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了66年的條約，1991年無意間發現，為我國撿了一個“大漏”

1991年的一個普通日子里，中國探險家高登義在翻閱一本贈書時，無意中瞥見了一個不起眼的條約。

條約原文中，“China”赫然在列。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紙協議，這份條約早在66年前就已簽署，卻幾乎無人知曉。

這份無意發現的條約究竟是什么？為何說為我國撿了一個“大漏”呢？

意外發現

1991年的挪威，此時的高登義，正剛結束一次聯合科考項目，準備打道回國。

他是我國少數幾位長期從事極地考察的專家之一，言語不多，辦事卻極有章法。

這趟前往挪威的任務本身并不算特別。

與以往一樣，高登義代表中國參與北極相關的氣候研究和技術交流。

但正是在這趟“尋常不過”的訪問中，一本不起眼的贈書，悄然改寫了中國極地事業的命運走向。

活動的最后一天，挪威卑爾根大學的地理系教授，一位頭發花白的老學者，滿懷熱情地送給高登義一本書，書名簡單明了：《北極指南》。

這并不稀奇，科研人員之間互贈資料，是常有之事。

高登義禮貌地接過，隨口寒暄了幾句，便把那本不算厚的書塞進隨身的雙肩背包。

直到歸國的路上，這本書才真正被翻開。

那一夜，他翻到書的第三章時，眼神不經意地掃過一段內容，“斯瓦爾巴條約原文”赫然印在紙頁之上。

這份條約的名字，他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國際期刊中他便略知一二，知道這是挪威與多國關于北極群島的聯合使用協定。

但也僅止于此，因為條約太舊，資料罕見，加上一直未見中國涉入，便沒有引起更多重視。

可當他的目光繼續往下時，心跳卻陡然加快。

CHINA。

那是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拼寫，卻出現在他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國，竟然名列締約國之一。

那一刻，他簡直懷疑自己的眼睛，連忙掏出筆，在那一行旁邊狠狠劃下一個的記號，又來回反復確認幾次。

沒錯，是China，而且還不是空泛地提到，而是明確列入條約附錄中的正式簽署國。

高登義腦中電光火石般地閃過一個念頭，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擁有在斯瓦爾巴群島的合法權益？我們竟然，是合法擁有北極科研資格的國家之一？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

高登義再也難以平靜，一份被國人遺忘了66年的條約，一份塵封已久的國際文件，居然還安安靜靜地躺在紙頁之中。

一份不走尋常路的國際協議

國際條約簽署時，有些協議氣勢如虹，一簽定便震動全球，有些條約則低調內斂，簽訂之時幾乎無人關注，卻在數十年后突然騰空出世，成為撬動現實格局的關鍵杠桿。

《斯瓦爾巴條約》，顯然屬于后者。

如果不是1991年的那次意外翻書，中國或許至今還難以理所當然地在北極建站。

而這份如今為我們“撿到大漏”的條約，其實早在上世紀初就已悄然誕生。

它的出現，不是因戰爭，不是因資源爭端，而是一次漫長又混亂的國際博弈之后誕生的妥協產物。

要追溯這份條約的源頭，必須從17世紀的歐洲說起。

彼時的歐洲，正處在“地理大發現”之后的余波中，許多國家靠著遠洋殖民、海權貿易迅速崛起。

尤其是像荷蘭、英國這樣的海洋強國，早已不滿足于在大西洋、印度洋上跑船，他們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向了地球的“盡頭”，北極。

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群島，是一處常年冰封、荒蕪冷寂的土地，但它的地理位置極為特殊。

它位于大西洋與北冰洋之間，既靠近北歐諸國，也處于極地航線的中點。

不僅如此，島嶼附近海域棲息著大量鯨類，是彼時極為緊缺的“生物礦產”，而其冰雪下掩藏的礦藏資源，也在隨后被陸續發現。

早在1596年，荷蘭探險家巴倫支便首次抵達此地，并將其命名為“斯匹次卑爾根”，意為“冰原上的尖峰”。

但他很快便在這次航行中命喪于新地島，未能來得及為荷蘭“宣示主權”。

遺憾的是，這也成為了斯瓦爾巴主權歸屬爭議的起點。

自17世紀起，荷蘭、英國、丹麥、法國、俄國相繼踏足這片土地，先是捕鯨，后是開采礦石，再后來干脆修建居民點、建立駐所。

斯瓦爾巴逐漸成了一個“無政府領地”，誰來誰用、誰搶誰得，打得不可開交。

尤其到了19世紀末，工業革命為礦產需求添了一把火，各國為爭奪斯瓦爾巴礦權，互相之間時有武力沖突。

只是彼時的挪威，尚未擁有明確主權，也拿不出確鑿的占有證據，一度被排擠在權力中心之外。

但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等到一次世界大戰落下帷幕，歐洲列強元氣大傷，挪威卻以中立國的身份保存了實力。

眼見各國無暇顧及極地事務，挪威悄悄發起了對斯瓦爾巴主權的申訴。

1920年2月9日，《斯瓦爾巴條約》在法國巴黎正式簽署。

首批締約國共有18個，主要包括英國、美國、丹麥、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等海洋強國，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內容就是，斯瓦爾巴群島的主權，正式歸屬挪威。

