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從“她”到“他們”：為什么要研究男性生育率

卿石松

溫敏

從“她”到“他們”：為什么要研究男性生育率

作者 |卿石松、溫敏

作者單位 |華東師范大學

原文 |

拙文《性別視角下的中國生育率及生育年齡模式》有幸刊于《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5期。一項研究的誕生，離不開師友的指引、評審專家的洞見與編輯老師的匠心。手記之于學術文章，如同番外篇，它讓我們得以在規范化的論述之外，拾綴研究路上的吉光片羽與心路歷程。特別感謝責任編輯老師的邀約，讓我們有機會以“作者手記”的形式，回溯這項研究的起點、歷程與思考。

一、研究的緣起

我（卿石松）的學術旅程，始于對性別議題的關注。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差異——為什么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甚至反超男性，卻仍在收入與職業晉升中處于不利地位？我陸續探討了職位晉升和縱向“職位隔離”、教育領域的“專業分割”以及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男女收入差距的影響。這些探索讓我深刻認識到，性別不僅是個體屬性或人口學特征，更反映了深層的社會結構，它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機會、選擇與生活軌跡。同時，職場中的性別差異，與家庭內部的生育、育兒責任分工緊密相連。這種關聯讓我自然而然地將性別視角帶入了生育研究。

早在2015年，我利用在上海開展的第一手夫妻配對調查數據，捕捉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夫妻雙方的生育意愿并非總是同頻共振。生育，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決定，而是家庭內部的互動與協商。這一發現讓我警醒：僅從個體（尤其是女性）出發的生育研究，難以真實描摹家庭決策的復雜機制，更無法揭示成員間的博弈與相互影響。

自那時起，我開始倡導并踐行“從個體走向家庭”的研究范式，聚焦夫妻生育意愿的互動、教育匹配與生育行為、家務分工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生育意愿的代際傳遞等議題。圍繞這一方向，我先后主持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結項鑒定為“優秀”），以及教育部后期資助重大項目等多項研究。相關成果也受到學術同行的廣泛關注和認可，榮獲省部級獎勵三項。

然而，近年來，中國生育率持續走低，成為一個牽動人心的時代議題。政策調整曾帶來生育率的短暫回升，但2018年后，總和生育率再度下滑，甚至低于政策調整前的水平。低生育率的成因已成為學界、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焦點。令人遺憾的是，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不同，生育率研究幾乎只聚焦于女性，男性往往是被忽視的一方。正是在這樣的學術和現實背景下，2022年9月，我啟動了這項關于性別與生育率的研究。最初的念頭非常直接：既然生育是兩性共同參與的過程，為什么我們的生育統計與分析幾乎只關注女性？男性生育率具有怎樣的特征和模式？它與女性生育率存在差異嗎？為何有（或沒有）差異？帶著這些疑問，我提出了計算男性生育率及其性別差異的研究設想，希望借此從更全面的視角理解人口變動的社會邏輯。尤其是在中國，長期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婚姻市場的性別失衡與結構性婚配矛盾，以及日益突出的晚婚、不婚與不育現象，都使得納入男性視角重新審視生育問題變得尤為重要。只有同時關注兩性在婚育行為中的差異與互動，才能真正揭示低生育率背后的社會結構性因素。

與此同時，我也希望進一步回答一個更細致的問題：生育率的變化究竟源自特定年齡組的局部波動，還是整體育齡群體的普遍轉變？厘清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理解生育率的內部結構與變化趨勢，也為政策干預提供了更加精準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歷程

研究啟動之初，我（卿石松）以為這會是一篇“快刀斬亂麻”的論文。研究思路清晰，內容簡潔，數據與資料基礎扎實，研究設想也已成型——我提出思路、編寫了初步的數據分析代碼，并邀請溫敏合作，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然而，真正進入研究設計與論證階段后，新的問題接踵而至。從方法選擇到理論闡釋，每一步都需要反復推敲。學術交流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是否有必要單獨計算男性生育率？這一做法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何在？微觀生育史數據適用于生育統計嗎？與此同時，教學與其他科研任務讓項目進度時快時慢。但每次回到這項研究，我都會重新被它的意義吸引。我們一邊完善思路，一邊補充數據、反復修訂，并在多次學術會議上作主旨報告、吸納建議。到2024年12月，初稿終于完成并提交投稿。

