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沃森離世，他曾為中國生命科學做出重要貢獻

編者按

近日，本世紀最偉大的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逝世，享年97歲。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發文紀念。

他不僅在DNA雙螺旋結構、人類基因組計劃等方面做出巨大貢獻，他也曾為基礎薄弱的中國生命科學做出重要的貢獻。

作為沃森親密的朋友以及亞洲事務顧問季茂業博士早些年就系統地回顧了沃森的“中國情結”（2012年發表于《科學新聞》）。

沃森最近一次參加國內昌平實驗室的一個活動，2023年10月21日，95歲高齡的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因身體原因未能親臨會議現場，他特定錄制了一個視頻，回顧了當年這一重要發現。

“DNA雙螺旋結構的成果于1953年4月25日發表在《自然》雜志上，這是《自然》雜志有史以來發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只要你不是太笨，只需要仔細瞧一下就能知道如何拷貝DNA，看到DNA就會明白雙鏈如何解旋。當時我和克里克并沒有馬上解決A—T配對問題，直到那一年的某個周三、周四，我們才了解到C—G配對，并發現它和A—T配對在形狀上相同，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一個雙螺旋模型。”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沃森在中美“乒乓球外交事件”后，就不斷接待赴美的中國學者，他也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訪華的美國學者，1981年沃森首次訪華后，與曹天欽、王應萊等人會面后，他與中國生命科學的聯系就更緊密了。此后數十年，他盡其所能、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那時候正在起步的中國生命科學。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 與中國幾代生命科學家都有交集，如曹天欽、貝時璋、王應睞、談家楨等 。

本文為冷泉港亞洲負責人季茂業博士的一篇舊文，刊發出發以示對沃森博士的紀念。

季茂業（冷泉港亞洲負責人）| 撰文

2006年我在冷泉港實驗室做博士后期間，業余協助沃森為他第二次訪華做準備。一個偶然機會在實驗室沃森檔案館內發現一大批沃森和中國科學家在1980年代互動的很多一手材料。包括沃森1981年第一次到北京時去全聚德烤鴨店就餐的菜單，他倆兒子和太太在北京的諸多照片，及本書所涉及的許多豐富資料。翻看時猶如進入了時光隧道回到從前。我的感覺是既驚奇，又欣慰。驚奇的是原來我所熟悉的中國高校院所同遠在大洋彼岸，美國東岸的冷泉港實驗室曾經有如此頻繁又緊密的聯系和接觸，世界真是很小！但是這些“事跡”竟然不為外人道也。如果不是我在檔案館里的偶然發現，下一次還不知會是什么時候見諸天日。欣慰的是我從宏觀角度看到中國科學界和國際同行是在一個陣營的，并沒有壁壘分明的間隔。當時我的一個簡單的直覺就是這些事應該被人，尤其是我們中國科學界所了解。

數年之后，我有次機會向陳竺副委員長講述沃森和中國科學前輩的往事。陳院士當下就叮囑我應該把這些故事寫出來，和國人分享。慚愧萬分的是由于我能力有限，加上工作繁雜陳副委員長的此一指示我沒有及時落實。幸虧今春葉水送先生表示他有意撰寫此書，我第一時間表示支持和感謝。

2006年之后，沃森和中國生命科學的歷史繼續演進著。因緣際會我也幸運的成為了這之后歷史的見證人甚至是當事人。有兩個細節可以佐證沃森對中國生命科學乃至生物產業發展傾注的個人關懷。

從2007到2017這階段，沃森擔任冷泉港實驗室榮譽主席期間，為冷泉港募款，對高級會議議題的設立，為某些方向的初創公司（startup）的啟動等方面工作占據了他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但令我印象深刻，甚至是慚愧的是在他忙碌工作間，竟然對不少中國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卻有很好的掌握。比如他注意到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楊弋教授關于細胞代謝活動分子探針技術和科研活動。為此在他的建議下把楊教授請到冷泉港的班柏里（Banbury）高級會議中。并叮囑我認識楊教授，并跟蹤他的研究。

詹姆斯·沃森與季茂業博士

兩年后即2018年沃森還專程去上海走訪了楊教授在華東理工的實驗室。除了楊教授的工作外，沃森對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鞠景芳教授，清華大學羅永章教授等實驗室的工作即熟悉又關注。

針對中國生物產業的發展如我之前提到過2006年二度訪華期間特意為蘇州工業園區政府班子做了關于世界生命科學和生物產業興起及發展專題報告。同時欣然答應擔任蘇州生物醫藥產業總顧問一職。

