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外包兒女”的老人：“我只是蹭一下他們的陪伴，就像蹭網一樣”｜深度報道

采寫/李慧凝 劉圓圓

編輯/計巍

當陪伴老人成為可購買的服務 資料圖｜視覺中國

今年9月，一種名為“外包兒女”的服務在社交媒體上走紅。提供服務的人可以陪老年人看病、聊天、遛彎、買菜，還可以給老年人“撐腰”、調解矛盾，成為那些子女不在身邊的老年人的“依靠”。

當陪伴成為可購買的服務，“外包兒女”真的能成為老年人的依靠嗎？作為正在尋找和已經建立這種關系的老年人，他們的哪些現實和心理需求被這種服務回應？他們又如何定義這種關系？

在采訪中深一度發現，有人會在自己五十歲出頭，甚至四十多歲時就開始為自己尋找可以養老的“兒女”。這其中，有的人因為唯一的子女定居國外，有的因為獨身。

為了“養成”這種特殊的關系，這些“未老”的老人會把雇傭關系逐漸過渡到“類似親人”的關系，例如，去主動幫助“兒女”，給予資源上、經濟上的支持，并且不求即刻的回報，“只為積攢點人氣，希望將來能有人為自己幫忙”。

相比于“外包兒女”這個詞，也有人更愿意稱這種關系為“共享兒女”。“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孩子，我只是‘蹭’一下他們的陪伴，就像蹭網一樣。”

某社交網站上，提供“外包兒女”服務的帖子

外包兒女成為“風口”？

在深一度尋找購買這種服務的老年人的過程中，首先發現的卻是各種試圖提供服務的人，他們遠遠多于尋找服務的人。這些“服務方”在社交媒體上以“外包兒女”“陪老人”等關鍵詞發帖，其服務包含了從日常陪伴、貼身隨行、陪診就醫，到定期赴養老院探望等多種類型。采訪中，有發帖者表示，自己“想試試水”。

陸俊生活在青島，覺得這種服務在當地市場有潛力，并在9月初進行了試水。除了在線上做宣傳，陸俊還跟線下居委會合作，他對接了周圍小區的70多個樓長，向他們發傳單，講服務內容。“社區主任還挺支持，說很多老年人需要這個。”陸俊說。

周偉之前做工程建設，今年4月離職。之后他注意到成都在大力推進陪診師培訓，便報名參加。從事陪診工作后，他發現了對老年人的服務不止“陪診”，還有很多可以做的內容。

更早的時候，周偉也有過從事與“外包兒女”類似的想法，當時想的是針對農村留守老人和兒童。周偉觀察到，不少農村老人子女雖多，但不能時時在身邊。

阿水的團隊最早開啟這一業務是在五個多月前。委托來自一位70多歲老太太的女兒——她在南方工作，沒有辦法常回家。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身邊又沒有可以隨時幫上忙的年輕人，在社交平臺上，她聯系到提供貼身保護服務的阿水團隊，希望他們能夠定期去探望母親。之后她趁著回老家探親時與阿水在線下見了面，敲定了這件事。

“第一次做這個業務的時候感覺挺慌，也沒有可以參考的（先例）。”阿水回憶道。他們以女兒朋友的身份上門拜訪，老人很和善，就是靜靜地聽著、應著，“也容易打開話匣子”。服務結束后，再路過老人家時，阿水還會順路上去“瞅一眼”。

在阿水接觸到的相似業務中，多為兒女因各種原因不能頻繁回家探望，希望在這期間能有人多陪陪老人。

大部分服務提供的是情緒價值。“就是陪聊天，現在老人不就是孤獨嘛？話匣子一打開，都不用你自己講什么，聽老人講就行了。”阿水說。

除了孤獨，一些更加具體的現實問題，也是讓兒女和晚輩們感到力所不能及。

自從四年前父親去世后，趙靜就始終在擔心母親的生活。趙靜生活在福州的一個縣級市，母親則獨自居住在離她家2公里的一處老小區，母親的生活能自理，但由于腿腳不便，加上小區沒有電梯，上下樓梯對她來說十分困難，去醫院看病更不方便。

