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偏見里的天才：告別DNA之父詹姆斯·沃斯

2025 年 11 月 6 日，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在紐約長島的一家臨終關懷機構去世，享年 97 歲。這位曾提出 DNA 雙螺旋結構并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在生命最后幾年中長期臥病，幾乎不再公開露面。他的一生，寫滿天才的輝煌，卻也布滿爭議的陰影。

圖 | 詹姆斯沃森晚年（來源：c&en）

沃森的科學貢獻誕生于 1950 年代初的劍橋。那是分子生物學的萌芽期。物理學家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在《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書中提出，生命的遺傳信息可能儲存在某種“有序的分子”中。這一觀點吸引了一批年輕研究者，他們希望用物理與化學的方法解答生物學問題。沃森當時剛從印第安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噬菌體病毒，對基因如何復制產生興趣。1951 年，他獲得研究獎學金前往英國，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繼續尋找答案。

在劍橋，沃森遇到了年長他十二歲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克里克出身物理背景，正在嘗試利用 X 射線晶體學研究蛋白質結構。沃森擅長思維推演，克里克擅長空間建模，兩人迅速成為搭檔。盡管他們在實驗室的正式研究方向并非 DNA，但對遺傳本質的共同興趣讓他們頻繁交流、討論。他們的設想很直接：DNA 可能以某種規則的方式自我復制，而揭示其分子結構是理解生命的關鍵。

但當時的研究環境并不寬松。科學界普遍認為 DNA 只是細胞內一種儲存物質，蛋白質才是生命的核心。更關鍵的實驗數據掌握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 s College）手中。那里的兩位研究者——莫里斯·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和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正在利用 X 射線衍射技術研究 DNA 的晶體結構。富蘭克林的實驗技術精準，她拍攝的高分辨率衍射圖像揭示了 DNA 呈螺旋對稱的跡象，但她本人仍在分析數據，尚未發表。

1952 年底，在富蘭克林不知情的情況下，威爾金斯將她最新的 X 射線衍射圖像——“照片 51”（Photo 51）展示給了沃森。不同于模糊的早期結果，這張圖像的清晰度極高，顯示出典型的螺旋衍射花紋。沃森一眼便認識到其意義。結合他與克里克此前的模型假設，兩人迅速意識到 DNA 很可能由兩條互補鏈構成，堿基配對維持結構穩定。

圖 | 富蘭克林與 Photo 51（來源：Wikipedia）

幾周后，他們在劍橋實驗室用金屬棒和紙板搭建出模型，并確定堿基配對規律：腺嘌呤與胸腺嘧啶、鳥嘌呤與胞嘧啶配對。模型建立后，他們寫成短文，于 1953 年 4 月 25 日在 Nature 雜志發表。那篇不足千字的論文，開頭一句寫道：“我們希望提出一種 DNA 的結構，這種結構可以解釋遺傳物質的復制機制。”

在整篇文章中，他們并沒有提到富蘭克林。只是在附帶說明提到，他們的模型“得益于國王學院的未發表結果”。然而當時富蘭克林已經離開國王學院，她并不知道沃森和克里克曾直接看過那張關鍵的“照片 51”，也不清楚他們在模型建立過程中具體依賴了哪些她的結果。1958 年，由于長期接觸高劑量 X 射線，富蘭克林罹患卵巢癌去世，年僅 37 歲。

1962 年，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三位科學家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

（來源：Nature）

幾年后，沃森出版回憶錄《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以個人口吻回憶當年往事。書中，他以帶有玩笑和主觀色彩的語言描述富蘭克林，輕佻地稱她為 Rosy（富蘭克林名字為 Rosalind），并評判其缺乏女性氣質：“她從不涂口紅來襯托那一頭黑直發，三十一歲的她穿衣風格卻像一個英國書呆子少女一樣缺乏想象力。”

（來源：The Double Helix）

這些描述引起廣泛爭議。批評者認為他低估了她的貢獻并且帶有性別偏見。沃森在隨后接受采訪時表示，書中只是記錄了當時的科研環境，并非有意冒犯。

出乎意料的，這次爭議反而為他獲得了更高的公眾關注度。

他開始頻繁出現在電視節目和公眾演講現場，并且迎來了自己事業的另一座高峰——1968 年，他出任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負責人，帶領實驗室從病毒研究中心轉型為分子生物學的核心基地，推動了基因克隆和癌癥機制的研究。他提倡自由的學術環境，吸引了全球的青年科學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的生物技術浪潮興起，他成為科學與政策之間的關鍵人物之一。

1990 年，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正式啟動，沃森擔任首任總監，提出“我們要讀懂人類的全部遺傳文字”。那一刻，他似乎再次站在時代的中心。

然而，科學世界的掌聲并未持續太久。進入晚年，沃森因一系列公開言論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2007 年，他在接受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采訪時。表示自己對非洲的前景感到悲觀，因為“智商差異可能有種族因素”。這番公然的種族歧視言論公布后，冷泉港實驗室馬上暫停其職務，隨后撤銷了他的名譽頭銜。科學界也普遍譴責其觀點缺乏科學依據且具有歧視性。

與半個世紀前那場尚能被歸于“性別偏見”的爭議不同，這一次，他的言論幾乎抹去了自己最后的社會存在。媒體描寫他在紐約郊外的住宅中獨居，偶爾出現在私人聚會，但再無公眾演講。2014 年，沃森拍賣了自己的諾貝爾獎章，稱“希望重新獲得被學界遺忘的存在感”。此后他幾乎完全退出公共活動。家人透露，2019 年一次車禍后，他健康狀況持續惡化，直至去世。

沃森的去世引發了科學界和媒體的廣泛報道。多數機構在悼詞中強調他對分子生物學的貢獻，也提及其爭議性。《華盛頓郵報》評論稱，他“既是揭示生命密碼的先鋒，也是被自己信念困住的人”。評價簡短，卻概括了他生命的兩面。

有人認為，沃森只是那個舊時代的產物。他的直率、傲慢和缺乏社會敏感，反映了 20 世紀中葉科學界的文化：男性主導、競爭殘酷、追求勝利而非公正。也有人認為，他的問題更深——一種不愿更新的世界觀。科學在快速演進，而他仍試圖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邏輯解釋人類差異。對基因的信仰曾讓他發現生命的本質，但同樣的信仰，也讓他誤以為基因能解釋一切。

人性的局限，就在于知識與偏見往往并存。不管對于科學家還是每一個個體來說，在追求科技進步的同時，不應該放棄對自身乃至外部世界的省察，否則也將被偏見所困滯。

無論如何，沃森的科學貢獻無可否認——從 DNA 雙螺旋的發現，到推動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早期構想，他改變了人類理解生命的方式。

參考資料：

1.James D. Watson—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2.Brenda Maddox—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