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提“G2”，背后概念大反轉，暗藏三大意圖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美元首峰會已經過去幾天，盡管貿易協議尚未正式簽署，但雙方達成的一些共識和成果已經開始逐漸明朗。

這也是未來幾天，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焦點。

首先，特朗普在美東時間11月4日正式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即對中國征收的芬太尼關稅減少10%，并從11月10日開始實施。同時，中國官方也正式宣布，中國將暫停一年對美國部分商品的征稅。

這顯然是雙方在落實峰會成果方面的最新進展。盡管貿易協議尚未簽署，但這些成果至少讓大家看到了未來的一絲希望。

但正如我之前多次強調的，我們不能對這些成果抱有過高的希望，因為即便美國愿意在某種程度上妥協，那也只是暫時休戰一年。

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一年里，美國將竭盡全力重建乃至完善其全球稀土供應鏈。

與此同時，中國也需在接下來的1到2年內，盡可能減少在高科技供應鏈上對美國的依賴。如果雙方都能達成各自目標，那么就意味著中美雙方都具備了與對方脫鉤的能力。

這件事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取決于個人看法。但如果達不成目標，明年的深圳APEC峰會召開之際，中美兩國還可能進行激烈的博弈，甚至可能一劍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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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的中美元首峰會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提到“G2”即將上演，意思就是世界上只有兩個重要的國家，即中國和美國。如果這兩個大國能夠達成共識并建立對話機制，許多全球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G2”一詞最早于2005年由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但其流行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因為等到美國金融危機開始蔓延全球之后，人們才注意到，只有中美兩國聯手才能夠解決相當部分問題。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弗格森更是創造了一個新詞，叫“中美國”。

將近20年后再回顧這一切，仿佛置身于另一個世界。某種程度上，大家還覺得當時何其美好。

那時，人們普遍認為中美之間存在某種協調或共治的可能性，當時的中國政府并不主張這一觀點，沒有接受。因為中國堅持認為，世界不僅僅是中美兩國的，中方還愿意跟世界上更多的國家走在一起，沒有落入美國設定的“語言陷阱”中。

但某種程度上，這也說明中美雙方還比較和諧。雖然有矛盾，但還可以共治。

所以，2006年，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訪問中國時，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一概念。

其含義是，世界上如同一個股份有限公司，中美兩國是主要股東。只要這兩個股東合作，世界上的大事基本上就無法撼動。

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北京奧運會上唱出了主題曲《One World, One Dream》，傳達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理念。

從2005年提出“G2”概念，到 2006年提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理念，再到2008年奧運會上唱出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恍如隔世。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4~5年，世界產生了眾多激烈的地緣戰略沖突。

而如今，在中美元首峰會前夕，特朗普重新提出或重拾“G2”的概念，其背后有什么意圖？

我認為，應將從三個方面來看待：

第一，特朗普現在所使用的“G2”的概念，與當時人們以為的“G2”概念是不一樣的；

第二，特朗普使用這一概念的意圖究竟是什么？

第三，如何對待“G2”這一說法，以及特朗普使用“G2”概念的持續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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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特朗普使用“G2”的概念與之前使用的，根本不是同一概念。

2005年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提出了“G2”概念，以及后來提出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概念，以及“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其實當時談論的都是中美共治。

盡管我們不贊同，但在過去近20年的時間里，人們確實越來越認識到，只要中美處理不好自己的關系，世界就不會安寧。

如果這兩個大國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世界格局就能穩定一段時間。

因此，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或者建立處理矛盾和沖突的某種機制，對世界來說總是有益的。

那么今天，20年之后，特朗普再次使用“G2”這個詞，顯然不是指共治。

他一方面誤解了這個詞的含義；另一方面，他的本意可能是希望中美兩國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協商和妥協。

所以從這意義上說，特朗普和其團隊或鷹派代表們，至少在本質上存在區別。

如果說美國國內以及背后的一些鷹派對中國持有戰略敵意，這與20年前小布什時期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特朗普本人在對華問題上，多少還是秉持著在商言商的立場，包括這次的中美貿易戰。

而他背后的鷹派團隊則是借貿易，打貿易政治或貿易戰略戰。

所以，盡管特朗普使用的“G2”，與20年前截然不同，但他所表達的意思，和他周圍鷹派對中國的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我們需要準確理解特朗普這個概念中的缺位和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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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朗普的這個概念未來是否還會延續，中國又將如何應對。

我認為，這個概念至少是特朗普的一廂情愿。如果特朗普下臺了，被另一個主流或者更加極端的美國政客取代，這個概念大概率不會再使用。

無論是它代表的是20年前的“共治”，還是現在的“協調”，這個概念恐怕都難以維持。

對此，我們不應抱有幻想，因為它并不是美國對華的一個既定戰略，而僅是特朗普個人的想法。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表達的個人想法，雖然有可能明天就成為美國的戰略，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僅止于其個人想法的層面。而即便能成為美國的戰略，但在后特朗普時代也未必能沿用。

因此，我們不應將特朗普目前的想法視為美國的戰略，即便這些戰略在短期內有效，我也不認為它會有長期的持續性。相反，中美之間的長期戰略博弈是結構性的。

那么，我們應如何對待這個概念，是否應該像20年前那樣完全拒絕它？

20年前，無論出于對中美關系的善意，還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世界不僅僅只有中國和美國，我們拒絕使用這個概念。

然而，在今天，我認為我們不必完全拒絕它，盡管該概念是不可持續的，只是特朗普的一廂情愿，但從深層結構來看，當今世界最大的矛盾及其沖突點，或者說最大的癥結，確實是在中美兩國身上。

因此，無論是共治、共榮，還是沖突乃至更大規模的沖突，中美兩國都是重中之重。

若從語義學的角度來看，20年前“G2”的語義元素之一是共治。那么現在，我們能否將這個語義元素替換、注入或豐富，從而建立起能夠解決長期、結構性、戰略性矛盾的機制？

因此，我們不必拘泥于20年前的觀點。

當然，我們依然不可接受也難以想象，這個世界可以達成中美共治，但若中美之間能夠建立一種機制，走出一條能夠解決長期結構性、戰略性矛盾的道路，我想這將是21世紀，至少在21世紀上半葉，中美兩國為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對達成這一目標抱有的希望似乎不大，但從理想主義者的視角出發，我認為這其中的價值絕不可低估。

俗話說得好，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生活在21世紀上半葉中，作為兩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理應承擔起對人類未來使命和解決矛盾沖突的神圣責任，至少應避免引發更大的沖突。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將“G2”這一概念，進行語義上的替換、更新或補充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