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俄羅斯與烏克蘭，到底有著什么樣的恩怨情仇?

01 兄弟嫌隙

這是一個關于兄弟的故事，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他們血脈同源，都源自那個名為“基輔羅斯”的古老母親。

故事的開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中國的南宋時期，東歐平原上還沒有“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兩個涇渭分明的稱呼。

那時的他們，都是東斯拉夫人，說著相似的語言，信奉著同一個東正教上帝，他們的文明中心，是一座名叫基輔的輝煌城市。

對于東斯拉夫民族而言，這場浩劫，來自東方。

13世紀中葉，一股來自東方的風暴席卷了整個世界，它的名字，叫蒙古。

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帶著草原的烈風和戰馬的嘶鳴，一路向西。

當拔都率領的蒙古鐵騎出現在基輔羅斯的土地上時，曾經輝煌的文明不堪一擊。

古老的城墻在投石機的轟鳴中坍塌，繁華的城市化為焦土，基輔羅斯的黃金時代，在蒙古人的馬蹄之下，戛然而止。

這場共同的災難，卻成了兄弟二人命運的第一個岔路口。

在拔都建立的金帳汗國里，一個身影顯得格外落寞而堅韌，他就是未來的“俄羅斯”。

包括莫斯科公國在內的基輔羅斯東北部諸公國，徹底淪為了蒙古人的附庸。

他們必須向大汗俯首稱臣，繳納沉重的貢賦，大公的繼位甚至需要得到汗庭的冊封。

這就是后來俄羅斯史學家筆下，那段長達二百余年的“韃靼枷鎖”。

這副枷鎖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在蒙古人的統治下，莫斯科的王公們學會了隱忍、學會了服從，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東方統治者那里，學到了一套全新的生存法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絕對服從的君主權威。

他們明白，只有將權力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夾縫中生存，并伺機崛起。這是一種在屈辱中淬煉出的實用主義，一種為了生存可以不擇手段的強悍。這種基因，深深地烙印在了日后俄羅斯帝國的骨血里。

與此同時，另一個兄弟——未來的“烏克蘭”——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基輔羅斯的西南部，那片后來被稱為“加利奇—沃倫公國”的土地，因為地處偏遠，僥幸地躲過了蒙古鐵騎最核心的毀滅性打擊。

他們沒有被直接納入金帳汗國的版圖，得以在廢墟之上，艱難地維持著近百年的獨立。

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不幸。

幸運的是，他們保留了更多古基輔羅斯的文化傳統和相對松散的貴族政治結構。

在這里，王公的權力受到貴族會議（拉達）的制約，商業與手工業也得以緩慢復蘇。

他們沒有經歷“韃靼枷鎖”，靈魂里少了幾分東方式的專制烙印，多了幾分歐洲式的自由氣息。

不幸的是，這份獨立是脆弱的。

當東北的兄弟在蒙古人的陰影下臥薪嘗膽時，西南的兄弟卻發現，自己正赤裸裸地暴露在西方強鄰的覬覦之下。

西邊的波蘭、北邊的立陶宛，都像饑餓的豺狼，對這片失去庇護的肥沃土地垂涎三尺。

終于，在1352年，這頭孤狼還是倒下了。

波蘭與立陶宛兩國像分食獵物一樣，瓜分了加利奇—沃倫公國。

加利奇和沃倫西部被波蘭吞并，而基輔等核心地區則落入了立陶宛大公國之手。

從這一刻起，曾經的同胞兄弟，一個向東，在專制的熔爐中百煉成鋼；

一個向西，在異族的統治下苦苦掙扎。

他們操持著日益分化的語言，仰望著同一個上帝，卻走上了兩條再也無法交匯的殊途。

命運的第一次分野，就此完成。

它像一道無形的鴻溝，橫亙在兄弟之間，為日后數百年的恩怨情仇，埋下了第一塊沉重的基石。

時間，總是在不經意間改變一切。

又是兩百年過去，東邊的莫斯科公國已經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并開始以“第三羅馬”的繼承者自居，迅速崛起，露出了咄咄逼人的鋒芒。

這讓它的西邊鄰居——波蘭和立陶宛，感到了芒刺在背。

為了共同對抗這個強大的新對手，1569年7月，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在盧布林城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聯姻。

雙方簽署協議，正式合并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

在盧布林那座華麗的會議大廳里，當兩國貴族舉杯歡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一個民族的命運，在這場盛宴中被徹底改寫。

這個民族，就是烏克蘭。

根據合并協議，原屬立陶宛大公國管轄的烏克蘭大部地區，被直接劃歸波蘭王國統治。

存在了數百年的公國體制被全面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波蘭的行省制度。

這片廣袤的黑土地，被劃分為魯西、基輔等六個行省，像一塊巨大的蛋糕，被重新切分。

對于烏克蘭人而言，這不僅僅是換了個統治者那么簡單。

如果說立陶宛的統治還相對溫和，那么波蘭的統治，則是一副冰冷而沉重的枷鎖。

波蘭貴族像潮水般涌入烏克蘭，他們奪取了最好的土地，將曾經擁有一定自由的烏克蘭農民，一步步地變成了依附于土地的農奴。

更致命的打擊，來自文化和宗教領域。

波蘭人信奉天主教，而烏克蘭人世代信奉東正教。

在波蘭統治者眼中，東正教是“分裂”的、“野蠻”的，必須予以清除。

他們強制推行宗教合并，試圖讓烏克蘭人改信天主教，接受波蘭的語言和文化。

教堂被改建，神父被驅逐，傳統的習俗被視為異端。

對于虔誠的烏克蘭民眾來說，這無異于對他們靈魂的踐踏。

壓迫的鐵錘，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敲打在烏克蘭民族的脊梁上。

然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就在這片被壓迫的土地上，一股桀驁不馴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

