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央行簡史：長期的混亂與最終的共識

在安德魯·杰克遜總統否決第二合眾國銀行續期、并最終將其摧毀后，美國進入了一個長達近80年（1836-1913）沒有中央銀行的混亂時期。這段時期清晰地展現了一個缺乏最后貸款人和統一監管的金融體系是何等脆弱，出現了頻繁的金融恐慌和經濟衰退。在1907年的大恐慌之后，改革呼吁非常強烈，最終為1913年聯邦儲備系統的誕生鋪平了道路。這一時期可以劃分為兩個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由銀行時代（又稱“野貓銀行”Wildcat banking時代，1837-1863）

第二銀行的廢除，移除了對州立銀行最關鍵的約束。各州可自由頒發銀行執照，標準不一，監管松弛。成千上萬種不同品質的銀行券在流通，假鈔泛濫，銀行倒閉頻發。直接導致了三大惡果。

一是貨幣體系的崩潰。各州銀行肆意發行各式各樣的銀行券，成千上萬種設計不同、價值不明的紙幣同時在市場流通。商人們不得不隨身攜帶《湯普森銀行券報道》（Thompson's Bank Note Reporter）等手冊，以辨別真偽、估算價值，跨州貿易和日常商業活動變得異常困難且成本高昂。

二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由于對銀行券的普遍不信任，人們傾向于窖藏成色足、價值穩定的金銀鑄幣。這導致可靠的硬通貨從流通中消失，市場上充斥的都是信用不佳、不斷貶值的劣質紙幣，進一步加劇了貨幣貶值和經濟動蕩。

三是“野貓銀行”大量出現。許多銀行故意將營業點設在偏遠難至的地區（戲稱只有“野貓”才能到達），以逃避儲戶用紙幣兌換金銀的要求。這些銀行大量發行幾乎沒有貴金屬支撐的紙幣，加劇了金融欺詐和不穩定，極大地損害了公眾對金融系統的信任。

第二階段：國民銀行體系（1863-1913）

為給南北戰爭融資并解決“野貓銀行時代”的貨幣混亂問題，國會通過了《國民銀行法》。這是一個進步，創建了由聯邦政府特許和監督的國民銀行。發行了以美國國債為擔保的國民銀行券，逐步取代了種類繁多、價值不一的州銀行券，實現了貨幣的標準化和統一。設定了資本要求和準備金規定，建立了統一的銀行運營標準。

但存在三個致命的結構性缺陷，使其無法應對經濟的復雜波動。

一是貨幣供應缺乏彈性。貨幣供應量與聯邦政府債券掛鉤，無法根據經濟的實際需求（如季節性農業生產或商業增長）進行靈活擴張或收縮。每年春秋兩季，當農業需要大量信貸時，貨幣市場便會異常緊張，導致利率飆升，引發“貨幣饑荒”。

二是準備金制度僵化。法律要求鄉村銀行將部分準備金存放在“儲備城市”的銀行，而這些城市的銀行又將準備金存放在“中央儲備城市”的銀行。這導致全國的流動資金層層向上集中，最終涌入紐約的金融市場。其中很多資金用于股票投機，一旦地方需要提現或紐約股市下跌，整個金字塔便會搖搖欲墜。

三是最后貸款人缺失。當銀行遭遇擠兌時，沒有一個中央機構能夠向整個金融體系提供緊急流動性。銀行只能被迫拋售資產以滿足提款需求，而這種個體理性的行為會引發資產價格的集體崩潰，加劇恐慌。

這些結構性缺陷使得國民銀行體系難以維持經濟穩定，導致了此后一系列愈演愈烈的金融恐慌和危機。

1873年恐慌：鐵路投機泡沫破裂，主要承銷商杰伊·庫克銀行倒閉，觸發金融危機和長達數年的經濟蕭條。

1884年和1890年恐慌：雖然規模較小，但暴露了紐約金融中心的脆弱性以及準備金鏈條的易斷性。

1893年恐慌：美國19世紀最嚴重的危機之一，《謝爾曼購銀法》引發對黃金儲備的擔憂，導致大量銀行和企業倒閉，失業率高達18%。

1907年恐慌：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投機失敗引發擠兌，恐慌蔓延。這次危機如此深刻，以至于必須由私人金融家J.P.摩根出面組織救市。

黎明前的黑暗：1907年大恐慌

1907年的大恐慌，是美國在“國民銀行時代”所遭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具有教育意義的一次金融危機。它如同一場高燒，將整個金融體系積攢多年的結構性缺陷徹底暴露出來，并最終迫使這個國家進行一場根本性的金融外科手術。

危機的直接起因是金融投機家奧古斯塔斯·海因茲（F. Augustus Heinze）和查爾斯·莫爾斯（Charles W. Morse）試圖壟斷聯合銅業公司股票，但他們失敗了。當他們的計劃破產后，相關聯的銀行和信托公司陷入了巨大的虧損，引起了大量儲戶的擠兌，最終引起嚴重的金融恐慌和危機。