孩子兩三個月大時，趙靜忙于照顧新生兒，去看望母親的次數明顯減少，又恰逢母親腿腳不便的問題突然加重，下樓成了問題。“那個時候母親情緒特別低迷，出現了抑郁傾向，就想著要是有人陪她聊聊天，扶著她下樓散散步就好了。”趙靜說。她希望能有這樣一個人來幫助她和母親。

陳芳也在尋找這樣的人來支持自己“養老”。只不過她現在年齡不大，身體尚好，但是考慮到唯一的孩子定居國外，她要給自己未雨綢繆。

在社交平臺上一則題為“陪老人過充實的生活是我的責任”的帖子下面，陳芳留言：這個真好，可惜遠了點，我很需要。

當時，陳芳正在南半球看望自己的女兒，剛陪外孫女過完3歲生日，計劃10月23日回國。自退休起，陳芳每年都會定期前往國外看望女兒。

陳芳與丈夫在宜昌某高校工作，她于去年6月退休，在那之后，她開始考慮自己與丈夫的養老問題。

這種焦慮源于幾年前“一人生病，全家癱瘓”的經歷。

那時，陳芳住院做胃息肉手術。做無痛胃鏡需要全麻，必須家屬陪同。丈夫白天在醫院陪護，晚上要回家中照看四只狗。“醫生還開玩笑問，”陳芳回憶，“老婆重要還是狗重要？”在陳芳看來，狗獨自在家可能會擾民，必須有人照看。也因此，住院時，她大部分時間獨自一人，“我倒無所謂，像個女漢子一樣。”

在那之前，丈夫也有一次生病住院的經歷。這使得“女漢子”陳芳意識到有必要考慮養老問題了。但有誰能替代女兒來支持自己的老年生活呢？

2024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23年全國老年人口撫養比達22.57%，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山東、四川、遼寧等地，老年人口撫養比超過少年兒童撫養比。

53歲獨身的吳薇也在為自己尋找“兒女”。她坦言，自己需要年輕人的陪伴，自己的長輩更需要這種支持。

在吳薇的家族中，老人很多。家族中的晚輩大多無人能分身照顧老人，“優秀但用不上”，他們或在外地工作，或忙于自己的小家庭。

同時，晚輩面臨的養老壓力也較大：吳薇哥哥的獨生女目前常年在國外，在吳薇眼中，即使侄女回來，也無力承擔照顧眾多長輩的責任——她需要照顧自己的父母、奶奶、姥姥，單身的小姨媽，以及不久之后就要退休的吳薇。

吳薇說，家中急需一個“啃老”的孩子，但目前沒有。

從2011年開始，吳薇開始積累自己的“兒女”資源。

相比于保姆或者護工，有人更想找個“信得過的人”來照顧自己 資料圖｜視覺中國

“蹭”一下他們的陪伴

今年上半年起，陳芳嘗試通過各種途徑尋找適合的養老方式。

她在網上發帖詢問“大家是怎么養老的”，回應者很少。有人評論，“你這么年輕就打算讓小孩養你老啦。”

她也通過宜昌本地的朋友尋找合適的人選，但對方也覺得她想得太早：現在才五十幾歲，有些事情是要躺在床上以后才想的。陳芳解釋說，他們在宜昌沒有親戚，也不可能事事都麻煩朋友，“不想等事情到眼前了再想辦法。”

相比于保姆或者護工，陳芳更想找個“信得過的人”來照顧自己。她認為自己現在身體尚好，不需要專人長期陪伴，也希望有自己的空間。在了解到一些護工的負面案例后，她覺得不如“培養”一位可以付出真心的年輕人。

