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壯海:“兩個結合”,最大法寶及其之用
教育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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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大法寶”論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新的規律性認識。將“兩個結合”稱為“最大法寶”,清晰定義了其在我們黨的“法寶”體系中的根本性、關鍵性、管總性地位。“兩個結合”之所以是“最大法寶”,在于其事關根本與全局、事關各類“法寶”之“成”與“用”,是黨和人民事業取得成功應當遵循的根本規律。在百年歷史進程中錘煉形成的“最大法寶”接受了百年實踐的反復檢驗,是百年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與智慧結晶。“法寶”得之不易,真正掌握、用好也不易。這是因為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透徹掌握還是對極為復雜的、變動不居的中國實際的認識,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在“兩個結合”問題上,如何既“明體”又“達用”,切實把“最大法寶”自覺運用好,是我們應當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用好“最大法寶”,要堅持“兩個結合”的整體性,要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研究中華歷史文化,要增強推進理論與實踐創新創造的自覺。“兩個結合”升華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指向新的創造。守正創新,既是“兩個結合”形成的思想法則,也是“兩個結合”的本質要求。
“法寶”是中國傳統典籍當中經常用到的詞匯,也是黨的話語體系經常使用的、充滿中華傳統文化色彩的概念。
1939年7月9日,在向陜北公學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同學的講話中,毛澤東援引《封神演義》的故事給同學們講解中國革命的道理。他講道:“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毛澤東讀古書實錄》,第88頁)在這一講話中,毛澤東贈送給同學們的“三樣法寶”分別是“統一戰線”“游擊戰爭”“革命中心的團結”。(參見《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32頁)在兩個多月后為黨內刊物《共產黨人》所寫的《發刊詞》中,毛澤東進一步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概括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6頁)。此喻借中國老百姓熟知的神話故事,用易于理解的表達方式來巧解革命斗爭中的道理,生動揭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對于黨領導人民順利推進革命斗爭的重大意義,是活用中華傳統文化的典范,也開創了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法寶”概念廣泛運用的先例。從那時起,我們黨先后以“傳家法寶”“制勝法寶”“重要法寶”“重大法寶”“一大法寶”“強大法寶”等表述來定位重要的思想理念、路線戰略和方法策略。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最大法寶”的概念,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我們一直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我們又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習近平,2023年c)。
“最大法寶”論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新的規律性認識。將“兩個結合”稱為“最大法寶”,清晰定義了其在我們黨的“法寶”體系中的根本性、關鍵性、管總性地位。那么,“兩個結合”何以是“最大法寶”?如何用好這一“最大法寶”? 這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
一、為什么是“最大法寶”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將“第一個結合”稱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3頁),“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同上,第1094頁)。“百戰百勝”即“戰無不勝”。
習近平總書記將由“一個結合”拓展、升華而來的“兩個結合”稱為“最大法寶”,與毛澤東“百戰百勝的武器”論一脈相承。“兩個結合”之所以是“最大法寶”,在于其事關根本與全局、事關各類“法寶”之“成”與 “用”,是黨和人民事業取得成功應當遵循的根本規律。
“兩個結合”事關“根本”。對于中國共產黨及黨所領導推進的事業而言,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習近平,2022年c)習近平總書記曾將馬克思主義稱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參天大樹之根本”,“我們黨和人民不斷奮進的萬里長河之泉源”。(參見習近平,2021年a)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如何更為根深葉茂、如何始終充滿生機,就是事關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關注與不懈求解,貫穿于我們黨百余年的歷史進程。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的“落地生根”(習近平,2022年b)、“在中國牢牢扎根”(習近平,2023年a)、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習近平,2022年c)的問題。“兩個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突出強調馬克思主義要深深植根于永無止境的發展變化的實踐之中,深深植根于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沃土之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永葆青春活力的內在奧秘,也指明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路徑,科學回答了如何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生機蓬勃這一固本鑄魂的大課題。
“兩個結合”事關“全局”。“兩個結合”因其事關“根本”,也因而事關“全局”。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對各類“法寶”的定位都是在特定的語境中進行的,意在強調其對黨和人民事業相關方面的、不同程度的重大意義。比如,將“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概括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寶”(習近平,2024年b),將“改革開放”表述為“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習近平,2024年a,第102頁),將“統一戰線”稱為“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強大法寶” (習近平,2022年c),將“黨的建設”定位為“立黨立國、興黨強國的一大法寶”(習近平,2023年b),等等。而“兩個結合”的“法寶”意義,是被置于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之中、以“最大”之判斷進行定位的。它是“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參見習近平,2023年c)這里的“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都是整體性、全局性的表述。“兩個結合”在我們黨的整個“法寶”體系中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最大”,重要的根據是其對于“全局”的根本性意義。
“兩個結合”貫穿一切具體“法寶”。“兩個結合”之所以是“最大法寶”,還因為其貫穿于我們黨的其他一切具體“法寶”之中,是各種具體“法寶”形成發展并能夠發揮效力的前提、基礎和內在靈魂。在革命、建設、改革與新時代的進程中,被我們黨稱為“法寶”的每一項思想理論、實踐方略,無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這些“法寶”“法力”之葆有與作用的發揮,也始終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本質要求緊緊關聯在一起。美國學者特里爾(R.Terrill)在其所著的《毛澤東傳》中曾講道:“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從它的歐洲族系中拔了出來,而給了它一個中國出生證。”(特里爾,第226頁)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唯有在與中國實際、中國歷史文化的緊密結合和深層融通中,才能獲得“中國出生證”,并在這片實踐沃土、文化沃土上茁壯生長。在回顧黨的歷史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確指出:“我們黨開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習近平,2019年)這一論述揭示了“兩個結合”在黨領導人民開辟新道路、獲得并掌握各類“法寶”中的根本性意義。
“最大法寶”是中國共產黨人千辛萬苦探索、千錘百煉鍛造的產物。毛澤東曾將我們黨形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自覺稱作“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的鮮花”(《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8頁),習近平總書記將之稱作“在血的教訓和斗爭考驗中得出的真理”(習近平,2016年)。這些論述深刻說明了“法寶”得之不易。稱“‘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習近平,2023年c),既表明了它的意義深遠,同時也說明了它的來之不易。