其中，尼克伯克信托公司遭遇了瘋狂的擠兌，這成為危機的引爆點。人們懷疑其資產已因投機而資不抵債，于是在1907年10月22日，恐慌的儲戶在該公司紐約總部外排起了長隊，要求提取他們的存款。信任的多米諾骨牌順勢倒下，尼克伯克的倒閉迅速引發了對其他信托公司乃至整個銀行體系的信任危機。恐慌像瘟疫一樣蔓延，人們開始從任何他們認為有風險的機構中抽離資金。

在政府無力應對的情況下，70歲的金融巨頭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站了出來，使得 J.P. 摩根扮演了“非官方中央銀行行長”的角色。他的救市行動堪稱傳奇，主要包括四項措施：

一是鎖定流動性。摩根將紐約主要銀行家們召集到他的私人圖書館，反鎖大門，直到他們共同達成協議，向瀕臨倒閉的機構注入巨額資金，以穩定市場。

二是拯救紐約證券交易所。摩根意識到，如果證券交易所因流動性枯竭而倒閉，恐慌將無法收拾。他緊急說服銀行家們向經紀商提供貸款，阻止了股市的崩盤。

三是解決信托公司危機。摩根組織了一個由銀行家組成的委員會，晝夜不停地評估哪些信托公司尚有償付能力、值得拯救，并為其提供救命資金。

四是拯救紐約市。為了阻止紐約市政府債券的違約，摩根設計了一個極其復雜的金融方案，創造一種“超級債券”，確保地方政府的信用。總額3000萬美元的票據成功地向市場發行，解決了紐約市政府的燃眉之急，使其得以支付薪水、維持運轉，避免了災難性的違約。

這次大恐慌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J.P.摩根協調各方資源來拯救金融體系，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以來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救世，充分反映出國家治理的失敗。市場必須有一個官方的、永久的、擁有充足資源的機構，在危機時刻能夠向整個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阻止恐慌的自我實現和蔓延。

最終共識：奧爾德里奇計劃與美聯儲的誕生

1907年金融恐慌結束后，國會于1908年成立了國家貨幣委員會，由資深參議員、共和黨人納爾遜·奧爾德里奇領導。委員會系統性研究了全球金融體系，尤其是對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制度（如英格蘭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進行了長達兩年的深入研究，系統總結了成敗得失。

1911年，國家貨幣委員會提出了 《奧爾德里奇計劃》 ，主張建立一個名為 “國家儲備協會” 的中央機構。該機構具有中央集權特征，由一個位于華盛頓的中央機構統一管理。設計為私人控股，主要由成員銀行擁有和控制，政府代表占少數，從而避免政府過度干預。為了增強貨幣彈性，發行以黃金和商業票據為雙支撐的貨幣。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明確賦予其向陷入困境的銀行提供流動性的職能。

然而，因其由銀行家所有、為銀行家服務的鮮明色彩，遭到了民主黨及進步主義者的猛烈抨擊，認為這是一個由華爾街背書、受國家特許保護的、合法化的超級金融卡特爾，被指責為將創造出一個比J.P.摩根更強大、更難以撼動的由國家背書的特權私人“金錢信托”。正是這些強有力的政治指控，使得《奧爾德里奇計劃》在國會寸步難行，最終被否決。不過，這具有重要的歷史里程碑意義，它為此后所有的中央銀行方案提供了一份無可替代的、詳盡的專業藍圖。

以民主黨眾議員卡特·格拉斯和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為首的改革者，深刻意識到《奧爾德里奇計劃》因私人控制色彩過濃而注定失敗。他們在奧爾德里奇計劃的基礎上進行了三大關鍵改造，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將其重塑為一個能被美國民主傳統所接受的獨特中央銀行模式。

一是改變權力性質，從私人控制改為公私合營。通過設立位于華盛頓、由總統任命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將中央銀行的最高決策權從私人銀行家手中轉移至公共代表手中。七名經總統提名、國會確認的理事，確保了貨幣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國家公共利益，而不僅僅是銀行體系的利潤。這確立了政府對貨幣政策的最終控制權，是法案獲得通過的政治基石。

二是改變權力結構，從中央集權改為聯邦分權。在全國設立12家區域性聯邦儲備銀行，有效地緩解了中小州和農業地區對華爾街或華盛頓過度集權的擔憂，使得金融權力被分散到全國主要經濟區。這一做法也更貼近市場，各地區儲備銀行由轄區內成員銀行所有，并熟悉本地經濟狀況，能更好地充當“銀行的銀行”，提供貼近實際的服務。

三是改變貨幣機制，保障國家貨幣供應具有彈性。發行統一的聯邦儲備券（即美元），并建立以商業票據再貼現為核心機制的彈性貨幣供應體系。這意味著貨幣供應不再與國債綁定，而是與實體經濟的真實交易活動（體現為商業票據）掛鉤。當經濟擴張需要更多資金時，銀行可通過向美聯儲貼現票據獲得流動性；當經濟收縮時，此渠道自然收緊。這從根本上解決了“國民銀行時代”貨幣供應僵化的致命缺陷。

1913年12月23日，經過數年的激烈辯論和政治妥協，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案》，并由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就此誕生，這標志著美國長達77年（從1836年第二合眾國銀行關閉算起）沒有中央銀行的“金融無政府狀態”正式終結。這個新體系是一個精妙的制度創新，它被設計為一個兼具公共監督與私營部門參與、中央權威與區域分權的獨特系統。

（原創作品，請關注學之智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