千、徐燕孫之爭引起京城畫界兩年風波：

白石老人并未參與，一笑而置之，未料，張大千制印“奴視一切”以目空京華，便有白石老人變更其印文一字，刻“奴視一人”之發生。先有王夢白罵座，又有徐操持筆，后有江庸、梁柱二位大律師之出庭，均無以應于，二氏之狂妄匿音于白石老人一方印章，張乃同意梁柱、傅增湘、周養庵之調解，于致美齋聚餐，白石老人不參加，仍持“奴視”之故耶。[4]

王森然文中說“便有白石老人變更其印文一字，刻‘奴視一人’之發生”。整理白石所有印章，目之所及，只有此一方“吾奴視一人”。王森然文中明確說明齊白石所刻“吾奴視一人”是因為張大千制印“奴視一切”，并且齊白石不去參加張大千與徐燕孫和解的致美齋聚餐，也是“持奴視之故也”。王森然此番觀點被廣泛引用，查詢現有寫齊白石與張大千關系的文章，這方印章成為說明齊對張抱有成見，齊張不和常用的佐證。筆者認為并非如此。

事情的起因圍繞張大千“奴視一切”問題。此說法也被后世演變成各種版本，講清楚這件事情對于齊白石的人生態度和理清他與張大千的關系均有一定的意義。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畫界人才薈萃，其中尤以周肇祥領導的“中國畫學研究會”和金城創立的“湖社畫會”為最大。此外還有“松風畫會”發起人傅雪齋，以及葉恭綽、陳半丁、汪慎生、吳鏡汀、徐燕孫、溥心畬等，他們都是北派畫家的組成部分。1935年，齊白石已定居京城近20年，從不被認可到逐漸融入北平畫壇，已在北平站穩腳跟。他因年齡偏大，深居簡出，在北平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長輩。張大千自1919年前后拜曾熙為師正式出道，長期定居上海和蘇州，屬南派畫家中的后起之秀。從20世紀20年代末以來，張大千開始在北平活躍，以期打開北方市場。在張大千開拓北平市場的路上，于非闇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于非闇負責報紙文藝板塊工作，深諳媒體宣傳之道。他毫不吝嗇地對張大千的為人及藝術進行贊譽，時時表現出對張大千的激賞與崇拜之情，而幾乎不在意語言過火程度，甚至，一度以挑起話題制造效應為目的。也正因為此，張大千一度成為當時畫壇高調、狂妄的獨特存在。

閑人《南張北溥》

見《北晨畫刊》1934年9月15日

自1933年開始，北平各大小報紙密集刊登張大千繪畫作品及相關展覽情況，于非闇更是時常在自己負責的《北晨畫刊》宣傳張大千及其藝術。翻閱當時報刊，發現有1933年第42期《藝林月刊》刊登《張大千于非闇合作秋花蜻蜓》作品，1934年《北晨畫刊》第1卷第7期刊登《張大千妙女拈花圖》作品，1934年9月15日《北晨畫刊》刊登于非闇以“閑人”為筆名的文章《南張北溥》，1935年8月1日《北洋畫報》署名為“巢章甫”文章《記張大千兄弟扇展》，1935年8月17日《北晨畫刊》刊登署名為“閑人”的文章《書張氏昆仲扇展》。

閑人《書張氏昆仲扇展》

見《北晨畫刊》1935年8月17日

1935年第3卷《北晨畫刊》刊登《張大千、溥心畬、于非闇、汪慎生合作花鳥》作品。

花鳥 張大千、溥心畬、于非闇、汪慎生合作

見《北晨畫刊》1935年第3卷

在這些報刊中，類似“凡此都足以表見他蘊蓄著最高的藝術”“南張北溥，在挽近的畫壇上，似乎比南陳北崔、南湯北戴還要高一點”等語句比比皆是，時不時挑動著北平畫壇敏感者的神經。

三羊圖 張大千、張善孖合作 立軸

紙本設色 107.4cm×29.4cm 1935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博物院現藏《三羊圖》是1934 年、1935年張大千、張善孖合作的作品，上有溥心畬題跋。此作品畫沙岸上茅草叢中一白羊憩息，另一沙灘上一羊羔跪乳。白羊為張善孖1934年畫，沙岸為張大千1935年補畫。左上有溥心畬題五言絕句一首，題于1934年。溥心畬題跋內容有曰：“甲戌夏日是張侯畫，凌遠似元人，有天山黑水氣象，輒題小詩薦其左。”溥心畬對張善孖繪畫的褒獎溢于言表。此幅作品表現了“南張北溥”稱號伊始張善孖昆仲繪畫的典型風貌。