在第聶伯河下游，有一片廣闊而荒蕪的草原，這里三不管地帶，法律和秩序都顯得蒼白無力。

一群不愿忍受波蘭貴族壓迫的烏克蘭人——逃亡的農奴、破產的市民、被剝奪土地的小貴族——聚集到了這里。

他們靠漁獵為生，更靠刀劍立足。

他們組織起紀律嚴明的軍事團體，選舉自己的首領（蓋特曼），過著一種半耕半戰、絕對自由的生活。

他們給自己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哥薩克。

“哥薩克”在突厥語中，意為“自由人”。

這群人，就是自由的化身。

他們能征善戰，騎術精湛，來去如風。

他們時而受雇于波蘭國王，去邊境抵御韃靼人的侵擾；時而又會因為無法忍受壓迫，揭竿而起，將利刃刺向自己的雇主。

他們是烏克蘭民族最堅硬的骨頭，是反抗精神最鮮活的象征。

在這群哥薩克中，一個人的出現，即將把這股反抗的潛流，匯聚成一場滔天巨浪。

他的名字叫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赫梅利尼茨基出身于一個烏克蘭小貴族家庭，他受過良好教育，通曉多種語言，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哥薩克軍官。

他本可以安穩地度過一生，但個人命運的悲劇，卻與整個民族的苦難交織在了一起。

一名飛揚跋扈的波蘭貴族，不僅霸占了他的莊園，搶走了他的妻子，還活活打死了他的小兒子。

赫梅利尼茨基悲憤交加，他四處申訴，卻求告無門。

波蘭的法律，顯然不會為一個“低等”的烏克蘭哥薩克，去懲罰一位“高貴”的波蘭紳士。

那一刻，個人的仇恨與民族的屈辱，在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他終于明白，在這個不公的世道里，想要討回公道，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中的馬刀。

他逃到了哥薩克的中心——扎波羅熱，向所有哥薩克兄弟們控訴波蘭人的暴行。他的血淚，點燃了每個人心中的怒火。長久以來積壓的怨恨，如同火山一般，瞬間爆發。

一場席卷整個烏克蘭的大起義，即將拉開序幕。

壓迫越深，反抗越烈。哥薩克的出現，為烏克蘭的命運帶來了新的變數，而赫梅利尼茨基，這位集國仇家恨于一身的悲情英雄，正站在這場歷史風暴的中心。

他將帶領他的人民，走向一條充滿鮮血與抉擇的未知道路。

02 血色盟約

歷史有時候就像一場賭局，當你被逼到絕境，不得不押上一切時，你永遠不知道打開骰盅的那一刻，等待你的是救贖，還是一個更深的深淵。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這位滿懷國仇家恨的哥薩克領袖，此刻就站在這樣一張巨大的賭桌前。

他成功了。

在他的領導下，哥薩克起義的烈火燃遍了整個烏克蘭。

波蘭貴族的莊園在燃燒，象征著壓迫的城堡化為灰燼。

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波蘭老爺們，第一次嘗到了烏克蘭馬刀的冰冷滋味。

起義軍一度所向披靡，整個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都為之震動。

然而，戰爭從來不只是一腔熱血。

聯合王國畢竟是當時東歐的頭號強國之一，當它從最初的震驚中反應過來，調集重兵進行殘酷鎮壓時，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哥薩克軍隊開始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哥薩克們是天生的戰士，但他們終究是民兵，缺乏正規的后勤、精良的火炮和源源不斷的兵源。

戰爭陷入了殘酷的拉鋸戰，烏克蘭大地被鮮血浸透，起義軍的力量正在一點點被消耗。

赫梅利尼茨基很清楚，單憑自己，贏得了一時，贏不了一世。

他必須尋找一個強大的外援，一個能夠與波蘭抗衡的靠山。

他的目光，越過西部連綿的戰火，投向了廣袤的東方。

在那里，有一個正在冉冉升起的帝國——沙皇俄國。

選擇沙俄，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決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們信仰同一個上帝。在那個宗教高于一切的年代，共同的東正教信仰，是連接彼此最天然、最牢固的紐帶。

相比于異教徒波蘭人，同宗同教的莫斯科沙皇，怎么看都更像“自己人”。

其次，他們血脈同源。

盡管已經分道揚鑣數百年，但在遙遠的記憶深處，他們都源自那個共同的母親——基輔羅斯。

這種若有似無的親緣關系，讓投靠顯得不那么屈辱，反而有幾分“兄弟重逢”的意味。

最后，沙俄足夠強大，且與波蘭是世仇。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道理亙古不變。

于是，在經過反復的權衡與艱難的談判后，歷史的指針，最終指向了1654年的那個冬天。

地點，烏克蘭小城佩列亞斯拉夫爾。

這一天，城中的廣場上人頭攢動，氣氛莊嚴肅穆。

赫梅利尼茨基與一眾哥薩克長老們，在沙皇使臣瓦西里·布圖爾林的見證下，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效忠儀式。

他們宣誓，向“東方的、虔信的、偉大的沙皇陛下”效忠。

隨后，雙方正式簽訂了那份在未來三百多年里，引發無數爭議的——《佩列亞斯拉夫爾協議》。

這份協議，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個充滿了模糊與歧義的矛盾體。

在哥薩克們看來，這更像是一份軍事盟約。我們承認你沙皇是大哥，在你罩著下打波蘭人。

協議里白紙黑字寫得清楚：烏克蘭保留極大的自治權，傳統的哥薩克蓋特曼制度不變，民選的行政機構不變，獨立的司法和財政體系不變，六萬人的哥薩克軍團建制也不變。除了不能自主搞外交，我們基本上還是我們，只是找了個強大的保護人而已。

