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敏《不可能死去的人》：時間是我唯一的技巧

在生活的微小劇場里，上演著名為“平常”的戲劇性。

人生如戲。盡管不必面涂夸張的油彩，粉墨亮相，但魯敏最新小說集《不可能死去的人》依舊在人潮人海中，精準地打撈起每個生活的主角。

《不可能死去的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魯敏近五年來發(fā)表于各大文學期刊的短篇小說。小說關切那些在夾縫中喘息、在塵埃中翻滾、在無常的命運歧流中泅渡的普通人。

小說集的封面猶如一張手繪的微信朋友圈截圖，作者魯敏在其中“更新”了一條動態(tài)：“‘人’是最復雜的概念，以這九篇小說，再為其加上一些注解吧。”

有人點贊，有人留言。細看之下，他們竟全是從小說中“活”過來的人物。他們都是不可能死去的人。恰如魯敏自己所言，寫作越久，親人越多。

《不可能死去的人》魯敏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顯而易見的是，魯敏近年的小說有種不事雕琢的平淡沖和。

“我年輕時也曾追逐過技巧，迷戀那些有趣的技術游戲。如今，我越來越想忠實地把我對時間、生活的感受以小說的本來面貌呈現(xiàn)出來。時間就是我唯一的技術。”魯敏表示，生活不會每天上演驚天動地的劇情，平凡的戲劇性自有它的重量。

10月26日，魯敏攜新書做客錢報讀書會，與作家鐘求是、評論家王晴飛、作家蕭耳共同分享生活裂隙中那些閃耀的人性微光，并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讀書會開始前，記者也窺見了平凡生活中的戲劇性一幕：

書店一角靜靜躺著一只碩大的毛絨玩具熊，閑聊中，魯敏突然一路小跑，把熊抱到沙發(fā)上，要和它合影。摟著毛茸茸的胳膊，眼睛笑成了兩道彎……

看吧，人間果然處處是劇場。

以下是記者與魯敏的對談：

【1】藏在日常中的戲劇

潮新聞·錢江晚報：《不可能死去的人》收錄了您近5年來刊發(fā)于各文學期刊的短篇小說，有點階段小結(jié)的意思？

過去5年給我們每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從暫停到重新開啟，AI從虛幻的概念真實地來到人們面前。九篇小說似乎有個朦朧的主題——文學的靈魂在于對“人”或“人性”的勘探。是否來自您近年來的一些體悟，或是對人工智能的某種抵御？

魯敏：我開玩笑說，自己用5年時間發(fā)了一個“九宮格”。

過去5年和我們曾經(jīng)歷過的其它五年有些差異，好像全世界都是如此。我最近剛好看了麥克尤恩的新長篇《鋼琴課》，有相當篇幅談到這種停擺的生活給人們的世界觀帶來的影響。

不同國度、不同語言，但同屬這個時代的人們，都在共同學習如何生，也共同認識何為死，學習面對隨時會降臨的偶然。

小說雖然是虛構(gòu)的，但它總是來自非虛構(gòu)的真實經(jīng)歷。這9篇小說，恰好反映了過去5年，我所見的身邊人，他們在情感、價值觀、世界觀、生活觀上的變化，包含著對過去歲月的思考和新生活的理解。

小說快出版的這兩年，我又關注到各行各業(yè)對AI的熱切討論。大家?guī)е鴼g呼，似乎也帶著一點恐慌在討論，AI將如何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

我有些訝異地注意到，大家更熱衷于討論技術本身，卻很少關注技術變革中人的精神世界。仿佛我們?nèi)祟愐呀?jīng)存在得如此之久，不需要再討論了。我覺得這有點荒誕的倒置，也是人對自身存在感的放棄與淡漠。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愿意通過小說的方式，再次伸張人獨特性，包括人的渺小、脆弱。

作為個體的每個人，當然是易碎的，隨時可能直面死亡的。但人之為人的價值和傳承是不可能死去的。哪怕一個再渺小的人，他的生命依然會以某種方式留在一代人身上。

所以，我希望《不可能死去的人》這部小說集可以在歡呼AI和科技的框架下，再來討論我們?nèi)说拿婵住⑽覀內(nèi)说奶刭|(zhì)，以及我們何以為人。恰好也算回應了這兩個主題吧。

魯敏

潮新聞·錢江晚報：您曾在一篇隨筆（讀書筆記）里寫道：“中國作家在寫當代生活時，似乎下筆極為謹慎，前輩們?nèi)匀辉敢獍讶諝v再往上翻四十年……”

