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強省會”的標簽，看成都的戰略級進化

成都，要繼續推進“強省會”了，但這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必然選擇，官方定調搞“強省會”，成都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力度最大的，但成都絕對是效果最好的。

然而，藏在“強省會”標簽下的，是成都近乎明牌的戰略級進化。

一直以來，“成都靠強省會政策吸血崛起”的論調始終揮之不去。

但把鏡頭拉長，從1949年4億元GDP到2024年2.35萬億元的量級，從單一農業城市到擁有5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制造強市，成都的成長軌跡里，顯然不是一個“強省會”標簽所能鎖死。

成都的黃金十年，2014年之后的量級躍遷

討論成都的快速發展，繞不開2014年這個關鍵節點。這一年，成都GDP首次突破萬億元，正式進入萬億GDP俱樂部。但成都真正意義上躋身全國城市最強陣容，是在2020年之后的五年。

2022年，成都GDP突破2萬億元，2024年攀升至2.35萬億元，穩居全國第7位、副省級城市第3位。2025年前三季度，成都的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三大主導產業產值已突破2.2萬億元。

緣何在這個階段爆發？2017年，成都獲批“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2021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上升為國家戰略，政策紅利持續釋放。

再來看成都產業基礎的深厚積累。“十四五”前四年，成都規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7.6%，居副省級及以上城市第4位，電子信息成為首個萬億級產業集群，為后續的爆發夯實了基礎。

人口和人才的同步集聚是成都奮進的重要支撐。2023年，成都常住人口達2140.3萬人，成為全國第4個突破2000萬的超大城市，人才總量首次突破600萬，居全國第4位。而且，成都的人口紅利不是被動的吸引，而是產業升級創造就業崗位后的主動集聚。

把成都的發展歸結為“強省會”，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其內生增長的三大支柱。

產業集群，4萬億級的“壓艙石”

2022年印發的《成都市“十四五”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支柱產業集群規模突破4萬億元，打造電子信息、裝備制造2個萬億級產業集群，以及10個以上千億級產業集群。從2024年的實際進展看，這個目標已近在咫尺。

電子信息產業的崛起最具代表性。從早期的富士康、仁寶代工，到如今京東方柔性屏、華為鯤鵬生態基地落地，成都已形成從集成電路設計、制造到封裝測試的完整鏈條。2024年集成電路產業實現營收279.9億元，同比增長25%，鏈主企業成都海光集成營收達72億元，同比增幅高達47%。這種能級躍升，靠的是持續投入而非簡單資源集中，僅2024年，就有22個10億元以上集成電路項目加速建成投產。

裝備制造產業方面，與德陽共建的成德高端能源裝備產業帶產值突破850億元，東方電機、二重等企業的高端裝備訂單增長22%，軌道交通裝備更是打入全球23個國家和地區。

成都研發加周邊制造的模式，很好地打破了虹吸效應的刻板印象。成都，這幾年已經在有產業溢出到周邊城市。

開放通道，從內陸腹地到門戶樞紐

成都的地理位置曾被視為短板，但如今卻因開放通道的有力建設成為優勢。2024年，成都國際班列通達境外118個城市，全年開行超5300列，其中中歐班列（成渝）開行量穩居全國第一。2025年鐵路港定下目標，力爭國際班列開行超5500列，進出口貿易額沖刺600億元。

航空樞紐的勢能同樣驚人。作為國內第三個擁有雙國際機場的城市，2024年成都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8733.6萬人次，居全國第3位，貨郵吞吐量達102.8萬噸，升至全國第五，國際（地區）定期直飛航線達73條，中西部城市里位居第一。2025年啟動的天府國際機場二期工程，將進一步強化“空中絲綢之路”樞紐地位，重點加密洲際及東盟航線網絡。

開放型經濟的數據更有說服力。2024年成都進出口總額達8390.0億元，同比增長12.1%，其中對東盟進出口增長26.9%，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3076.6億元，均居中西部首位。外國獲批設立的領事機構達23家，國際友城增至113個，全年新設外商投資企業711家。

成都的開放，不是省內資源堆砌的結果，而是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必然選擇。

創新生態，600萬人才撐起的科創高地

2025年的天府實驗室里，科研人員正在核能、生物醫藥等領域攻關，這個高水平創新平臺與中國西部（成都）科學城、成渝綜合性科學中心共同構成了該地區的科創“鐵三角”。

人才始終是創新的核心。成都通過“蓉漂計劃”等政策吸引頂尖人才，2023年人才總量突破600萬后，2024年繼續保持增長態勢，獲評“中國最佳引才城市”。

省市聯動的人才機制讓資源實現高效配置，省級人才計劃向成都傾斜，干部人才交流力度加大，僅電子科技大學每年就為集成電路產業輸送千余名專業人才，支撐起頭部企業的核心研發團隊。

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方面，線上科創通+線下科創島的服務體系讓高校成果快速落地。2024年，川藏鐵路、高端航空裝備等領域多項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科創板上市企業達19家。2025年省委文件明確支持共建科技成果交易市場，爭取建設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研發-轉化”閉環加速形成。

強省會，是紅利還是枷鎖？

不可否認，“強省會”戰略在成都的快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將其視為唯一原因，顯然是有所誤讀。