“奴視一切”這個詞語的出現是在1935年8月17日的《北晨畫刊》，原文如下：

張氏扇面皆特制，紙細而紉，礬潤而清，已迥異世售。最足驚異者，則仿明朝赤金扇也。紙為張氏大風堂舊宣紙，扇面上邊所包為繪絹，鋪金每面值至四元，古色古香，仿佛停云館長物也。此便面益以張氏昆仲畫，真可奴視一切。

仿漸江山水圖 張大千 折扇

紙本設色 18.5cm×47cm 1938年 四川博物院藏

山水圖 張大千 折扇

紙本設色 50.5cm×19.2cm 1938年 四川博物院藏

從原文中所見，“奴視一切”用詞的確過于夸張。但從表情達意上來看，“奴視一切”也不過是對張大千扇面展覽中所用紙用料講究，因難得、昂貴而發出的贊嘆。此報道一出，各方人士反應強烈，此語本出自于非闇，后面越演越烈，演變成張大千“奴視一切”，引起北平畫壇的軒然大波。這就是張大千“奴視一切”的由來。王森然在文章中所寫“未料，張大千制印‘奴視一切’以目空京華”，筆者查找目之所及的文物、書籍、資料，到現在未發現張大千此枚印章。總結張大千“ 奴視一切”事件，是于非闇故意夸大的語言，目的為了提高張大千展覽的關注度，這是報紙媒體慣用的宣傳手段。但是卻引發了北京畫壇對張大千早就存有非議的大眾一次集中釋放。

荷塘清趣圖軸 張大千、于非闇、王雪濤 軸

紙本設色 102.2cm×38.9cm 未著年款 四川博物院藏

看到這里，“奴視一切”跟齊白石一點關系都沒有。“奴視一切”既不是針對齊白石，也沒有與他發生直接關系，更談不上恩怨，況且，齊白石自己與北平畫壇一直是有相當距離的。當時的情形，看不慣張大千的大有人在，齊張之間既無遺怨宿隙，更無任何沖突，況且一老一小，白石長大千三十多歲。如果齊白石僅僅是出于“看不慣”，就刻這一方印章針對，實在有悖常理。分析種種，更覺這個命題無法成立。

此方印章白石幾乎沒有使用過，但經門人王森然在1935年為齊白石所撰寫的傳記中公布。既然公布，那也就是說，當年世人皆知這方印章的存在，包括張大千。齊張周圍都不缺乏“好事者”，但為什么未見張大千的絲毫回應?

在這次事件中起關鍵作用的人物—于非闇，與齊白石有著不尋常的關系。于非闇是齊白石的學生，于20世紀30年代左右拜齊白石為師，“跟他學過刻圖章和山水畫”[5]。白石老人1931年曾有《見賢思齊》印，其邊款曰：“舊京刻印者無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業于余，學成自夸師古，背其恩本，君子恥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廠刊石真工，也余門客。……辛未正月，齊璜白石。”于非闇為張大千在北京畫壇的推手，于非闇與張大千的密友關系，想必作為老師的齊白石，熟知學生的職業習性，雖不至于知道門人的一舉一動，但像“奴視一切”這種時人都在談論的“大事件”，應屬于知曉內情的人。

翻閱當年的史料，并沒有發現張大千方面的反應。在以后的時間跨度中，也從未見過張大千在任何場合對此事有只言片語的微詞，反而是對齊白石的各種欣賞。看來這件事情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齊張之間的波瀾和嫌隙，是因為張大千心胸寬廣嗎?然而并不是。陳傳席也認為：“齊白石所說‘吾奴視一人’，指的是張大千。不過張大千也并沒有記仇，他對齊白石的評價比較中肯。”[6]就在同年發生的張大千與徐燕孫訴訟風波中，雙方各不相讓，費盡周折。讓世人見識到了張大千在回應挑釁時是絲毫不含糊的。多方資料證明，齊張二人在此事件發生的時間段內“時相往來”，在事情發生后的歲月里，甚至直到張大千“去國”之后，兩人都在保持聯系。這只有一種可能性—對于此事，兩人清楚個中原委，連誤會都不存在。梳理張大千與齊白石的交集，更加印證了這一點。