對于如何與這個“信得過的人”相處，陳芳想象的理想狀態是：平時像家人一樣往來，不需要經常在身邊，有事能來幫忙。她也愿意在對方需要時提供幫助，比如幫忙照料孩子或者輔導作業。

吳薇讓這種想象走進了現實。

大約十年前，吳薇開始以每次至少兩百元的費用，請生活在天津本地的年輕人為自己提供陪伴服務。這其中既有心理上的陪伴，也有對于實際生活的幫助。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投緣的年輕人，吳薇會主動加微信保持聯系，給自己孤單的生活增加一點樂趣，“他們會的，我不會，互補呀。”在她看來，有孩子的花錢養大孩子，沒孩子的花錢請孩子陪伴，“都是很正常的事”。

相比于“外包兒女”這個詞，她更愿意稱這種關系為“共享兒女”。“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孩子，我只是‘蹭’一下他們的陪伴，就像蹭網一樣。”

在吳薇看來，和無法分割的血緣關系相比，這種“共享兒女”的關系更多建立在兩廂情愿的基礎上：彼此喜歡，可以繼續聯系；彼此不喜歡，關系可隨時終止。

到目前，吳薇已經結識了七八個與她保持長期聯系的年輕人，關系也由開始的雇傭模式，逐漸變成了“親情般的往來”。

吳薇說，一些年輕人與她相處三四個月后，開始覺得“來一次付一次錢”的形式顯得很生分，于是按次付錢的方式變成了逛街時吳薇為他們買合適的衣服，他們結婚、生孩子或者過年過節時吳薇給的紅包。

年輕人教會吳薇使用新科技：“前些年他們教我網上購物，開網銀，現在像團購、掃碼也都是他們教的。”日常生活中，他們陪同吳薇看病、吃飯、看電影，幫忙辦理證件、維修家電、搬運重物，逢年過節也相互問候。

對于自己能夠提供的幫助，吳薇概括為“洗衣服，做飯，看孩子，勸導年輕人好好過日子，有困難給予經濟支持”。

例如，當“女兒”有事外出時，她會幫忙照看小孩，看到“女兒”家中有泡起來的臟衣服，她也會順手洗凈晾好。

在與吳薇保持長期聯系的人中，有一位從大一時便與她相識的年輕人。在大學期間，他陪同吳薇看病，與她一同看電影、逛街、吃飯，幫忙維修家中的水電、扔掉不用的家具。吳薇會主動幫他支付補牙費用、買衣服，也資助過返鄉路費。

在她看來，自己為這些年輕人做的事是純付出，不需要年輕人回報，只是想給自己積攢點人氣，有需要時能有人為自己幫忙。

在照顧父母的經歷中，吳薇能體會到自身體力上的不足：“媽媽還好說，倒了也就一百二三十斤，我還能想辦法給抱到床上去。老爸一百八十斤，我一百斤，無論如何都沒辦法了。”因此，遇到了困難，吳薇會積極向外界求助，“團結年輕力量”，讓她的“共享兒女”們參與進來，一起照顧。

吳薇提到，自己奶奶去世時，很多事情都是這些年輕人幫忙料理的。“105歲的奶奶夜里三點突然走了，一點預兆都沒有。”由于奶奶的大兒子已經去世，其他子女都年事已高，她想到發朋友圈求助。

“我著急火化，不能耽誤回老家下葬，也顧不上是親戚還是朋友了，誰來了就陪著去火化。”最終，一位年輕人連夜開車送他們回到四百多里外的衡水老家。

這個年輕人是吳薇“女兒”的丈夫。在這個“女兒”剛到天津租房、回老家料理母親后事、在天津結婚安家的過程中，吳薇都給予過幫助。

當被問及是否支付了此次連夜奔波的酬勞時，吳薇回答：“大恩不言謝，肯定是不能當時就給人家結賬的。如果為了這點兒錢，人家也不可能就去費那么大心思幫忙的。”