十年后，即2018年最后一次訪問蘇州期間再度為園區更大范圍的觀眾作學術和產業相結合的報告。也就是在這次行程最后他離開蘇州時，他又特意要求汽車穿過蘇州工業園區的生物產業園，以便他有一個直觀的觀察，而且一回到美國家里后又要我給他一個園區內初創公司的名單。我的感覺仿佛他做了一個為期15年的大型實驗，他要收集數據，總結實驗結果。

2018年后，沃森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禍從口出事故”后進入了他人生的靜默期。我是這一時期和他及家人保持頻繁聯系的唯一華人。在這靜默沉淀的過程中，反而使他對后半生所推動的事有更清晰的看法。他認為他之前在科學第一線的業績可以歸結為雙螺旋的發現和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推進。

2023年11月19日我和沃森夫婦在冷泉港小鎮上的“Sandbar”餐廳午餐。席間沃森總結道他后面的工作業績主要：

1.冷泉港實驗室的管理和提升；

2.冷泉港亞洲的建立及同中國生命科學界的互動；

3.發起對癌癥的科學之戰（War on Cancer）。

由此可見和中國科學界互動在他心目中的定位和重要性。沃森與中國的聯系，最早從1950年代開始，再到80年代的親手實施，以及現在的念茲在茲，沃森對中國生命科學的關切真正做到了半個世紀的一如既往、始終如一。真是令人感慨萬千！

在這段靜默期，沃森對中國青少年科普工作表現出持續的關切。每次我去到他家就會聊起科學教育。他有兩個計劃；一是把他《基因的分子生物學》這本經典巨作加入基因編輯和免疫，核酸治療等新技術，改寫成適合高中生的版本，分別在紐約和北京的中學使用。

當然他對中國教科書的撰寫和發行的規章制度一點都不了解；第二個計劃就是在中國主要大中城市設立針對青少年和社會科普功能的DNA學習中心。老先生甚至表示如果開張的話，他要親自再來中國致辭。欣慰的是這個計劃經過幾年的醞釀，嘗試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教學方案和手段后目前已進入積極籌辦階段，希望在較短的時間內成為現實。

那么多年過去了，其實我并不理解是什么動機或原因促使沃森對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如此上心和關切，我也沒有問過他這個問題。但我覺得從他這樣一個具有大戰略眼光和胸懷的科學家或許可以從以下的角度去思考。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大國家，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可以最大限度、在最大范圍推進世界科學的進展；其次世界公認亞洲人的勤奮和聰明才智，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當然也給科學的進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以上這兩點出發，支持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就非常可以理解，即中國科學的健康發展也將促進世界科學的長足進展。中國可以也應當為人類科學的昌明、文明的進步作出該有的貢獻。我認為這是較合理的推測，即使不然，我們也該有這樣的廣闊的胸襟和視野。

此外，沃森個人的成長經歷也使他對學術會議和頂尖學術培訓平臺的理解有更為切身和深刻的理解。2007年為支持我回中國工作，沃森專門和我一起以冷泉港的優美港灣為背景拍了一個對談視頻。在對話中，沃森侃侃而談敘述到1948年他隨博士導師盧利亞（Salvatore Lucia）

當時20歲的沃森在冷泉港好比如魚得水，非常活躍。他說“I know everybody on the campus. And I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這種學術+社交的活躍性對他個人，乃至對科學的進展期其影響極為深遠。因為也就是在冷泉港的這個學術生態體系里，沃森知道核酸，而不是其他生物大分子才最有可能是遺傳物質這個關鍵的信息。那時的世界通訊基本靠書信往來。一封信路上走個把月是常態。科研成果的發表和分享和現在相比有巨大的時代性差異。因此核酸是遺傳信息介質這個確切的信息最早知道，并確信的人很少。這個不對稱信息堅定了沃森博士后的工作全部聚焦在弄清核酸的分子結構這一學術方向。

之后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已成為了科學史上的著名事件，我不在此贅述了。此處關鍵的點我想說明的是科學上的重大突破往往離不開頻繁、及時、活躍和高質量的學術碰撞，而善用乃至制造這種碰撞，在碰撞中捕捉稍縱即逝的智慧火花是一流科學家必備的功夫，而高水平的學術會議則是提供這種碰撞的平臺和溫床。毫無疑問，這也是沃森先生如此重視辦好冷泉港亞洲的動機之一。他常說的一句話是：”Science is a soc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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