二、齊張交往

1935年，齊白石時年73歲，張大千36歲，從年齡上講，齊白石是一位長者。除卻年齡上的差距，白石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張大千恩師曾熙的好友。這個在《白石老人自述》里面有翔實的記載。1903年齊白石第一次進京：“記得我初認識曾農髯，誤會他是個勢利人，囑咐午詒家的門房，待他來時，說我有病，不能會客。他來過幾次，都沒見著。一次他又來了，不待通報，直闖進來，連聲說：‘我已經進來了，你還能不見我嗎?’我無法再躲，只得延見。農髯是個風雅的飽學之士，后來跟我交的很好，當初我錯看了他，實在抱歉之極。”[7]

這段詳細記載了齊白石與曾熙相識的場景。齊白石先入為主地誤會了曾熙，后來發現兩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曾熙對石濤特別推崇，曾帶領張大千一行在當時的上海掀起了一輪石濤熱。翻閱齊白石日記，在石濤還未大熱之時，老人在認識曾熙的這一年曾記述了對石濤繪畫的各種激賞[8]，這是一種不約而同的志趣相投還是互相影響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有共同的話題并且談得來。這層關系賦予齊張二人更深的淵源。

眾所周知，張大千的社交能力和較高情商是他個人魅力的一部分。他交游遍天下，交友范圍上至高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縱觀他的一生，幾乎沒與人發生過爭執，很少得罪他人。除去1928年他在一種非正常狀況下冒犯了陳半丁[9]，1935年與徐燕孫的風波因開玩笑惹出是非，幾乎再沒有過與人為敵的時刻。從張大千的性格特征來講，與人為善是他的人生信條，在各種場合，他的慣例是從不吝嗇對人的贊譽的，甚至不惜降低自己來抬高他人，比如他對齊白石的評價。他曾對弟子說：“我不如齊白石老先生，齊老先生的花卉草蟲，種類畫得比我多……”[10]他曾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齊白石的欣賞之情。他曾說“吳昌碩與齊白石兩家的畫，若一定要比較問誰的更好，則我回答是齊的更好”[11]。他對好友陳巨來也表達過對齊白石藝術的認同：“他對八大、石濤、白石、悲鴻都十分推崇，常常為了收集名畫不惜重金。他常感慨地對我說，一個人只要有了自己的面目，就令人佩服了。”[12]從張大千性格方面講，他不可能毫無緣由得罪齊白石。從大千對白石的贊賞認同程度來看，更不存在可能性。

查詢史料，筆者發現張大千與齊白石的交情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直到50年代張大千去到異國他鄉還有往來。這些往來雖沒在齊白石日記或自述中找到明顯記載，但從當時的報刊、兩人的門人、共同朋友回憶及張大千本人口述找到很多記述，多方資料印證，還原出兩人不同時期的交往。

《齊白石與張大千 》

懷遠 香港大公報 1948年12月9日

1948年12月9日《大公報》香港版刊登署名為“懷遠”的《齊白石與張大千》一文。文中詳細記述了齊張兩人的一次交往：

這事情是發生在抗戰前夕，日人籌舉行汛太平洋文物博覽會于東京，由冀察政委會故委員長宋明軒將軍向國內名畫家征求書畫。宋又托張大千代為征集，白石翁的作品當然也是在被征之列……剛剛坐定，大千便問白石翁“畫已作好否”。白石翁頓時以湘音答曰：“畫是已經完成了三張，掛在壁上，左看右看總是覺得不順意，我看還是不要拿到外國去獻丑吧。”大千知道白石翁此語，其中必有原因，乃反復究詰，白石翁才憤憤然說：“老兄你看我已是七十來歲的老頭子了，難道我的畫還要叫那些毛頭小子來審查嗎?”大千始多方解釋，表示決不經毛頭小子之手審查，白石翁才稍斂其憤容…… 大千請白石翁自行定價，白石云：“每張百金可也。”大千不同意曰：“如此珍品，安可廉價， 每幅千元亦不貴。” 遂以千元定價。白石翁大喜過望，乃邀大千往酒家，大千見白石翁邀意甚堅，不好拒卻，便呼車到長安街慶林春午餐……