但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里，沙皇阿列克謝和他的大臣們，卻用完全不同的眼光解讀這份文件。

在他們看來，“效忠”和“臣服”這兩個詞，才是協議的靈魂。

什么自治權，那不過是沙皇對新歸順子民的恩賜，既然可以恩賜，自然也可以收回。

這根本不是什么結盟，而是離家多年的兄弟，終于回到了大家庭的懷抱，是“小俄羅斯”與“大俄羅斯”的重新合并。

一個致命的抉擇，就此鑄成。

烏克蘭人以為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倚靠的兄長，卻沒料到，這位兄長想要的，不是并肩作戰的兄弟，而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家人。

為了擺脫一個看得見的枷鎖，他們懵懂地給自己套上了另一個看不見的、卻更為堅固的絞索。

協議文本中那些刺眼的“臣服”字眼，如同魔鬼的契約，為日后三百年的民族悲劇，寫下了第一個沉重的音符。

請君入甕之后，接下來要做的，自然就是關門打狗了。

當然，沙皇們都是極有耐心的獵手，他們不會操之過急。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沙俄一邊與波蘭反復拉鋸，爭奪對烏克蘭的控制權，一邊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不動聲色地侵蝕著烏克蘭的自治權力。

直到一個人的出現，這鍋溫水被瞬間燒開了。

這個人，就是彼得一世，后世稱之為“彼得大帝”。

彼得是個不折不扣的狠人，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絕對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帝國。

任何阻礙這個目標的，無論是人還是制度，都必須被碾碎。

在他看來，烏克蘭那套哥薩克自治制度，簡直就是帝國身上的一塊贅肉，顯得那么格格不入，必須切除。

于是，削弱烏克蘭自治權的動作，變得系統而露骨。

彼得的步步緊逼，讓時任烏克蘭蓋特曼的伊萬·馬澤帕，感到了徹骨的寒意。

馬澤帕是個極其復雜的人物。

他出身貴族，風度翩翩，才華橫溢，既是勇猛的將領，也是精明的政治家。

他曾是彼得一世的寵臣和摯友，兩人一度關系好到可以同床共枕。

然而，在個人友誼與民族命運之間，他最終必須做出選擇。

導火索，是1700年爆發的大北方戰爭。

沙俄與北歐強國瑞典，為了爭奪波羅的海的霸權大打出手。

戰火很快蔓延到了烏克蘭。

馬澤帕請求彼得大帝派遣俄軍，協助烏克蘭共同抵御瑞典的入侵。

這本是《佩列亞斯拉夫爾協議》中沙俄應盡的“保護”義務。

然而，彼得的回復，卻是一句冰冷的拒絕。

他命令馬澤帕自己想辦法，甚至還嘲諷哥薩克軍隊不堪一擊。

這個回復，像一盆冰水，澆醒了馬澤帕。

他終于看清了這位“摯友”的真實面目——在彼得的帝國藍圖中，烏克蘭不過是一塊可以隨時犧牲的戰略緩沖地，烏克蘭人的死活，根本無足輕重。

所謂的“保護”，不過是吞并的借口。

一種被欺騙、被利用的屈辱感，在他心中翻騰。

與其坐以待斃，被沙俄慢慢吞噬，不如放手一搏，或許還能為烏克蘭博一個獨立的未來。

于是，在1708年那個冰天雪地的冬天，馬澤帕做出了一個震驚整個歐洲的決定——他率領一部分哥薩克軍隊，轉而與沙俄的敵人，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結盟。

這無疑是一場豪賭，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賭上了烏克蘭的國運。

然而，命運的天平并沒有向他傾斜。

在1709年那場決定性的波爾塔瓦戰役中，彼得大帝的俄軍以絕對優勢，擊潰了瑞典與哥薩克的聯軍。

查理十二世狼狽逃竄，而馬澤帕，這位試圖為民族尋找出路的蓋特曼，也在一年后流亡異鄉，含恨而終。

他的獨立夢想，化為了泡影。

這場失敗，對于烏克蘭而言是災難性的。

馬澤帕的“叛亂”，給了彼得大帝一個千載難逢的、徹底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完美借口。

從此，在俄羅斯的官方史書中，伊萬·馬澤帕被釘在了“叛徒”的恥辱柱上，他的名字成了背信棄義的代名詞，東正教會甚至對他施以了最嚴厲的“絕罰”，詛咒他永世不得超生。

但在烏克蘭人的心中，尤其是在后世的民族主義者眼中，他卻是一位敢于反抗暴政、追求獨立的悲情英雄，一個被尊為“國父”的先行者。

彼得大帝用利劍劈開了烏克蘭自治的大門，而將這扇門徹底焊死的，是一位女人。

她就是葉卡捷琳娜二世，俄羅斯歷史上與彼得大帝齊名的“女皇”。

如果說彼得的手段是暴烈的、直接的，那么葉卡捷琳娜的手段，則更為陰柔，也更為致命。

她對烏克蘭的政策，可以總結為三個步驟，一步比一步狠。

第一步，廢除蓋特曼。

1764年，葉卡捷琳娜頒布詔書，正式廢除了烏克蘭的蓋特曼制度。

這個延續了百余年、象征著烏克蘭自治的最高職位，從此在歷史上消失。

沒有了首領的哥薩克，就像一群失去了頭狼的狼群，再也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

第二步，解散哥薩克。

烏克蘭自治的核心軍事力量，是那群駐扎在第聶伯河下游的扎波羅熱哥薩克。

他們是烏克蘭自由精神的堡壘。

葉卡捷琳娜很清楚，只要這支力量還存在，烏克蘭人的反抗就不會停止。

1775年，在取得了對土耳其戰爭的勝利后，沙俄已經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哥薩克作為邊境守護者的利用價值也已消失。

