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全是主義，心里都是生意，歐美環保為何全是回旋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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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敢支持全球航運凈零排放框架，就等著挨美國收拾！”

2025年的倫敦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會議期間，上演了一出國際外交場上極為罕見的流氓戲碼。

美國代表竟以卡簽證、加關稅等流氓手段威脅他國談判代表，要求他們向國內匯報，改變本國對全球航運凈零排放的支持態度。

如此赤裸裸的霸凌行徑，讓身為知名國際舞臺攪屎棍的英國都大感震驚，《金融時報》在報道此消息時，都忍不住批評美國的流氓手段。

尤為諷刺的一點是，如今美國耍流氓也要破壞的全球航運凈零排放框架，原本還是在歐美的倡導下被提出的。

如果說美國的這記環保回旋鏢，還可以解釋為政府換屆，新上臺的特朗普一直都不買民主黨的環保賬，可至今仍在國際舞臺上高舉環保大旗的歐洲，在自身的環保成績同樣拿不出手。

尤其是在俄烏戰爭開打，歐洲被斷了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之后，又是重啟煤電，又是豁免碳關稅，用實際行動不斷打臉。

作為環保理念的首倡者，歐美的環保實踐，最終為何都成了大型回旋鏢現場？

口號山響

首先，必須要承認的一點是，在環保這個概念的提出上，歐美確實是國際先驅。

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出版作品《寂靜的春天》，其中詳細描述了DDT的大規模使用對環境的嚴重破壞作用，促使美國各州陸續立法禁止DDT的使用，因此被公認為環保啟蒙標志。

也就是在同一時期，歐洲社會的一群年輕人也開始在社會上表達自己對氣候變化、工業污染的擔憂，并得到了許多民眾的支持。

畢竟，工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是正常的生活污染和傳統的農業污染拍馬也趕不上的，而歐美作為工業革命的先發國家，在環境污染問題上也是世界的優先服。

早在19世紀，倫敦就因工廠燒煤產生的煙霧污染，喜提“霧都”稱號。

到了20世紀，隨著化學、冶煉、汽車等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工業污染造成的危害也越發嚴重，對民眾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都造成了威脅。

在20世紀30到60年代，光是引發了國際輿論廣泛關注的工業污染導致的公共健康危機，就在歐美和日本發生了8起，被稱為八大環境公害事件。

那些輿論被早早控制，或是波及范圍沒有那么廣泛，對民眾健康造成的影響沒有那么嚴重的污染問題還有多少，更是無從估算。

歐美民眾深為環境污染之苦，自然會希望改善這一情況。

因此，環保這個概念一經提出，立刻在歐美民間大受歡迎，形成了巨大的社會聲量。

在這樣的情況下，1968年，瑞典率先向聯合國提出建議，希望由聯合國出面，召集世界各國一起討論一下環境問題。

經過幾年的協調籌備，1972年，第一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問題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努力。

為了履行自己的國際承諾，也是為了應對同期爆發的石油危機，歐美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率先提出了要促進以光伏為代表的清潔能源產業發展。

同時，為了安撫國內民眾對環境污染越來越強的怨氣，這一時期，歐美開始將國內的各種高污染低技術的產業向其他國家轉移，順便把國內的垃圾也都扔給了其他國家。

這樣一番轉移污染的操作下來，歐美的環境質量自然大幅度提升，反倒是那些曾經環境優美的發展中國家，因為開始了工業化，需要面臨環境污染的問題了。

歐美敏銳地意識到，環保問題可以他們用來成為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絕佳議題，一改過去對國內民間環保運動的壓制態度，反倒開始主動助推其發展。

他們利用青少年的天真熱忱，推出了一代代的“環保少年”、“環保少女”，在“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未來”的道德高地上對為尋求發展不得不破壞環境的發展中國家指指點點。

歐美政府在國際舞臺上，對環保議題的態度也驟然變得積極起來。

在他們的強力推動之下，1997年，《京都議定書》閃亮登場，其中赫然要求各國都應以本國在1990年的碳排放量為基礎，制定自己的減排目標。

這樣的減排目標對于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自然極不公平，因此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抵制，最終不得不讓步，同意由發達國家先兌現減排承諾。