張大千知其節約，只點便宜的川菜，兩人相談甚歡，被“藝壇傳為盛事，認為是破天荒驚人之舉”。

林木《齊白石請張大千吃飯—據說這是驚人的紀錄》

見《紀事報畫刊》1947年

抗戰前夕，也就是1936年年底、1937年年初。此文章發表于1948年12月9日，但按照文中所說“去年秋，白石翁到南京舉行個展”，齊白石到南京舉行展覽是在1946年，也就是說此篇文章實際撰寫時間為1947年。筆者發現1947年的另外一份報紙刊登了幾乎相同的內容。1947年第16期《紀事報畫刊》上有署名為“林木”的文章《齊白石請張大千吃飯— 據說這是驚人的紀錄》，除開頭和結尾有差異，只是敘述方式不一樣，內容表達無異。正如《紀事報畫刊》文中所說，當時大小報刊都“紛載其事”。可見，齊張兩人這次交往，尤其是從不宴客的齊白石請客，大眾是多么地震驚。從文中言語所見，齊張二人早已熟識，如果此事屬實，則齊破例宴請張大千之“抗戰前夕”與齊白石制“吾奴視一人”印章的1935年就相差不遠，以罕見的宴請之舉來對待“奴視一人”之人，于情于理于齊白石之個性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真相的發掘需要去偽存真，非當事人親筆所寫親口所述，來自第三方的資料很難說明事實。只有不同的資料相互印證，事實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事實。如果說只是報紙記載不足為信的話，那于非的文章又為此提供了佐證。

于非闇曾撰寫文章《懷張大千》[13]文中有一句提道：“特別是大千每次來京，必獨自出資請吃川菜的齊白石老師，他已是九十六歲的老人，國際和平獎金的獲得者，他被廣大的人民尊崇著。”

“每次來京”“必獨自出資”這兩句話所表達的信息量很大。齊白石不僅與張大千有交情，還是常來常往的交情，并且，張大千還是齊白石特別“優待”的朋友。張大千的門人羅新之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20世紀30年代“哥哥羅祥止當時跟隨齊白石老人學治印，而張大千和齊又時相往來”[14]。

郎紹君所作的齊白石《年表》中有“是年(1936年)，張大千訪問白石” [15]，《齊白石雙譜》中記載“同月(1936年7月)張大千來訪齊白石，并邀請齊氏到中山公園水榭參觀張氏個人展覽。二人晤談甚歡，相識恨晚。齊張訂交” [16]。此處1936年7月時間有誤，此時白石身在成都。張大千1936年曾在北平辦過兩次畫展，分別是1936年5月“張大千、于非闇、方介堪書畫篆刻聯展”，12月“救濟赤貧—張大千、于非闇合作書畫義展”。所以張大千邀請齊白石參展只能是在5月或12月。[17]經過我們前文分析可以推測，以上兩本著作中提到的“拜訪”和參加畫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往來都是發生在刻印“吾奴視一人”的時間前后范圍內，二人之間有沒有成見、存不存在矛盾，不言而喻。

蝦荷圖 齊白石、張大千 尺寸不詳 1948年

徐悲鴻紀念館收藏

蝦荷圖 齊白石、張大千 尺寸不詳 1948年

徐悲鴻紀念館收藏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現藏有兩件二人合作的作品。兩幅作品均是白石畫蝦，大千補荷，一工一寫，一濃一淡，完美結合。白石老人畫蝦可說是畫壇一絕，用淡墨擲筆繪成軀體，浸潤之色更顯蝦體的晶瑩剔透，以濃墨豎點為睛，橫寫為腦，筆筆傳神。細筆寫須、爪，剛柔并濟。大千畫荷為世人所重，大寫意揮就，筆墨淋漓，隨意瀟灑，用筆放松又急促，一氣呵成，一看便知應是在短時間內隨意寫就。從兩幅的題跋和印章來看，白石有落款“白石八十八”“白石”，白文印“木人”、朱文印“吾年八十八”，張大千只有落款“大千補荷”四字，并沒有印章，再加上從張大千作畫的放松程度來看，應是歡聚過后，隨心而作。白石老人88歲，時為1948 年。徐悲鴻為齊張二人共同好友，齊白石將徐悲鴻引為知己和恩人，徐悲鴻評價張大千為“五百年來一大千”。徐悲鴻與兩人的交往分別傳為藝壇佳話，齊張二人都曾被徐悲鴻分別聘為北平藝專和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三人交集也就不足為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藝術市場十分蕭條，以賣畫為生的齊白石生活遭遇了重大變化，白石老人靠賣畫生活已經無以為繼。再加上他差點被軍管會接管的國立北平藝專辭退，最后雖保留了職位，但工資待遇卻得不到解決，這個無疑使齊白石的生活雪上加霜。齊白石是個有著生活智慧的人，他只有通過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廣為人知的一件事情是他直接給毛主席寫信，開啟了齊白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生新篇章，從此禮遇不斷，這是后話。[18]這其中，還包括給海外的張大千寫信求助。此事經張大千親口說出：

我居住在大吉嶺時期，自己雖說困難，但總還說得過去。最令我傷神的一件事，是我曾接到齊白石老先生自北平寄了一封信經香港轉給我……他說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兩張畫給我，問我可否在海外代他設法賣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夠了!