女皇毫不猶豫地下令，俄國正規軍突襲了扎波羅熱哥薩克的營地“塞契”，將其經營了幾個世紀的防御工事夷為平地。

那一夜，據說一位年邁的哥薩克頭目，在俄軍面前，拒絕交出象征著蓋特曼權力的權杖。

他當眾將權杖用力折斷，一半狠狠地插入第聶伯河畔的泥土，另一半則秘密交給了一位年輕的哥薩克。

他嘶啞著嗓子說：“他們可以摧毀我們的營地，但自由的種子，終將在這里再次發芽。”

哥薩克頭目們或被流放，或被遣散，普通的哥薩克則被強行編入俄國軍隊，或者干脆淪為農奴。

那支曾讓整個東歐聞風喪膽的哥薩克軍團，就這樣被徹底肢解。

第三步，行政一體化。

做完了前面兩步，最后一步便水到渠成。

葉卡捷琳娜撤銷了管理烏克蘭事務的“小俄羅斯衙門”，在烏克蘭全境設立了與俄國本土完全相同的總督轄區。

同時，她在當地全面推行俄國的農奴制和行政體系。

更高明的是，她還懂得“胡蘿卜加大棒”的道理。

一方面殘酷鎮壓反抗，另一方面則極力拉攏烏克蘭的上層精英。

1785年，她頒布《貴族特權詔書》，賦予烏克蘭貴族與俄羅斯貴族完全同等的地位和權利。

這意味著，只要你肯放棄自己的民族認同，說俄語，學俄國禮儀，效忠女皇，你就可以繼續享受榮華富貴。

這一招釜底抽薪，效果顯著。

大批烏克蘭貴族精英，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爭先恐后地“俄羅斯化”，逐漸與自己的民族和土地割裂開來。

至此，葉卡捷琳娜用她那微笑的利劍，完成了彼得大帝未竟的事業。

曾經那個擁有高度自治權的烏克蘭，已經從法理到事實上，徹底淪為了沙俄帝國的一個“普通行省”。

長達三百年的合并之路，最終走到了吞噬的終點。好

03 禁錮的靈魂

征服一片土地，靠的是刀劍；而要征服一個民族，則需要磨滅它的記憶。

當葉卡捷琳娜二世將烏克蘭的行政建制徹底納入帝國版圖后，她的繼任者們便開始了一項更為宏大，也更為艱難的工程——對烏克蘭民族的靈魂進行格式化，然后裝入一個名為“俄羅斯”的操作系統。

這項工程，就是貫穿整個19世紀的“俄羅斯化”政策。

其核心邏輯非常簡單粗暴：在這個統一而偉大的俄羅斯帝國里，只應該有一種聲音——俄語；

只應該有一種文化——俄羅斯文化；

也只應該有一種歷史記憶——那就是俄羅斯的歷史。

至于烏克蘭語、烏克蘭文化、烏克蘭歷史……對不起，那些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它們只是“大俄羅斯”文化下一個不規范的、充滿鄉土氣息的“方言分支”，需要被糾正，被統一。

一場沒有硝煙，卻直指靈魂的戰爭，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悄然打響。

19世紀中葉，基輔。

這座曾經的基輔羅斯古都，如今已經是沙俄帝國西南地區的重要城市。

城中新建的圣弗拉基米爾大學（今基輔國立大學），紅色的外墻在陽光下顯得格外莊重。

在一間寬敞的教室里，一位留著絡腮胡的教授，正用字正腔圓的俄語，向臺下的年輕學子們講授著帝國的歷史。

他的聲音洪亮而權威，講述著莫斯科公國如何團結羅斯諸邦，擺脫韃靼人的枷鎖；

講述著彼得大帝如何勵精圖治，打開通往歐洲的窗戶；

講述著葉卡捷琳娜女皇如何開疆拓土，奠定帝國的輝煌。

在這些宏大的敘事中，“烏克蘭”這個詞，幾乎是缺席的。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著中央王朝俯視邊陲意味的詞——“小俄羅斯”。

教科書上白紙黑字地寫著，“小俄羅斯”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里的居民說的“小俄羅斯方言”，需要被標準的、優美的俄語所規范。

歷史被重新編撰，赫梅利尼茨基的起義，被定義為“小俄羅斯人民對回歸祖國母親懷抱的熱切期盼”；

而馬澤帕，則是一個十惡不赦、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大叛徒。

這就是官方設定的“正確記憶”。

課堂上的學生們，大多是烏克蘭當地貴族或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們穿著得體的俄式制服，安靜地聽講，認真地做著筆記。

從表面上看，教化的效果似乎相當不錯。

他們中的許多人，未來將成為帝國的官員、軍官或學者，成為“俄羅斯化”政策最堅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

然而，思想的火種，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悄然燃燒。

課堂之外，當夜幕降臨，在宿舍昏暗的燭光下，一些學生會秘密地聚在一起，傳閱著一些破舊的手抄本。

那上面寫的，不是普希金或萊蒙托夫，而是一個名叫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人寫的詩。

