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石：我在批斗彭德懷的現場

來源：《我的朝鮮戰爭：一個志愿軍戰俘的六十年回憶》[金城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作者：張澤石

那天中午，我滿懷著對家人的思念和對家庭溫暖的渴望趕回家，等我踏進家門卻站在門口一下驚呆了！

中間堂屋全空了，原來的紫木長條案桌，雕花大木方桌和太師椅都不見了，滿地是碎瓷片，碎紙片，Ｅ聽見腳步聲從里屋跑出來，一見是我，只說了句：“你可回來了！”就靠在墻上閉上了眼。

我跨過去抓住她的手臂：“怎么回事？抄家了？孩子們呢？爸媽呢？”

九歲的兒子、八歲的侄女跑過來一邊抓住我一條腿喊：“爸，他們把咱家的錢搶走了，他們拉走了好些東西！”我往里屋看，四歲的小女兒正蹲在地上揀散落一地的算盤珠子。

我一步邁過去抱起她來緊緊地擁在胸前。女兒伏在我肩上說：“爸，你總是不回家！”“是爸不好！”我喉頭發緊。

Ｅ過來拉著我去見岳父母，撩開布簾只見岳母坐在床前清理一大堆雜亂的衣物，岳父閉著眼平躺在床上。我說：“爸媽，我回來晚了！”

岳母抬起頭來焦急地說：“現金、存折都叫他們翻出來搶走了，叫咱一家子怎么過？”岳父閉著眼沒吭氣。

Ｅ示意我回到我們屋里，拿出一張用學生作業本紙寫的收條，上面寫著拉走“四舊”物品多少件，落款是西城區紅衛兵聯合行動司令部高×。

我說：“好，只要有單位，有人名，就有辦法把錢要回來！”我又問：“爸怎么了？”Ｅ一下用手捂住臉抽泣起來。我急了：“爸究竟怎么了？”

“他們用鐵鏈子把他當狗栓住在地上拖，又用皮帶抽他老人家，逼他交出大哥、三哥去臺灣之前留下的槍支彈藥和金銀財寶，差點把老人家折騰死！”

“法西斯，完全是一群法西斯野獸！”我禁不住憤怒地喊起來。Ｅ趕快向我擺手，指指窗外示意別讓街坊聽見了。

我找到一個要好的老街坊，向他打聽了那時著名的西城紅衛兵“聯動”糾察隊的大本營地址，又請他幫我借一個紅袖箍。他說：“我就有，你先拿去用！”說完取出他們廠里的“紅衛工人造反團”的袖箍給我。

我真羨慕他沒有上高中就到電子管廠當了工人，等于進了“政治保險柜”。

我披上我的志愿軍棉大衣，袖筒上顯眼地戴上紅袖箍，到了北京41中學，打聽到了“西城紅衛兵聯動總部”在后院。我大搖大擺地要進去，一個站崗的紅衛兵問我

找誰？我反問：“高×在哪兒？”另一個小一點的“女兵”上下看了看我，試探地問道：“您是高叔叔吧？”

“高叔叔？啊！對，對，我要見他。”她往一間教室一指“：他就在那兒。”

當我往教室走去時，聽見背后傳來她的聲音：“高×他爸肯定是個老八路！”

我精神抖擻地站在教室門口四周環顧，見教室里擺了兩排床，一些床上堆滿了許多在當時很珍貴的照相機、留聲機、小型半導體收音機、座鐘、手表、金銀首飾、毛皮大衣、整條的洋煙、洋酒，顯然是他們抄家的戰利品。

一些床上則懶散地躺著男女紅衛兵，有的嘴里叼著香煙，手里轉著打人的皮帶；有的蹺起二郎腿，跟著留聲機放出的《何日君再來》打拍子；有的手里拿著外國畫報在看。他們見我威嚴地皺著眉頭立在門口，便放下腿，趕快坐了起來。

我壓低嗓音說：“誰是高×？”只見一個細高條，雖然穿一身軍服，但氣質上完全是個學生的年輕人站了起來說：“我就是！” “好，請你出來一下！”我用手指著他。

“是！”高×顯然被我的氣勢所懾服，立即順從地走過來，跟我往院子當中移了幾步。

“這是你們干的？”我拿出他留的那張“抄家收據”。

“是！”他瞄了一下那張紙，有點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是這樣，我是718廠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這家是我的街坊，我完全支持今天上午你們對他家采取的革命行動，但我們的任務是掃四舊，不是搶劫！而你的手下人卻將他家的現金和存折都抄走了，這給你們的革命行動，給整個紅衛兵運動都抹了黑，知道嗎？”我口氣十分嚴厲！