而《不可能死去的人》中的九篇小說幾乎全部落在了當代，甚至直抵當下生活的這幾年。您覺得相較以往的寫作，這些小說在創(chuàng)作時，是難度更大了還是相反？

魯敏：一分為二地看吧。

我從前寫過一些八九十年代的鄉(xiāng)村題材的作品，后來，隨著自己的變遷，開始寫城市生活。我的寫作主題和小說空間很自然地隨著我的年齡和經(jīng)歷在變化。

處理較長時間跨度與間隔，在小說敘事里會形成某種浪漫主義或迷霧般的巨大戲劇性，就像一個人跌宕起伏的一生。但這批小說舍棄了這種過往時間面紗的魔術，而集中寫了當下五年的生活。其實會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讀者對當下的生活太熟悉了。好比作者把眼前熱氣騰騰的生活剁碎了，做成了一個“包子”。可讀者依然會疑惑，既然我已經(jīng)如此熟悉當下，為什么還要吃這個“包子”呢？

第二，由于時間跨度太短，小說中人物的命運難以展開巨大的變化和扭轉(zhuǎn)。

通過時間跨度和戲劇性推動形成小說的張力，固然是一種文學審美。但我愿意迎接這樣的挑戰(zhàn)——把剛剛發(fā)生的事，我所感受到的生活進行短篇創(chuàng)作嘗試。在短暫的時間，局限的空間里寫小說。

隨著寫作年齡漸長，我對小說的戲劇性的理解也在慢慢發(fā)生變化。日常其實就是劇場——比如你今天推門出去，碰到一個陌生人，需要微笑嗎？是否要和他對話？微小的生活中，暗藏著一種叫“平常”的戲劇性。歐美的一些當代小說，也會把一段薄片一樣的時間往深里挖，因此來關照自我和整個世界。

生活中，不會每天都上演那些夸張的劇情，但每個人都經(jīng)歷的折磨、變化、領悟，就是無數(shù)個隨時隨地正在上演的微劇場。我們會在閑談中唏噓他人的命運，其實也身處他人的閑談之中。

我們的文學史上，已經(jīng)有非常多像群山、巨象一樣的作品。但我還是想以這種微小的方式，來書寫我們的日常的戲劇性，在這個熱氣騰騰的“包子”里，構(gòu)建它的小結(jié)構(gòu)、小味道和小溫度。

潮新聞·錢江晚報：相對而言，全書九篇小說更偏向于呈現(xiàn)日常生活與人物的自然流動，不知您是否有意削弱了情節(jié)的戲劇性？但《臨湖的茶室》是個例外，氣質(zhì)顯然有些迥異。懸念步步緊逼，最后卻戛然而止，令人疑惑、悵然。這篇小說有特殊的靈感嗎？為什么這么處理？

魯敏：你的閱讀很敏銳。小說出版前，我曾和出版社討論過是否要拿掉這篇小說，因為其氣息不同。當然，最后還是保留。我挺喜歡這篇小說。

小說有個真實的由頭：我身邊的一個朋友，某天突然給我打電話，說要來南京買房云云。我信以為真，還煞有介事地幫他謀劃這件事。后來才從共同好友處得知，他已經(jīng)給很多人打過類似的電話了。

我們猜測，這位朋友陷入了幻想。他的人生經(jīng)歷過許多起伏，但顯然并沒有那么大的手筆四處置辦產(chǎn)業(yè)。他似乎在通過這種方式向我們發(fā)出一種強烈的呼喚——“我依然在這個世界上好好地蹦跶著，我還希望和大家重新聚在一起。”

其實整篇小說的靈感，只有這個電話。

讓我想到，那些早年闖蕩江湖、在全國呼朋引伴的那種開創(chuàng)者，當人生的高潮過后，他們?nèi)绾蚊鎸@種寥落。在他們的幻想中，晚年生活依舊是高朋滿座的，但這個美滿的畫面有可能發(fā)生，也可能不見得發(fā)生。

這篇小說是反因果、反邏輯的。

我做了很多鋪墊，那么多好朋友都趕過來了，氣氛烘托到一個頂點。但是財富在不在？老友的友誼還在不在？當然不是全都沒有了，局部還在，影子還在，但被現(xiàn)實重新構(gòu)建了。

我故意設置了一個開放式的結(jié)局，也是對老派的半職業(yè)性的友誼提供了一種思考：

幾十年以后，我們已沒有利益關系，甚至不在同一個場域，我們還能不能依舊坐下來，僅僅看著窗外的月亮，喝一杯清茶呢？

魯敏

【2】推著作家走的“兩只手”

潮新聞·錢江晚報：集子中的九篇小說的背景以都市生活為主，與您此前鄉(xiāng)土意味更濃的“東壩”系列有一定距離。但在《不可能死去的人》中，您還是借著回憶，一筆蕩回了那個蘇北小鎮(zhèn)。對您來說，東壩意味著什么？這篇小說是對以往寫作的一次回望嗎？