對于這種結果，歐美當然很不滿意，于是在2009年，又折騰出了一個《哥本哈根協議》，其中規定了未來全球“合法”的碳排放量，并以15%的人口拿走44%的碳排放配額。

這份協議自然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強烈不滿，最終未能獲得通過，但歐美由此獲得一個指責發展中國家的絕佳的借口。

從此之后，歐美對發展中國家環境問題的指責之聲堪稱不絕于耳，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讓歐美感受到威脅的發展中國家，自然首當其沖。

全是生意

不過，別看歐美從民間到政府，都把環保口號喊得震天響，看起來好像很注重環境問題的樣子，但輪到實踐上，情況就變得相當復雜了。

在20世紀6、70年代，是深受污染所害的民眾迫切希望改善環境，歐美政府為了選票對環保議題多少有所應和，但實際上對環保并不上心。

畢竟搞環保要么就得削減工業規模，要么就加強對工業廢棄物的處理，前者關乎國家競爭力和國內就業，后者則意味著提高生產成本，同樣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忌。

在這樣的情況下，歐美在環保問題上只是空喊口號，實際并無多少作為，也就絲毫不令人意外了。

20世紀7、80年代的歐美環境改善，也并不是因為歐美政府在環境問題上做出了多少努力，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歐美的資本家們發現，去第三世界開廠成本更低，賺得更多，主動將一些高污染產業移出了國內。

在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節能減排，環境治理方面，更是指望歐美政府還不如指望企業。

畢竟，企業是真的愿意為了節省能源成本投入一些精力去搞研發，可在歐美的票選政治環境下，政府可不樂意給環境治理這樣需要長期投入才能看到效果，說不定會成為下屆政敵政績的項目投錢。

直到20世紀90年代，歐美政府對環保的態度的轉變，除了打壓發展中國家的意圖之外，也是因為隨著金融化的加深，環保對他們來說開始變得有利可圖。

如果碳排放變成了一種有限制的稀缺品，那么它就將成為一種絕佳的金融產品，多出一件優質金融產品對于這些金融國家來說，無疑是重大喜訊。

正是基于這種考量，這些國家才愿意“吃虧”先發展中國家一步執行減排承諾。

畢竟，碳交易早一天問世，他們的投資公司和交易所就能多賺一天的錢，其中的收益比搞環保需要的那點投入可多太多了。

不僅如此，只要把思路放開，就連環保項目本身也可以成為斂財利器。

比如瑞典，通過建垃圾焚燒發電廠幫友邦處理垃圾，每年收取超過1億美元的垃圾處理費，這對于這個北歐小國來說，著實是一筆不小的橫財了。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自己的垃圾很多時候并不如此處理，而是繼續填埋了事，畢竟垃圾焚燒廠的廢氣處理系統雖然能確保排出的氣體有毒物質，但是真的很貴。

縱觀歐美的成功環保項目，大多不是像瑞典這樣有利可圖，就是小規模試點的面子工程。

至于真正能改善環境卻無利可圖的大項目，看看巴黎奧運會上依舊水質不達標的塞納河，就知道歐美政府把事情做得怎么樣。

歐美政府搞環保全是為了生意，歐美民間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開始，歐美民間的環保運動，多少還是出于真心，但隨著歐美本地環境的改善和政府資金的介入，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

大量真正做事的環保組織和環保人士，在完成了最初的目標之后功成身退，留下的大多是打著環保旗號撈好處的投機者。

這些投機者中，一部分是受到美國支持，以環保為名在歐洲搞破壞，根本目的是為了讓歐洲經濟雪上加霜，徹底失去與美國叫板的能力。

另一部分是打著環保的旗號，向企業收取“保護費”，只要企業錢到位，哪怕廢水直排這些人也不會多一句嘴，可是要是膽敢不給錢，再環保的項目他們都能從中挑出問題來。

就歐美的這種搞法，他們的環保事業當然不可能取得什么真正的進展。

現在，當初吹出的牛已經接近了驗收時刻，歐美自然要開始收獲大把回旋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