在多年的相處中，吳薇已經把這兩個年輕人看做自己的家人。當對方生病住院時，她會主動承擔醫藥費；遇到其他需要幫忙的情況，她也會提供物質上的支持，“不會虧待他們”。

除了結交現實生活中的“兒女”，吳薇很早就在社交平臺上關注了李燦的團隊——該團隊提供與阿水團隊相似的服務。她曾向對方詢問，如果自己在小區里受欺負，家里又沒有孩子，對方能否上門幫她撐腰。得到的答復是可以。

而她至今還沒有購買過這項服務。原因在于，逢年過節，總會有許多“小朋友”來家里看她，她也會主動聯系這些年輕人到家中分享自己的東西。小區樓下常停著來探望的年輕人的車，鄰居們不清楚她家的具體狀況，她也沒有被欺負過。

有人想從“共享兒女”里認定一位意定監護人，但也存在諸多現實問題 資料圖｜視覺中國

“外包兒女”能走多遠？

從團隊的收益角度，阿水說，“外包兒女”這一委托收費低，幾乎沒利潤，更像是“獻愛心”，沒有辦法作為團隊的核心業務。

周偉目前接到的訂單主要集中在他的主業“陪診服務”上，而他在社交平臺上發布的“外包兒女”服務的帖子還沒有人咨詢過。

陸俊有接到類似的訂單，但他也有自己的顧慮。

前不久，一位70歲的老太太通過樓長聯系到了陸俊，希望有人陪著她逛早市，幫忙買菜、提東西，陪她聊聊天。老太太的老伴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照顧，她詢問陸俊能否提供上門喂食服務。陸俊考慮到這類服務必須要有護理專業知識，且存在風險——“萬一喂食后老人出現意外，責任說不清”。事情剛起步，他希望盡量避免這種“高風險”的服務。

針對這一潛在風險，陸俊的團隊設想的是簽署正式合同，如在陪同就醫等服務前明確責任。同時，在實際服務過程中，如果遇到可能危險的情況，他們會進行勸說并錄音、錄視頻留存。團隊現在有七人左右，均為兼職，大多數是陸俊的朋友。他計劃未來訂單增多后，可以招一些護理專業的員工。

獨生女趙靜也一直在尋找能為母親提供陪伴服務的人。目前遇到的問題在于，她所在的縣級市能提供服務的人并不多，且母親對于外人始終抱有戒心。她解釋說：“她總覺得有陌生人在身邊不自在，而且老人家比較節省，也信不過外人。”

陳芳仍在思考如何處理這種“像家人一樣往來”的關系。考慮到這并非單純的雇傭關系，她正面臨著一些實際考量：如何定價？支付的費用能否滿足對方的需要？她也在考慮，如果未來對方照顧周到，可能會給一定的財產作為回報，但這些都沒有可參照的模式。

吳薇對于未來的養老有具體的設想：認定一位意定監護人，明確對方的責任和她的義務，并在自己頭腦尚清醒時完成這件事。監護人的責任是在她生活不能自理時，讓她有尊嚴地離開；她的義務，則是贈與她所擁有的財產。對于這位未來的意定監護人，她希望對方是個有智慧、辦事能力強，且脾氣不火爆的人。人選將從這些“共享兒女”中物色。

但在現實中，這一計劃“不太現實”：她此前計劃將其中一位“共享兒女”作為意定監護人，但這個年輕人最近幾年因操勞生意，身體不太好。對方提出可以讓吳薇搬過去一同居住，但她覺得“肯定是不能跟人家住同一個屋檐下”。

吳薇的想法是，如果將來對方愿意，她會在對方所在的小區租一個房子，兩家挨在一起。但她也擔心對方到時可能會因為照顧孩子而沒辦法顧及自己，到那時，吳薇就打算“不拖累她了”。

關于目前是否考慮意定監護人的其他人選，吳薇說：“這個隨緣的，不能計劃。人有旦夕禍福，誰能陪到最后，就是誰吧。”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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