舍甫琴科，一個出身農奴的烏克蘭詩人、畫家。

他的身世，就是整個烏"克蘭民族苦難的縮影。

他的詩，是用最純正、最地道的烏克蘭語寫成的。

詩句里沒有帝國的宏大敘事，只有對故鄉遼闊草原的深情眷戀，對哥薩克自由精神的熱情贊頌，以及對沙皇專制統治最深沉、最痛苦的控訴。

“……在自己的家園，卻沒有自己的真理，沒有力量，也沒有自由……”

這些詩句，像一把把尖銳的錐子，刺破了官方歷史那層華麗的謊言，喚醒了年輕人心中沉睡的民族情感。

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原來有著如此不同的一段記憶；

自己的母語，原來可以譜寫出如此動人的篇章。

官方在課堂上用俄語構建著一個統一的帝國神話，而舍甫琴科的詩，則在地下用烏克蘭語守護著一個民族不屈的靈魂。

一場關于語言、記憶和身份認同的文化戰爭，就這樣在明暗兩面激烈地進行著。

壓制者與反抗者，在年輕一代的心靈戰場上，展開了無聲的較量。

如果說，之前的“俄羅斯化”政策，還多少帶著一些“教化”和“引導”的溫情面紗，那么到了19世紀下半葉，這層面紗被徹底撕下，露出了猙獰而粗暴的本來面目。

1876年5月，德國的溫泉度假勝地，厄姆斯。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這位以解放農奴而聞名于世的“改革沙皇”，在這里簽署了一道后來被稱為《厄姆斯法令》的敕令。

這道法令，可以說是將沙俄帝國的文化專制主義推向了頂峰。

它的內容，簡單來說，就是要從物理上、從公共領域里，徹底消滅“烏克蘭語”這個存在。

法令嚴厲禁止：

在國內出版和發行任何烏克蘭語的書籍、小冊子和翻譯作品。

從國外輸入任何烏克蘭語的印刷品。

用烏克蘭語進行任何戲劇表演、公開演講和歌曲演唱。

在學校里教授烏克蘭語。

甚至，連樂譜上的烏克蘭語歌詞，都必須用俄語標注。

一夜之間，烏克蘭語成了一種“非法語言”。

它被逐出了學校、劇院、出版社，只能退回到鄉間農舍的廚房里，在母親對孩子的低語中，艱難地延續著生命。

這已經不是文化壓制了，這是一種文化的“種族滅絕”。

沙皇政府試圖通過這種極端高壓的手段，讓烏克蘭民族變成一個失語的民族，一個遺忘了自己是誰的民族。

然而，他們終究是低估了文化與記憶的韌性。

就在《厄姆斯法令》的墨跡尚未干透之時，反抗的火種，在另一個地方被點燃。

這個地方，叫利沃夫。

利沃夫，以及它所在的加利西亞地區，在歷史上被波蘭瓜分后，又輾轉落入了奧匈帝國之手。

相比于沙俄帝國鐵板一塊的專制統治，奧匈帝國是一個多民族的“拼湊帝國”，其內部的統治相對寬松。

在這里，烏克蘭語的使用和烏克蘭文化的研究，并沒有被嚴厲禁止。

于是，利沃夫成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境外根據地”。

在利沃夫那些狹窄古老街道的某個地下室里，印刷機在燭光下徹夜不息地轟鳴著。

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們，冒著極大的風險，在這里印刷被沙俄列為禁書的舍甫琴科詩集、烏克蘭歷史著作，以及用烏克蘭語寫成的小說和文章。

然后，這些“精神食糧”會被打包成不起眼的貨物，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像涓涓細流一樣，偷運回沙俄統治下的烏克蘭地區。

每一個運送者，都可能面臨被逮捕、被流放西伯利亞的命運。

有一個年輕的學者，就因為在基輔的家中私藏了從利沃夫運來的“禁書”而被捕。

在法庭上，面對俄國法官的審判，他放棄了用俄語為自己辯護。

他挺直了胸膛，用清澈而堅定的烏克蘭語，高聲朗誦起舍甫琴科的詩篇。

他的聲音在莊嚴的法庭里回蕩，每一個詞語，都像是在控訴這個禁錮靈魂的時代。

最終，他被判處流放。

但在他被帶走的那一刻，旁聽席上許多烏克蘭人的眼中，都燃起了同樣的火焰。

沙皇的法令可以禁止書籍的出版，卻無法禁止思想的傳播。

越是禁錮，反抗的意志就越是頑強；

越是試圖抹去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反而會變得越重。

沙俄的極端高壓政策，非但沒能消滅烏克蘭的民族認同，反而像一個嚴苛的教官，把它錘煉得更加純粹，更加堅定。

04 紅色悲劇

沙皇的寶座最終在革命的烈火中化為灰燼，但對于烏克蘭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而言，這并不意味著苦難的終結。

舊的帝國崩潰了，新的帝國正在廢墟上崛起。

它的旗幟是紅色的，它承諾給人民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天堂。

然而，通往天堂的道路，有時候，恰恰是由地獄的磚石鋪就的。

在經歷了德國、奧匈、白軍、波蘭等多方勢力輪番登場的四年血腥混戰后，烏克蘭最終被撕裂成兩半。

西烏克蘭淪為波蘭的殖民地，而東烏克蘭，則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義，成為了新生的蘇維埃聯盟最初的加盟國之一。

烏克蘭人似乎終于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國家”，盡管這個國家的主權，從一開始就牢牢掌握在莫斯科的手中。