魯敏：這種回望不是刻意的，一開始我只是在小說里正好寫到了一批從東壩走出去的游子。

我的許多同齡人在不斷返鄉(xiāng)的過程中都會發(fā)現(xiàn)，80年代末那個帶有純真氣息的鄉(xiāng)土世界已經(jīng)面目全非，甚至不復存在了。他們的返回，也會給留在原鄉(xiāng)的人們帶來新的變化。

某種意義上，小說確有一個返鄉(xiāng)的主題。《不可能死去的人》《靈異者及其友人》中，主人公都是從小地方反復奮斗，不斷選擇，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但哪怕他們走得再遠，腳后跟還沾著一塊故鄉(xiāng)的泥土。

有趣的是，我遇到過很多人，也許身處巴黎、倫敦、北京、上海，看起來完全是個“世界公民”，但他們身上一定會殘留一個與原鄉(xiāng)關聯(lián)的小小密碼，輕易就能喚起強烈感情。

回到小說《不可能死去的人》，等待一個不可能回鄉(xiāng)的人，其實是鄉(xiāng)村依然存在的證明。

我總覺得，在描寫城市生活和群像中，這種回望的部分非常有趣。這種回望關于諾言、等待和守望。在《不可能死去的人》里，我做了一個放大化的處理：一群離開東壩多年的游子，依然自覺地加入對鄉(xiāng)村信義、價值的守護。

寫完這篇小說時，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還是念念不忘當年那個東壩，它是我腳后跟最堅實的一塊泥巴。

所以有意也好，無意也好，我后來和責編一起把《不可能死去的人》作為小說集的名字。我也盼望讀者能在當下的都市書寫中，找到一點關乎少年意氣、家鄉(xiāng)的氣息，以及我們身上最原初、最柔軟的東西。

潮新聞·錢江晚報：是的，新晉諾獎得主拉斯洛也一直在寫世界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跡。不同作家總會以不同的方式呈現(xiàn)“人”身上不可磨滅的部分。

《不可能死去的人》魯敏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潮新聞·錢江晚報：“多年夫妻，她已不屑出惡聲，只是動作比較大地去準備晚餐。兩個人其實也簡單，飯菜端上來時，周默既沒贊美也沒感謝……”

“晚飯后，妻子下樓了，說一萬步還差兩千步。周默不語，總覺得她的萬步執(zhí)念只是個遮擋，主要為避開兩人相對無言。”

中年困境在小說中有不少體現(xiàn)。家庭郁結(jié)付諸無語，開始接納死亡和離去，庸常的生活雖看不到盡頭，但總想掙脫出來。而生活對中年人似乎又是苛刻的，在傳統(tǒng)的觀念和社會責任中，他們不被允許有“逾矩”的想法和突破。

正如《無主題拜訪》中周默的幾次反常拜訪被視為體檢異常的訊號；《味甘微苦》中，金文會為自己浪漫的“心愿清單”羞愧。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到中年人的諸多困境？這些感受來自身邊的朋友還是生活本身？

魯敏：我一直覺得，作家是被兩只手推著走的：一只空間，另一只是時間。

我本身也是一個被時間推著往前走的人。從少年、青年走到了中年。我在中年里已經(jīng)待了很久了，所以對中年況味有一種自然而然的書寫欲望。

在文學中，對青春的激情、愛情的書寫很多。而中年人往往背負很多社會角色，也有一個相對固化的塑像描寫。但中年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之存在，他們的苦惱、幻想、夢境、渴望往往是被忽略的。

不過，我們現(xiàn)在也看到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社會學討論、開始關注中年人、老年人包括臨終者作為獨立個體的精神需求，各種所謂意義上的“少數(shù)”其實依然是個龐大的群體，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和變化。

我希望用寫作提供一個中年關照的樣本。所以，在我最近的一些小說中，會比較“肆無忌憚”地書寫中年與初老生活，它聽起來好像不太討喜，或讓人覺得有些沉重。但我相信，一個社會足夠文明和包容，就應該能看到各個生命階段的人如何面對自己的生活。我也很高興，你看到了這份中年書寫。

【3】多元價值下的人類樣本

潮新聞·錢江晚報：無論是《暮色與跳舞熊》里的粉紅跳舞熊，《尋燼》里的玻璃彈子，還是《不可能死去的人》中消失的天才。“寄托”或者“懸而未決的希望”在這批小說中是個重要的命題。