在百年歷史進程中錘煉形成的“最大法寶”,接受了百年實踐的反復檢驗,是百年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智慧結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習近平,2022年a)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對于我們黨“經過長期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并在新時代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習近平,2021年b)。我們要充分認識“兩個結合”這一“最大法寶”的深刻內涵與深遠意義,真正將其堅持好、運用好。
二、如何用好“最大法寶”
“法寶”得之不易,真正掌握、用好也不易。在黨的歷史上,即使當我們“翻越了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成不變的教條的錯誤思想障礙”(習近平,2016年)、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清晰認識、根本原則之后,也并非一直遵循著這一道路凱歌行進,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的尖銳批評、提醒告誡和理性反思始終貫穿在我們黨的歷史探索之中。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所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旗幟鮮明地批判理論和實際脫離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并強調“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對于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等現象“為數相當地多,為害相當地大,不可等閑視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7、799頁)同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又指出:“現在我們黨最缺乏的是對于中國實際的調查和研究。”(《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33頁)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也指出,問題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1頁)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透徹掌握還是對極為復雜的、變動不居的中國實際的認識,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這種情況說明了,在“兩個結合”問題上,如何既“明體”又“達用”,切實把“最大法寶”自覺運用好,同樣是我們應當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
用好“最大法寶”,要堅持“兩個結合”的整體性。其一,“兩個結合”是黨的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它所內含的兩個方面有機一體,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認識論和實踐論,揭示了理論、實踐、歷史文化傳統之間的深層互動,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規律、中華文化“根脈”傳承與創新發展的規律,統一于黨和人民事業的生動實踐。其二,“兩個結合”作為“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習近平,2023年c),需要自覺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整體事業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建設方面。換言之,“兩個結合”是新時代重大的文化命題,但又并非僅僅是一個文化的命題,而是事關“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2023年c)的總命題。其三,在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進程中,我們同樣要堅持“兩個結合”的整體性,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我們的時代特征、文化國情、文化建設實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科學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也反對文化復古主義、虛無主義,強“魂脈”、承“根脈”,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扎實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事業。
用好“最大法寶”,要深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研究中華歷史文化。“兩個結合”絕非擺在那里念即生效的“口訣”,抑或套用即可的“公式”,“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7頁)。“兩個結合”的推進,以及實現“深刻的‘化學反應’”(習近平,2023年c)程度的“結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實際、中華歷史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兩個結合”內含著必須始終共同觀照的三個維度: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其中任何一個維度的忽視,都會導致我們無法全面準確領會“兩個結合”的真義。如果說“深刻的 ‘化學反應’”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這一“化學反應”“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
態”(習近平,2023年c),那么,火熱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國的具體實際則是承載這一“化學反應”的“熔爐”。在新時代,深入推進 “兩個結合”,需要我們自覺置身中國式現代化的時空境遇與實踐場景之中,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歷史與現實的融通,不斷拓展世界眼光,努力對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歷史文化及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作出更富深度的研究與更為透徹的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與教育,著力推動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倡導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各方面(包括學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實際、中華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學習研究不斷加強。但同時也要看到,要在這三個方面形成普遍自覺、形成系統性的新認識和新成果,還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即便在高校人才培養中,“象牙塔”和“馬儒互隔”等現象也還比較普遍。我們需要增進深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研究中華歷史文化的自覺,構建在國民教育體系、干部教育體系、社會教育體系等多維度中的有利于促進三個方面學習研究的體制機制、培養體系,夯實貫徹踐行“兩個結合”的學習研究基礎、主體素質基礎。
用好“最大法寶”,要增進推進理論與實踐創新創造的自覺。“兩個結合”升華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指向于新的創造。守正創新是“兩個結合”形成的思想法則,也是“兩個結合”的本質要求。“兩個結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歸根結底,就是要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這一前無古人的創造性事業取得更大成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結合’本身就是創新,同時又開啟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同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集中闡述“兩個結合”思想的代表作,也是通篇洋溢著守正創新精神、集中闡述文化創新問題的代表作。這篇講話以“文化創新”主題開篇,開宗明義地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以“文化創新”主線貫穿,在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三大問題的精辟論述中,將開拓進取、守正創新、弘揚文化主體性、走自己的路等基本精神貫穿始終;以“文化創新”主旨立論,通過一系列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守正創新對于中華文明重煥榮光的深遠意義,揭示了“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深刻哲理,發出了“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的偉大號召。(參見同上)
我們要深刻體悟“兩個結合”的真精神,準確把握時代大勢,勇于站在人類發展前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正創新,在“兩個結合”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創新,創造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更好地擔負起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使命、文明使命。(載于《哲學動態》2025年第9期)
【 沈壯海:長安街讀書會成員、武漢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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