起初，日子似乎還過得去。

列寧推行“本土化”政策，一度鼓勵烏克蘭語言和文化的發展，仿佛昔日沙皇的文化枷鎖已經一去不復返。

但這一切，都隨著一個人的上臺而戛然而止。

這個人，就是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我們更熟悉他另一個名字——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個鋼鐵巨人，他的意志就是蘇聯的法律。

他有一個宏偉的夢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讓這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一個能夠與整個西方世界抗衡的強大工業國。

工業化需要錢，需要機器，需要技術。

錢從哪里來？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蘇聯當時能拿得出手的硬通貨，就是糧食。

于是，一個冰冷而殘酷的邏輯鏈條形成了：

為了國家的工業化，必須出口大量的糧食；

為了出口大量的糧食，必須從農民手中征集到足夠的糧食；

而為了最高效地征集糧食，必須將千百萬分散的小農，整合進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的集體農莊里。

這個邏輯的終點，就是一場席卷全國的、名為“農業集體化”的狂飆運動。

而烏克蘭，這片以“歐洲糧倉”聞名的肥沃黑土地，不幸地，正處在這場風暴的最中心。

1932年的秋天，烏克蘭的一個村莊。

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金色的麥浪本應預示著富足和希望。

然而，村民們的臉上，卻看不到一絲喜悅，只有深深的恐懼和絕望。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肅殺之氣。

一隊隊由工人、黨員和秘密警察組成的征糧隊，開進了村莊。

他們不是來收購糧食的，他們是來“征集”的，或者說，是來沒收的。

國家下達的糧食征購指標，高得離譜，完全超出了土地的產出和農民的承受能力。

但對于征糧隊來說，指標就是命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完成。

他們闖入每一戶農家，像一群餓狼。

他們用刺刀撬開地板，捅破墻壁，翻遍床底和閣樓，搜尋任何可能藏匿糧食的地方。

他們不僅拿走了谷倉里的糧食，還搶走了農民留作過冬口糧的面粉，甚至連準備來年春天播種的種子糧，都被搜刮一空。

一位老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征糧隊員，給他嗷嗷待哺的孫子留下最后一點麥麩。

回答他的，是冰冷的槍托和一句呵斥：“你在破壞蘇維埃的工業化建設！”

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會被立刻定性為“富農的破壞活動”。

“富農”這個詞，在當時是一個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標簽。

你可能僅僅因為養了一頭牛，或者雇過一個短工，就會被劃為“富農階級”，成為國家的敵人。

對付敵人，自然要用最殘酷的手段。

財產被沒收，人被流放，甚至被當場處決。

村莊里，哭喊聲、咒罵聲、槍聲，此起彼伏。

曾經寧靜的田園，變成了一個人間地獄。冷酷無情的國家機器，正以建設未來的名義，碾碎著眼前的現在。

那些絕望的烏克蘭農民，成了這部宏大機器運轉時，最先被消耗掉的燃料。

當烏克蘭的村莊里，饑餓如同瘟疫一般開始蔓延時，關于饑荒的緊急報告，雪片般地飛向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

時任哈爾科夫（當時烏克蘭的首都）州委第一書記的捷列霍夫，鼓起勇氣，當面向斯大林匯報了烏克蘭餓殍遍野的慘狀。

然而，在斯大林那間著名的辦公室里，他得到的，不是領袖的同情與援助，而是近乎侮辱的嘲諷。

斯大林抽著煙斗，用他那特有的、平靜而冷酷的格魯吉亞口音說道：“有人告訴我，你，捷列霍夫同志，是個出色的演說家。看得出來，你真的很會講故事，編造這樣一個關于饑荒的故事來嚇唬我們。但是這辦不到。”

在斯大林看來，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災，所謂的“饑荒”，不過是烏克蘭農民，尤其是那些心懷不滿的“民族主義分子”，為了對抗集體化，故意怠工、藏匿糧食的結果。

這是對蘇維埃政權的公然挑釁和破壞。

對于挑釁，他的回應從來只有一個——更加猛烈的打擊。

很快，捷列霍夫被解除了職務。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由斯大林親自簽發的、更加嚴厲的密令。

其中最致命的一道，是1933年1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同簽署的“關于禁止饑餓農民大規模遷移”的密令。

這道密令，徹底封死了烏克蘭饑民的最后一條生路。

文件將農民的出逃行為，定性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社會革命黨人和波蘭間諜機構組織的破壞行為”，目的就是“為了發動農民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和集體農莊”。

烏克蘭的邊境被軍隊和警察封鎖，火車站、交通要道設立了無數關卡。

成千上萬試圖逃往俄羅斯或者其他地區求生的饑民，被攔截、逮捕，然后遣返回他們那早已空無一粒糧食的村莊，等待死亡。

烏克蘭，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看不見的“饑餓集中營”。

與此同時，一個無比諷刺的畫面正在上演：當烏克蘭農民在饑餓中啃食樹皮、掙扎死去時，一列列滿載著從他們手中奪走的糧食的火車，正源源不斷地駛向黑海的港口。這些糧食將被裝上貨船，運往西方，為斯大林的宏偉工業化藍圖，換取寶貴的外匯和機器。