對成都有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價值

四川各地市州發展不均，2024年GDP最高的成都與最低的阿壩州相差47倍，這樣的省情決定了，四川需要核心城市的帶動。

強省會戰略讓成都得以集中資源建設重大項目，2025年推進低空經濟基礎設施、市域鐵路改造，獲批將軌道交通招投標權下放，這些都需要省級層面的大力支持。

集中資源帶來了顯著成效。2024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達2700億元，同比增長5.6%，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均超6.2萬億元，中西部城市中獨占鰲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1.1萬億元，成為第二個達成此目標的省會城市。這些能級的提升，讓成都更有能力承接國家戰略。

對成都的弊端，區域失衡帶來的現實挑戰

強省會的代價同樣明顯。2024年，成都GDP占全省36.3%，進出口總額占比更是高達80.2%，而第二梯隊的綿、宜、德三市合計僅占17.5%。樂山因光伏產業調整增速放緩至3.2%，與眉山7.3%的增速形成鮮明對比，折射出產業資源分配的不均衡。

人才流動的結構性矛盾更需要關注。川東北、攀西等地區的青壯年勞動力和專業人才仍在向成都聚集，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地市面臨“用工難”與“人才荒”。2024年數據顯示，成都每萬人擁有高技能人才數是南充的3.5倍。

近年來，成都也在主動調整。2025年省委文件明確提出“提升輻射周邊帶動全域能力”，建立聯合招商引資項目跨市域流轉機制，探索“總部+基地”“設計+轉化”模式。成德高端能源裝備產業帶產值突破850億元，天府新區眉山片區承接成都產業轉移項目92個，眉山因此成為全省增速冠軍，這些案例力證，協同發展正在見效。

飛地經濟是另一個重要抓手。成阿、成甘飛地園區建設質效提升，成都的研發、市場資源與兩地的土地、勞動力優勢結合，既帶動了欠發達縣域發展，也為成都產業升級騰出空間。2025年規劃的綠色電力源網荷儲一體化項目，更是將成都的能源需求與川西北的清潔能源供給聯動起來，實現共贏。

強省會，從來不是唯一的答案

“成都靠強省會崛起”的說法，忽略了三個關鍵事實，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產業生態的自主進化、開放格局的主動構建。

2021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上升為國家戰略，成都被賦予“西部經濟中心、西部科技創新中心、西部對外交往中心和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的定位，這種能級的提升是省級政策無法企及的。2025年啟動的天府國際機場二期、成渝鐵路成隆段擴能改造等項目，均納入國家規劃，獲得頂層設計的資金與政策支持。

天府實驗室、國家實驗室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落地，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國家樞紐節點建設，這些都是國家層面布局的結果。2024年成都在飛的73條國際航線中，41條由國家民航局協調開通，這種門戶地位靠的是國家戰略需要，而非省內傾斜。

如今的成都產業，不是“靠政策喂大”的漂亮盆景。電子信息產業從代工到自主創新，天府國際生物城入駐企業超550家，這些都是市場選擇的結果。2024年數據顯示，成都民營企業貢獻了47%的GDP和62%的就業，民營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占比達81%，這樣的活力也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催生的。

成都有著消費市場的強勁內生動力。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1.1萬億元，春熙路、交子公園等商圈的國際化程度持續提升，首發經濟、夜間經濟等新業態蓬勃發展。這些消費場景的培育，靠的是2140萬常住人口的需求支撐，而非政策強制拉動。

成都的開放半徑從來不是局限于四川。2024年，蓉歐班列運送的貨物中，僅31%來自四川，其余均來自重慶、貴州、云南等省市，成為西部共同的出海通道。與鹽田港合作的鐵海聯運線路，更是將服務范圍延伸至東南亞、歐美。

2025年，四川省委文件提出，支持成都加快建設“三中心一基地”，持續做大經濟總量。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成都必須繼續突破。

盡管電子信息產業已達萬億規模，但成都面臨“大而不強”的問題，核心零部件、高端芯片等領域對外依存度較高。2025年規劃明確要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制造、清潔能源等領域實施科技攻堅突破行動，天府實驗室將重點布局航空發動機、核能、醫藥健康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力爭實現“從0到1”的突破。

成都正著力建設“智行走廊”和虛擬電廠、算力算法等新型基礎設施，推動傳統制造向智能制造轉型。2025年計劃培育120家以上智能工廠，讓裝備制造產業在保持規模的同時，附加值提升25%以上。

為進一步做強成都都市圈，加快成德、成眉市域（郊）軌道交通建設，推進京昆高速成德段擴容改造，實現“1小時通勤”。聯合招商引資機制將進一步細化，成都的重大項目需按比例向周邊地市轉移，確保“龍頭”與“配角”協同發展。與重慶的雙核聯動更要深化，在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共建產業鏈，避免同質化競爭。

復盤成都的崛起，核心原因并不是“強省會”政策的單獨拉動，強省會戰略在特定階段確實提供了成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條件，讓成都得以快速建設基礎設施、集聚創新資源，但真正支撐其進入全國前列的，是抓住了西部大開發、成渝雙城經濟圈等國家戰略機遇，培育了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自主造血的產業集群，打造了蓉歐班列、雙機場等突破地理限制的開放通道。

那些將其發展簡單歸結為“強省會吸血”的論調，既忽略了四川的特殊省情，也無視了成都數十年的產業積累與開放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