收到評審意見的那一刻，既欣慰也緊張。兩位匿名評審充分肯定了研究視角的創新，同時指出理論主線仍需強化，機制分析尚不充分，行文應避免平鋪直敘、提升論證張力。面對這些中肯的建議，我們開始了大刀闊斧的修改。逐條研讀意見，逐段回看邏輯，幾乎是以“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的方式，梳理出更清晰的理論框架與論證路徑。我們重點強化了問題背景，系統對接國際經驗與中國現實，凸顯引入男性視角的必要性；同時重構理論與文獻述評，使其成為一條嚴密的主線，與實證結果、政策討論前后呼應，提升全文的整體性。

修訂稿提交后，評審專家再次提供了細致反饋，編輯部也同步給出寶貴建議。在持續的對話與自我校正中，我愈發體會到學術研究的魅力之所在，即在這種循環往復的打磨中，無限逼近真實。最終定稿的那一刻，我們才感到這篇論文真正“成熟”了。

三、反思與致謝

這項研究的初衷，并非簡單地強調性別差異，而是希望借助性別視角，更全面地理解生育的社會圖景。性別分析的意義，不在于呈現差異本身，而在于揭示社會結構如何塑造不同群體的婚育機會與行為模式。孩子固然由女性孕育，但生育從來不只是女性的事。更重要的是，如果生育政策的焦點始終停留在女性身上，不僅難以全面把握生育行為背后的社會機制，也可能讓女性在結構性壓力中承擔過多的期望與責任。

生育，是兩性合作、家庭決策與社會支持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生育政策的設計應立足于更廣闊的社會現實——既要理解女性在生育與工作之間進行平衡的壓力，也要看到男性在婚育、養育中的現實處境與社會角色。只有在制度層面上實現真正的性別協同，生育才能成為一種可持續、可選擇、也可承擔的社會行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他們都在社會轉型中經歷著角色的重塑與壓力的再分配。唯有從整體出發，理解并回應不同群體的處境，我們才能提出更具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的生育支持政策。

回望整個研究歷程，從最初的設想到反復修改的過程，我（卿石松）深切體會到科研的本質是在持續思考與不斷打磨中追求更清晰的理解。每一次質疑、每一次修訂，都是對問題本質的逼近。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也正在于此——它不僅是數據與模型的積累，更是一種理解社會、回應現實的努力。

文章的刊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寫作與修改中不斷“蛻變”的過程。匿名審稿專家的專業意見與編輯部的悉心指導，是文章完善的關鍵。編輯老師在模型設定、結構安排、文字表達等細節上給予了大量具體建議，體現了編輯團隊一貫的嚴謹與細致。幾位審校老師和主編對標題、邏輯與語言精度的嚴格把關，讓我深刻體會到，學術寫作不僅要“講好一個故事”，更要“講一個好故事”。

此外，衷心感謝學院同事及“人口與家庭發展創新團隊”的長期支持，也感謝澳門大學、中山大學以及上海市人口學會等機構主辦的相關學術會議。研討與交流中，專家們提出的許多啟發性建議，促使我們不斷反思與修正，也讓論文的最終呈現更加扎實豐滿。

當然，文章仍有不足。我希望它能拋磚引玉，為生育議題注入新的思考——比如如何理解婚育領域中的性別差異、如何在生育統計與人口預測中更好地納入性別視角等。隨著中國社會普婚普育模式的變遷，婚育機會的性別差異以及兩個群體內部的分化將愈發值得重視。未來，期待與更多同行攜手，共同探討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性別與人口發展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