國家工業化的宏大敘事，就這樣建立在了數百萬農民的尸骨之上。

宏偉的第聶伯河水電站的燈光，與烏克蘭村莊里熄滅的生命之火，形成了那個時代最黑暗、最強烈的對比。

權力的冷血與傲慢，在這場人為制造的悲劇中，暴露無遺。

1933年的春天，本應是萬物復蘇的季節。

但在烏克蘭的城市街頭，死亡的氣息卻濃得化不開。

盡管城市里的糧食供應比農村要好一些，但饑餓的陰影同樣無處不在。

每天清晨，都會有專門的車輛，沿街收集那些在前一天夜里餓死在街頭的尸體。

人們對此已經麻木了。

街邊的餓殍，和路邊的石塊一樣，引不起行人一絲一毫的側目。

一個孩子在路邊，眼神空洞地啃著一塊樹皮，他的母親，或許已經倒在了不遠處的某個角落。

然而，官方的報紙和廣播里，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媒體上連篇累牘地報道著集體農莊的豐碩成果，贊美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

關于饑荒，一個字都不能提，仿佛它從未發生過。

國際社會并非對此一無所知。

一些非政府組織，在得知烏克蘭發生嚴重饑荒后，曾提出愿意提供糧食援助。

但這些善意的請求，都被蘇聯政府以“境內不存在饑荒”為由，斷然拒絕。

對于斯大林來說，承認饑荒，就等于承認自己政策的失敗，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國家的形象和領袖的權威，遠比數百萬人的生命更重要。

就在這片被謊言和死亡籠罩的土地上，一個孤獨的聲音，試圖刺破這層厚重的鐵幕。

他叫加雷斯·瓊斯，一位年輕的英國記者。

他不相信蘇聯官方的宣傳，憑借著自己曾擔任過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顧問的身份，偽裝成去參觀拖拉機工廠，設法潛入了被嚴密封鎖的烏克蘭農村。

他親眼目睹了那地獄般的慘狀：村莊十室九空，田地荒蕪，活著的人像幽靈一樣在尋找任何可以果腹的東西。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走過一個又一個村莊，到處都是哭聲：‘我們沒有面包了，我們快要餓死了！’”

瓊斯冒著生命危險，將這些第一手的見聞帶回了西方，并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報道，揭露了烏克蘭大饑荒的真相。

然而，他的聲音，很快就被當時彌漫于西方知識界的親蘇浪潮所淹沒。

許多著名的西方記者和作家，比如《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為了維護自己與蘇聯政府的良好關系，公開發文否認饑荒的存在，將瓊斯的報道斥為“危言聳聽的謠言”。

真相被掩蓋，悲劇在沉默中繼續。

這場后來被烏克蘭人稱為“Holodomor”（意為“饑餓滅絕”）的大饑荒，最終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

具體的數字，至今仍有爭議，但它在烏克蘭民族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深可見骨的傷口。

這道傷口，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和征服，都更加深刻，更加疼痛。

因為它不僅僅是關于死亡，更是關于被背叛、被犧牲、被蓄意抹殺的集體創傷。

這筆血債，成為了日后俄烏兩個民族之間，最難以跨越的鴻溝。

05 撕裂的身份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有時候，一個民族最深重的災難，也可能成為其尋求解放的契機。

烏克蘭大饑荒的恐怖記憶，像烙鐵一樣，深深地烙印在烏克蘭人的靈魂深處。

它讓許多人徹底看清了一件事：無論是白色的沙皇，還是紅色的蘇維埃，只要權力的中心在莫斯科，烏克蘭就永遠擺脫不了被控制、被犧牲的命運。

獨立的渴望，如同地下奔涌的巖漿，在沉默中積蓄著力量。

它只需要一個機會，一個讓整個世界天翻地覆的機會，就能噴薄而出。

1939年，這個機會來了。

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斯大林以“建立東方防線”為名，與希特勒背靠背地瓜分了波蘭。

蘇聯紅軍兵不血刃地占據了波蘭東部，包括歷史上屬于烏克蘭的西部地區。

就這樣，在兩個獨裁者的交易中，東西烏克蘭“合二為一”，諷刺性地實現了“統一”。

但這種表面的統一之下，是更加洶涌的暗流。

對于許多飽受蘇聯壓迫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來說，一個新的、看似可行的選項，出現在了他們面前。

既然蘇聯是我們的頭號敵人，那么，敵人的敵人，會不會就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敵人的敵人”，就是納粹德國。

在當時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看來，德國人似乎是解放的希望。

他們紀律嚴明，裝備精良，而且與蘇聯勢不兩立。

借助德國的力量，趕走蘇聯人，實現烏克蘭的獨立建國，這似乎是一條邏輯上完全說得通的道路。

這個想法的核心人物，是一個名叫斯捷潘·班德拉的激進民族主義領袖。

班德拉是個狠角色，年輕、狂熱、不擇手段。

他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信奉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想，為了烏克蘭的獨立，可以與任何人合作，也可以對任何人拔刀，包括波蘭人、猶太人，當然，還有他們最痛恨的俄羅斯人。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

德軍以閃電般的速度，撕開了蘇聯的西部防線，長驅直入。

當德軍的坦克開進西烏克蘭重鎮利沃夫時，班德拉的追隨者們欣喜若狂。

他們認為，解放的時刻到了。

6月30日，就在德軍占領利沃夫的當天，班德拉的副手雅羅斯拉夫·斯特茨科，在城中的廣播電臺里，單方面向全世界宣布：“烏克蘭國，已宣告成立！”

這份倉促的“獨立宣言”，充滿了對未來的天真幻想。

他們熱情洋溢地表示，新生的烏克蘭國，“將與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緊密合作，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下，在全世界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一腔熱情，完全是自作多情。