大千先生說到這里，搖晃著手勢，又頓腳再加嘆氣：“唉，這話可令我酸心啰，齊先生的畫豈止值一百美金?……當時我趕緊請香港的朋友，立刻代我匯了一百美金給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齊先生寄畫來。……” [19]

能開口求助的友人必定不是一般的朋友。他要求助的人是張大千，說明兩人的交情很不一般。齊白石出身木匠，混跡于文藝圈，有過多自卑所造成的過分自尊心理，他決不至于向不熟悉的朋友尋求幫助。他既然是向張大千開口，說明這一對忘年交的確是真正的朋友。

與張大千的交往，體現了齊白石的人生智慧。張大千性情高調，風流瀟灑，愛好交友，揮金如土;齊白石深居簡出，低調內斂，不善交際，生活節儉。二人個性完全不同。張大千對齊白石比較尊敬且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齊藝術的欣賞。而翻閱齊白石日記及相關文字，很難找到他對張大千的記載。按照齊白石的慣例，他認為不好的要記一筆，很好的朋友他也要記一筆，比如曾熙。張大千未出現在記載中，但他卻仍能將他高看一眼。從齊白石請張大千吃飯這件事情來看，因大千將白石老人的畫作“遂以千元定價”，所以“白石翁大喜過望，乃邀大千往酒家”。白石給大千寫信求助也是同樣的，在齊白石的內心，張大千一定是能幫忙的朋友。與張大千的交往從側面反映了白石老人交友標準中的一條，這條很樸素也很具體，張大千能幫他賣畫，獲得經濟收入，這是老人比較在意的。與王纘緒的交往如是，與徐悲鴻的交往伊始也如是。

丙子雜記第14頁 齊白石 尺寸不詳 1936年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日記

結語

白石老人性格可愛，既樸素天真，又很容易記仇。曾刻印“吾狐也”(北京畫院藏)，曾有題畫詩“人罵我我也罵人”。與王纘緒的不快在他日記中再三提到，甚至記恨到將此人名字抹去的地步(詳情見拙文)。[20]再有，他甚至一天的日記只記錄一句話“此人不成體面”。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詳細記述了“有一個自命科榜的名士”(經朱京生先生分析應為姚茫父)[21]“不僅看不起我的出身，背地里罵我粗野，詩也不通，簡直是一無可取， 一錢不值”[22]。如此“記仇”之人，在近現代畫壇實屬罕見。遇到不平之事、憤恨之情總要記一筆，所以他刻“吾奴視一人”實屬自然。分析種種，他沒理由刻印“吾奴視一人”隔空示恨跟他沒有絲毫恩怨且一直交往甚歡的張大千，這種無端挑釁式的行為，與他性格不符。他只是借由熱點事件“奴視一切”中的“奴視”，來表達他的心境罷了。今天人們所以把“吾奴視一人”的對象定在張大千，僅僅因為傳說中張大千有“奴視一切”之語，故不問青紅皂白，硬把這對忘年交定成第一仇人，實為美術史上一大冤案。

老人在刻這方章時肯定有最最討厭的一個人。對于這個討厭的人，他當年都沒說破，說明他不想為人所知。他自己都沒有說破的人，作為非當事人，我們更難以下結論。當年他討厭的人有那么一些，比如“自命科榜的名士”姚茫父，比如《見賢思齊》印邊款提到的“一二少年”，比如事隔一年后日記所載“此人不成體面”。對于此方印章當年創作環境與動機，很難探究。所憎惡之人具體是誰，實難定論，但這個人無論是誰，筆者認為，絕對不會是張大千。

寫到最后，筆者并不認為文章里的一切都無懈可擊，我們唯以真誠和坦率來面對歷史、面對事實，唯望它能展現中國藝術發展史中不為人知的一個側面，成為21世紀齊白石研究的一個鮮活組成部分。（選自：齊白石傳人書畫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