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向低價宣戰！誰來主導？

疫情結束以來，中美兩國民航業的表現可謂大相徑庭。

美國民航業早早就實現了盈利

中國民航業還在盈虧邊緣掙扎

不過到了今年，兩國民航業有個方面出現了相同的現象，都在經歷一場特殊的 “價格保衛戰”。

兩國機票價格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行，只是背后的原因與應對方式，彰顯了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學。

一、中美民航業：同跌不同因

機票價格的集體走低，本質是供需失衡與外部壓力的共同作用，但中美兩國的核心矛盾存在顯著差異。

美國民航業的低價壓力源于需求端萎縮。

特朗普時期關稅政策引發的通脹余波持續發酵，疊加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美國民眾顯著削減非必要出行支出，商務與休閑旅游需求同步降溫。

數據顯示，2025 年初美國民航客運量環比下降4.2%，需求疲軟直接導致票價承壓下行，部分只得以量充價。

中國民航業則深陷供給端內卷的泥沼。

一方面，高鐵網絡的高密度覆蓋持續分流中短途客源，1000公里以下航線的民航市場份額逐年萎縮；

另一方面，國內航司數量眾多，同質化競爭加劇，部分企業為搶占市場份額采取 “以價換量” 策略，導致2025年上半年全民航經濟艙平均票價同比下降 6.9%，較2019年仍低 7.8%。

即便客運量同比增長6%、客座率提升至 85%%，行業仍未擺脫“量增價跌”的困境。

中國民航業：旺丁不旺財、增收不增利現象明顯。

消費下滑的共性壓力，讓中美民航業同時站在了“向低價宣戰”的十字路口，但兩者選擇的破局路徑截然不同。

二、破局之道：市場主導vs政府調控

面對低價困境，中美兩國基于不同的市場生態，走出了兩條差異化的治理路徑，卻都指向了 “供需再平衡”的核心目標。

一是美國：市場機制主導的“自我調節”

美國民航業選擇相信 “有效的市場”，將定價權與調節權完全交給企業。

在需求下滑信號出現后，美國航空、達美航空等頭部企業迅速啟動運力收縮計劃：

通過削減支線航線、優化樞紐布局等方式減少無效供給。

全行業形成共識：通過主動控制運力投放，緩解供需失衡，從而恢復定價權與利潤率。

這一策略很快顯現成效。

2025 年第三季度，美國航空單位收入實現正增長，9 月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公司同步上調全年盈利預期，第三季度運營收入超 136.9 億美元，超出市場預期。

運力削減帶來的供需結構優化，讓美國民航業成功擺脫低價依賴，重回盈利增長軌道。

二是中國：政府引導下的“有序糾偏”

中國民航業則依托 “有為的政府”，通過政策調控與行業協同破解內卷。

民航局年初即明確提出 “規范航空運輸價格行為，加強價格收費監管” 的工作要求，民航協會同步推動航司建立價格協同機制，避免惡性競爭。

2025年8，中國航協牽頭編制的《中國航空運輸協會航空客運自律公約》正式發布，要求各企業嚴格遵守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杜絕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的惡意競爭行為。

2025年9月，民航局通過電視電話會明確要求航司避免低價惡性競爭，并啟動航線成本測算，為監管提供依據。

政策紅利逐步釋放。

2025年9月起，國內機票價格下滑態勢正式扭轉，國慶中秋假期預售機票裸票價達 819 元，同比上漲9.1%。

此后，民航業迎來了久違的出現量價齊升的局面。

三、復蘇啟示：兩種模式的互補與融合

中美民航業的 “反低價” 實踐，并非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市場規律與政策調控的辯證統一。

美國模式的核心優勢在于效率與靈活性，企業基于市場信號快速調整策略，運力削減與定價修復的傳導路徑直接高效，但也依賴成熟的市場競爭格局與企業自律。

中國模式則凸顯公平與可持續性，通過政策引導避免“劣幣驅逐良幣”，保護行業長期發展生態，同時為市場化改革預留空間，正是“政府定規則、市場做選擇”的生動體現。

值得關注的是，兩種模式正呈現融合趨勢：

中國民航在強化政府監管的同時，持續擴大航司定價自主權；

美國航司在市場調節中，政府也會適時出手，在行業巨虧時進行補貼，在出現壟斷時進行懲罰。

而最終的共同啟示的是：

民航業的健康發展，既需要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需要政府在規范競爭秩序、保障公共利益方面守住底線。

從中國民航業的量價齊升到美國航司盈利上調，中美民航業的“價格保衛戰”已初見成效。

這場博弈不僅關乎短期盈利修復，更決定著行業長期發展格局：

唯有找到市場活力與政策調控的平衡點，才能真正擺脫低價內卷，實現高質量復蘇。

至少，中國民航的航空公司們業績也開始向好，A股已經率先做出反應，股價也呈現了上升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