但這份條約真正“特別”的地方，遠不止主權歸屬。

在當時，這份協議打破了傳統的“主權等于獨占資源”的國際慣例，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條約模式：

挪威雖然擁有行政主權，卻不得將該群島用于任何軍事目的，不得在島上駐軍設防，同時必須向所有締約國的公民開放科考、捕撈、開采等商業活動的權利。

這些國家的公民只需遵守挪威法律，即可自由進出、合法經營，不受限制。

簡而言之，這是一個“掛名主權、集體使用”的多邊共管地。

到了1925年，法國又提出擴大締約國的建議，一口氣邀請了包括德國、芬蘭、西班牙、土耳其以及中國在內的33個國家加入條約。

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平等合作”的姿態，實則卻藏著另一番算盤，法國意圖通過稀釋條約股權，使自身在斯瓦爾巴的活動范圍擴大，將“共享”變為“獨享”。

而中國的加入，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完成的。

彼時中國正處于北洋政府時期，國家積弱、外交被動，對于法國提出的這一“友好邀請”，段祺瑞起初極為抗拒，甚至一度表示拒簽。

但無奈列強施壓、國際輿論逼迫，最終中國還是被“半推半就”地加入進來。

就是這樣一次無心的簽署，條約簽下后便被束之高閣，隨著政權更迭、戰火紛飛、資料遺失，幾乎在中國的官方記憶中徹底湮沒。

科考之錨

1991年，高登義在挪威翻閱《北極指南》時，他或許并未意識到這次偶然的發現，將會成為中國北極科研歷史的起點。

那個印在書頁中的“China”字樣，仿佛是一把鑰匙，打開了中國進入北極的合法大門。

對于高登義而言，這一發現的震撼遠超他當時的想象。

他知道，若中國能夠憑借這份條約的存在與挪威政府進行有效的外交交涉，不僅能讓中國擁有在北極的科考資格，甚至可以為國家提供廣闊的極地研究平臺。

這不僅是科學的突破，更是國家戰略的重要一步。

回國后的幾個月里，高登義將自己的發現呈報給了相關部門。

這份報告不僅令他自己感到驚訝，也引起了政府及科研界的高度關注。

有關部門立刻意識到，這個發現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它牽涉到未來國家在極地科學領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于是，極地科研相關的討論開始在國家高層展開，關于如何利用這一條約為中國爭取在北極的科學研究空間，成為了新一輪外交和科研合作的議題。

對于那個時代的中國來說，北極并不像南極那樣“空無一人”，其周邊是挪威、俄羅斯等幾個強大的國家，且這些國家早已在該地區形成了科研、資源開采等領域的長期布局。

即使條約為中國提供了合法身份，但中國并沒有足夠的經驗和基礎設施來支撐在北極進行長期的科學考察。

更重要的是，如何從一個法律名義上的參與者，轉變為一個真正能在極地地區進行有效科研的國家，才是關鍵所在。

面對這一困境，中國開始從各方面著手準備。

首先是外交談判。1991年發現條約后，外交部迅速派遣高層與挪威方面進行磋商。

挪威作為斯瓦爾巴群島的主權國，在國際社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它的立場對于中國未來在北極的科學探索至關重要。

經過一系列的磋商與談判，中國向挪威提出了合作的意愿，明確表達了希望在斯瓦爾巴群島建設科考站，進行極地環境、氣候變化等領域的科學研究。

談判的進程遠比想象的更加曲折。

在這場外交博弈中，中國的優勢在于它可以依賴一項國際條約的合法性，但同時也面臨著強大的挑戰。

如何讓一個長期處于全球科研體系邊緣的國家，在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中脫穎而出。

如何讓挪威相信中國將遵守條約精神、積極推動科研合作，而不僅僅是為了開采資源，這些都是挪威必須謹慎考慮的問題。

經過多年的磋商等待，終于在1999年，雙方達成了共識。

挪威同意中國在斯瓦爾巴群島建立科考站，并簽訂了相關的合作協議。

這標志著中國正式邁出了進軍北極科學研究的第一步，。

2004年，中國在斯瓦爾巴群島的首個極地科考站，黃河站，終于正式落成。

站點的建設過程異常艱難。

黃河站位于斯瓦爾巴群島的最北端，常年被冰雪覆蓋，環境極為惡劣。無論是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人員的調配，都充滿了艱難困苦。

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科研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憑借著過硬的技術和堅韌不拔的毅力，最終完成了這一舉世矚目的科研基地。

黃河站的建成，不僅是中國在北極科研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更是中國極地科考事業的一次全面啟航。

通過這一科考站，中國不僅能夠參與全球氣候變化的研究，還能在極地環境、冰川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多個領域，進行系統的科學探測與數據收集。

黃河站的建設，標志著中國極地科考的新紀元。

這個位于世界盡頭的科研站點，承載著國家科學研究的未來，也象征著中國在全球科技領域中逐步崛起的決心能力。

站點的投入使用，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在極地科學研究中的國際合作，標志著中國正式成為全球極地科研的重要參與者。

而黃河站的建立，僅僅是中國極地科考征途的起點。

從此之后，中國的科學家們將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北極，黃河站這個遙遠的極地科研站點，也必將成為中國在全球科技競賽中的重要支點，見證中國極地夢的逐漸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