希特勒對烏克蘭的興趣，不在于它的獨立，而在于它的土地、糧食和資源。

在他的種族主義理論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只配為德意志的“優等民族”充當奴隸。

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根本不在他的計劃之內。

所謂的“解放者”，露出了比蘇聯人更加猙獰的面目。

納粹的反應迅速而無情。僅僅幾天之后，班德拉、斯特茨科等一眾民族主義領袖，就被德國人逮捕，關進了集中營。

那份剛剛發表的“獨立宣言”，成了一張廢紙。

這場短暫而幼稚的“獨立”鬧劇，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們陷入了一個極其尷尬和悲劇的境地。

他們試圖在兩個魔鬼——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間尋找出路，結果卻被兩個魔鬼輪番玩弄和拋棄。

更致命的是，這段與納粹短暫的“合作”歷史，成了一個永遠無法洗刷的污點。

在戰后的蘇聯官方敘事中，班德拉和他的追隨者被定性為“法西斯匪幫”、“納粹的走狗”，成為了邪惡的代名詞。

而在獨立的烏克蘭，尤其是在西部地區，班德拉卻被許多人視為反抗蘇聯暴政、追求民族獨立的英雄。

關于他的評價，成為了日后撕裂烏克蘭社會、激化俄烏矛盾的一個重要引爆點。

英雄還是叛徒？

一個人的歷史定位，取決于你站在誰的立場上。

這種身份認同的根本性分裂，預示著這個國家未來的坎坷命運。

戰爭結束了。

烏克蘭全境再次回到了蘇聯的版圖。

在戰后的幾十年里，俄烏關系在蘇聯這個“大家庭”的框架下，維持著一種表面的和平與“兄弟情誼”。

但歷史的傷痕，從未真正愈合，只是被強大的國家機器暫時掩蓋了而已。

就在這種平靜之下，一個看似漫不經心的決定，卻為未來的沖突，埋下了一顆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

1954年，為了紀念《佩列亞斯拉夫爾協議》簽訂300周年，也為了彰顯蘇聯各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主導做出了一個決定：將行政上一直隸屬于俄羅斯聯邦的克里米亞半島，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管轄。

赫魯曉夫本人與烏克蘭有著深厚的淵源，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在烏克蘭起步的。

這個決定，在當時看來，或許有幾分“衣錦還鄉，回饋鄉里”的意味。

在那個年代，這確實算不上什么大事。

反正都是在一個國家內部，把一個州的管轄權從一個加盟共和國，挪到另一個加盟共和國，就像把左口袋里的東西，放到右口袋里一樣，不過是一次行政區劃的調整。沒

有人會想到，這個“大家庭”，有一天會分崩離析。

克里米亞，這個黑海上的戰略要地，居民以俄羅斯族為主，又是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基地所在，其歸屬問題，本身就極為敏感。

赫魯曉夫這個看似象征“兄弟情誼”的政治姿態，在幾十年后，當蘇聯帝國轟然倒塌時，瞬間變成了一枚引爆俄烏沖突的核彈。

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終于迎來了夢寐以求的獨立。

然而，擺脫了莫斯科的控制，并不意味著找到了未來的方向。

獨立的烏克蘭，像一艘迷航的巨輪，在親俄與親西方兩條航線之間，反復搖擺，痛苦掙扎。

歷史的舊賬，被一筆筆地翻了出來。

大饑荒的責任誰來負？

班德拉到底是英雄還是法西斯？

官方語言應該是烏克蘭語還是俄烏雙語？

應該加入俄羅斯主導的獨聯體，還是擁抱西方的北約和歐盟？

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刀，深深地割裂著烏克蘭的社會。

東部和南部地區，那里的人們說俄語，信奉東正教，與俄羅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而西部地區，則在歷史上受波蘭和奧匈帝國影響更深，民族認同感更強，對俄羅斯充滿了警惕和怨恨。

這種撕裂，最終在21世紀的基輔獨立廣場上，以最激烈的方式爆發。

無論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還是2014年的“廣場革命”，其本質，都是烏克蘭內部親俄與親西方兩種發展道路的生死對決。

而每一次對決的背后，都少不了俄羅斯那只巨大的、無形的手。

當烏克蘭的民選總統，因為拒絕簽署與歐盟的聯系國協定，而被憤怒的民眾趕下臺時，俄羅斯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

在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普京看來，烏克蘭倒向西方，是對俄羅斯核心戰略利益的致命背叛。

他那句著名的論斷“烏克蘭甚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國家”深深地刺痛了每一個烏克蘭人的民族自尊心。

于是，克里米亞的“贈禮”被強行收回，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燃起了戰火。

歷史的恩怨，終于在現實中兌現。

在一次紀念二戰勝利的活動中，基輔街頭發生過這樣一幕：一位胸前掛滿勛章、曾參加過蘇聯紅軍解放烏克蘭的烏克蘭老兵，與一位將“烏克蘭起義軍”（班德拉的武裝力量）視為民族英雄的年輕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老兵指著年輕人的鼻子，怒斥他是“法西斯余孽”，是民族的叛徒。

而年輕人則毫不畏懼地反問他：“你為之戰斗的那個國家，給我們帶來了大饑荒！你所謂的解放，是解放了我們的土地，還是禁錮了我們的靈魂？”

這場對話，沒有答案。

它濃縮了烏克蘭內部，以及俄烏之間，對于歷史記憶的根本性分裂。

最終，這種分裂，在2022年的春天，演變成了全面戰爭的炮火。

曾經的兄弟民族，如今兵戎相見。

歷史的傷痕被再次撕開，鮮血淋漓。

無論這場戰爭的結果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的：承受代價的，終歸是兩國的普通百姓。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碾壓過無數無辜的生命，留下的，是一道漫長而黑暗的軌跡。未來的和解之路，必將鋪滿荊棘，遙遠而艱難。

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或許，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