跳舞熊面罩下究竟是誰，周成山究竟去了哪里反而不再重要。這些幻想、希望如同拴在驢腦袋前的胡蘿卜，或者如您所寫，像一場“生命的拔河”，驅(qū)動著人們不自覺地向前走去。您怎么看待“寄托”這個命題對普通人的意義？

魯敏：等待和寄托不僅僅是文學中的一個母題，其實也是我們生活中的某種智慧。

剛剛我們聊到的拉斯洛，他的一個文學主題就是等待——無盡的等待，絕望中等一個希望，又從希望來到絕望。他以那種帶著悲劇色彩的、不斷纏繞的命運感來寫這種等待。

我的處理方式可能更“東方”一些。我覺得東方人特別強調(diào)生存和生活的某種智慧。作為活生生的人，有時候需要把自己的等待具象化，以免墮入“哲學式”的絕望與虛無。

生活中，面對水火無情、生死無常，很多人和物都消失了。但我們總是念念不忘，想留下些什么。

就像《余燼》里，可能還不曾燃燒，仿佛能被尋回的玻璃彈珠；或者是童年時期，無比珍愛的一個小熊。我在小說里設置了好幾個這樣的物件。我老覺得這是撫慰自我心靈的一種方式，我很喜歡這種溫柔的，與他人無關的自我寄托。

這也是小說中表達的，某種東方式的溫柔敦厚和自我擁抱。我很想在小說里以這些熱乎乎、活生生的例子來呈現(xiàn)小人物如何用“街頭智慧”解決自己生活中的困境。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擠擠挨挨的，互相拉扯著往前走。力量很小卻很有力。

潮新聞·錢江晚報：誠然，正如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中所寫的：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等待與希望之中。

《不可能死去的人》魯敏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潮新聞·錢江晚報：小說《尋燼》是令我最難過的。僅僅因為父親的一次酒后感慨，董野失去了童年最珍視的玻璃彈子，隨后，在一個接一個的謊言中，他一路往前沖，重點中學、211大學、結(jié)婚生子……可猛然停下腳步時，發(fā)現(xiàn)生活早已千瘡百孔、四處漏風。諷刺的是，已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父親，每天一睜眼還因為自己的鋪子開著，自己的兒子仍在向前奔跑。

沿著社會期許一直向前跑，盡頭一定是幸福嗎？在這篇小說里，您是否對我們傳統(tǒng)對人生或成功定義進行了反思與討論？

魯敏：從長篇小說《六人晚餐》開始，我一直關注著人們對“成功學”的迷戀。

我是70年代出生的，在我們的教育中，社會非常鼓勵和贊賞通過努力獲取成功。我們看過大量的人物報道，講述一個人如何通過努力改變一窮二白的出身，獲得金錢與名氣的巨大成功。在90年代到新世紀之初的二十年，這都是社會的主流價值。

而在《六人晚餐》里，我寫到了廠區(qū)的下崗工人。你會發(fā)現(xiàn)，當所有人像一枚硬幣拋向空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是按成功學的趨勢往上走的；但大部分人完全不是，他們就是臉朝下，直接摔落在地上。

《六人晚餐》魯敏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我想，“成功學”是否被過度地植入了每個人的大腦，以至于我們評判一段友情，一段婚姻，都會不自覺地以此衡量。

有時，我們哪怕半天無所事事，馬上會覺得惶恐，覺得自己什么都沒干。現(xiàn)在想想，這是一種多么荒謬的自我規(guī)訓。也許走過了大半生，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早已陷入了“成功學”的荒誕敘事中。我覺得這深深地傷害了我們，也傷害了我們和生活的關系。

我們總是定義什么叫“成功”，對應的，也定義了“失敗”。但隨著時代變化，這兩個定義是需要重新被討論的。有人的成功是一生看了很多風景；有人的成功是摸到了許多小貓的頭；也有人覺得工作上做到number one就是成功……各種意義上的“成功”并沒有高下之分。在工作上做到極致的人，也許就錯過了許多人生的風景。

我也希望現(xiàn)在的年輕人，能擺脫頑固地烙印在我們這代人腦中的“思想鋼印”。這些年，我一直通過小說跟我自己講，也是跟我有著相同經(jīng)歷的人講：成功應該是多元的。我們終其一生，竭盡全力找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或許是條偏僻的小路，但路上有我的風景，那便是成功。

潮新聞·錢江晚報：能否向讀者透露一下，您接下來的寫作計劃？在寫長篇嗎？

魯敏：是的。新長篇大約在冬季會在雜志上發(fā)布，目前還在做一些修改。

主題上還是我們剛剛一直講的：我想寫我所生活的時間和空間中我認為最具有代表性的面孔和他們的故事，為人類長河中提供一個小的人類樣本。

來源：本文轉(zhuǎn)自潮新聞 記者 方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