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國首次實現軍銜制,共授予了55人上將軍銜、175人中將軍銜。或許有人會說,開國上將不是有57人、開國中將不是有177人嗎?
這兩項數據都沒錯,因為上將、中將各有兩人是后來補授的,而且很對稱是56年、58年兩級軍銜各補授一人。
在這四個人里,有三位是因為存在問題而推遲授銜時間,只有一位是職務屬性調動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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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批“驕傲自滿”的王建安
王建安可是標準的上將資歷,參加過重要起義——黃麻起義,土地革命擔任過軍級職務——紅4軍政委,抗日戰爭擔任過八路軍旅級職務——魯中軍區司令員;
解放戰爭擔任過正兵團職務——三野第七兵團司令員;抗美援朝也是正兵團職務——志愿軍第九兵團司令員。
1952年定級時,王建安也是正兵團級干部,按道理來講,他被授上將是自然而然、再正常不過的事。
然而,當年卻有人提議只授予他中將,幾位中央領導還都認可了。如果不是羅榮桓堅持,王建安的中將就極有可能塵埃落定。為何會有這么反常的情況呢?主要跟54年的事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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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早年在延安因為拖槍逃跑未遂得罪了一批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友、在山東因為不滿戰事失利跟陳老總拍過桌子,但這都不是影響軍銜的關鍵因素。真正的麻煩,在于54年高饒被批。
昔日的華東戰場,王建安跟饒接觸很多,還是經饒推薦才成為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副司令員。王建安對饒的工作能力和為人比較認可,所以54年七屆四中全會后,別人都批饒,他就不批。
上級幾次對他動員,好話歹話都說盡,王建安還是無動于衷,最后,軍區就在公開報告中給他做出結論:
軍區會議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驕傲自滿、功臣自居、拒絕自我批評與對抗軍區黨委領導的嚴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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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這么個定性,有人就建議把王建安的軍銜改為中將、壓一壓他的“氣焰”,中央首長也表示認可。
但羅帥覺得王建安各個方面都符合條件,如果僅僅因為認知上的不同,就突然更改軍銜,這很不公平。大授銜那年風波還沒過去,羅帥就劃掉了王建安的名字,讓他好好反省。
等王建安看到別人都換上了新軍裝、自己卻沒有,內心大受刺激,他主動做了檢討。
再加上很多老戰友為他寫信說情、56年高饒事件基本已經平息,如此背景下,羅榮桓才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中央同意為王建安補授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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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到石油系統的李聚奎
李聚奎早期是非常亮眼的,尤其長征之初他擔任紅一師師長,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為中央的安全轉移做出巨大貢獻,毛主席都稱贊道:紅一師在大轉移中立了功,你們一直走在我前面。
這是非常高的起點,但在懋功會師時,李聚奎被混編到紅四方面軍31軍擔任參謀長,這就影響了他后來的軍旅生涯。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老張仗著兵強馬壯產生錯誤想法,竟還妄圖“另立”,31軍軍長余天云是其親信,也瘋狂針對與他們不同意見的人。
據李聚奎晚年回憶,當時他堅決反對老張,因而遭到余天云記恨,差點被余天云以擦槍走火為借口暗害。是93師政委葉成煥得知后力勸,才阻止了一場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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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思想不一,李聚奎在紅四方面軍隊伍中得不到重用,后來還陰差陽錯參加了西路軍。等他好不容易重返延安,各部隊都有了主官,他就只能擔任參謀長之類的職務,漸漸又轉到后勤。
1955年授銜時,李聚奎正在負責石油工業部,已經離開了軍隊,因而沒能在這一年成為將軍。
不過在1958年,石油工作已走上正軌,且李聚奎要求在勘測方面不能大跨越,務必實事求是,抵制在部門內“放衛星”,因而被調總后擔任政委。
鑒于他的歷史貢獻太大,軍委很快為他補授了上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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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心非常不滿的聶鶴亭
聶鶴亭的起點也很高,南昌起義就已是排長,粟裕這時是他麾下的一名班長。起義部隊南下的過程中,聶鶴亭擔任連長,林總也是連長。
但是,三河壩阻敵后,聶鶴亭沒有跟隨朱老總轉戰,而是跑到上海去尋找臨時中央,這就導致他與林、粟等人的距離被拉開。
抵滬之后,聶鶴亭奉命去參加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他又去東江、皖北等地搞地下工作。直到1930年才進入蘇區。
主席對他很看重,讓他先后擔任了紅4軍參謀長、紅一軍團代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職。不過,聶鶴亭不太想做參謀工作,一直希望上前線做主官,所以后來做了件奇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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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戰爆發后,聶鶴亭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級別不低。新四軍軍部組建時,他的老領導葉挺向中央申請將他調到新四軍工作。
毛主席同意了,但希望聶鶴亭在動身前能見面一敘。這本來是器重,也是感情深的表現,但聶鶴亭擔心見面后主席勸自己留下,就無法再去前線了,所以他直接不辭而別。
他在回憶錄里也說及此事:當時我實在太想去新四軍,又怕毛主席變卦不放我走,我在這件事的做法確實欠妥。
結果他也沒去成新四軍,被長江局留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后來回到延安學習了一陣,再轉到晉察冀地區,依然擔任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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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時期,聶鶴亭進入東北作戰,四野系統的大部分重要戰事他都有參與過,功勞還是很大的。但是在授銜前,他得知自己僅為中將,就一直發牢騷,在《羅榮桓傳》中有記述:
“有位曾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干部,歷任重要職務,但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上屢有失當,進城以后,又犯有不服從組織分配的錯誤。
羅榮桓曾親自找他談話,嚴肅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給他以嚴厲處分。但在評定軍銜時,羅榮桓全面分析了這位干部的功過,一年后補授他中將軍銜...”
雖然沒點名道姓,但符合這些條件的只有聶鶴亭。當時有人指出聶鶴亭跟中央領導鬧過不愉快,授個少將就不錯,而羅帥卻沒有被生氣沖昏頭腦,依然給出公正的綜合評價,羅帥厚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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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扣帽子的賀誠
賀誠屬于紅軍衛生工作的奠基人,他是從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正經的高材生。戰爭年代歷任紅軍總醫院院長兼政委、軍委總衛生部部長、東北民主聯軍后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過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大部分時間都很順利。
但是在1953年,白學光調到了衛生部負責政治工作,走馬觀花調研一番后,寫了份報告指責衛生部存在嚴重的官僚問題。
那時國家剛剛成立,很多事情都是在摸索中前進,的確存在一些問題,賀誠也誠懇地做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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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來風波愈演愈烈,55年時賀誠被扣上“壓制中醫”、“排斥中醫”的帽子,職務被撤銷,轉而進入黨校學習。
說他歧視中醫,這絕對不符合實際,革命時期我軍一直缺少藥物,賀誠為了在有限的條件下進行治療,常常會使用一些土方子,也改良過很多中醫藥劑。自己都經手過,怎么可能會排斥?
只是,有人想要攻擊,怎么都找得到說法。授銜之時,賀誠還在“學習”,因而沒辦法參與。
不過到了1958年,中央為他洗去冤屈,中將軍銜隨即就補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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