“真的？”他那白凈的臉上確實露出了驚恐。

“絕對沒錯！抄家時我的兒子去看熱鬧，在窗外親眼見到一個紅衛兵順手將存折偷偷揣進衣兜里了！”我編了一個不好查證的故事。

“請您等一等！”他臉帶怒氣轉身進屋去了。

我在院里來回踱步，那教室窗玻璃上不時映出紅衛兵往外看我的影子。沒多久，高×手持一個儲蓄存折出來，低著頭對我說：“謝謝您指出我們的錯誤，這件事我們一定引以為戒。請您將它帶給那家！現金已經花掉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改正了錯誤就是好同志。希望你今后要對下面嚴加管束，別再讓他們重犯這種錯誤。好，再見！”

我拿過存折跟他告別后，壓著步子走出學校大門，心跳開始加劇。我知道萬一被他們發現我這個黑幫分子竟敢假冒革命造反派來嚇唬他們，他們能將我活活打死！

我立即到新街口儲蓄所把那上面300多塊我們全家七口人的活命錢都取了出來，回家交給了岳母。老人家臉上的皺紋才舒展開來。

那天晚上，妻流著淚對我說：“他們不會再把你關起來了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不在家我真害怕死了！今天要不是你趕巧放回來……這一家怎么過啊！” “啊！真苦了你吶！”我替她抹去了眼淚。

“我什么苦都不怕，只怕苦了老人孩子！那些兇神惡煞的紅衛兵再來了咋辦啊？”

“我看學校的武斗一時停不下來，他們現在顧不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了，我這次回來哪兒也不去了！”我極力安慰她。 “那太好了！”像是怕我再被抓走，她將我抱得更緊。

我撫摩著她的肩背，發現她瘦多了！想著半年來她一個人早出晚歸，到學校作為黑幫家屬、臺灣國民黨家屬得隨時準備挨整，回家來還得照顧二老三小，又要天天牽掛在牛棚里的丈夫，她其實比我難得多啊！

“明天你去看看三妹他們吧！紅衛兵是先抄了他們家才來咱家的。潘家對咱不錯，你去看看能不能幫一把！”妻怕驚動了身邊的孩子們低聲地囑咐我。

我嗯了聲，心想：“你對身邊的親人都操心到了，就是不操心你自己！”我在黑暗中默默地親吻著她的頭發！

第二天，我趕到西直門妹夫家去看望跟我們同一天被抄家挨打的潘伯母，只見滿院都扔著砸爛的“四舊”，我小心地踩著碎玻璃、瓷片進到南屋，滿頭銀發的老人躺在床上痛苦呻吟。

我趕上去握著老人的手說：“伯母，你受苦了！”老人默默地示意我坐下，隨后說：“不怕！我這輩子見的土匪亂兵多的是，只可惜這些學生娃娃被教壞了！”

在我幫著三妹收拾屋子時，三妹告訴我紅衛兵們為了讓老人供出藏珠寶的地方，毒打之后，還用煙頭燒老人的腳心、手心甚至耳朵眼，堅強的老人竟然挺過來了！

我離開潘家，走在寒風怒吼、行人稀少的街上，眼前總是出現老人被烙燒的慘景。我忽然懂得希特勒是怎么上臺的了！

1967年4至5月，我在四川的難友黎子穎、丁先文、張達先后被本單位揪斗、吊打、折磨。為了活命他們先后逃來北京，對他們的“通緝令”隨即貼到了北京街頭！我也先后冒險“窩藏”了這三個“投敵叛國的在逃犯。”

老黎來后知道我了一家人在反右運動中的悲慘遭遇。特別對我父親之死深表悲痛。他本是想到中央再次上訪再為自己申冤，一到內務部見到那滿院大字報的亂勁，就放棄了這個打算，又見到我岳父家房子已被“沒收”，西屋、南屋都已住進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積極分子”，我們七口人擠在三間北屋里，他只住了幾天便堅決回四川到他弟弟家去“逃難”了。

張達在高中畢業后仍未得到國家分配，干了各種苦力活，最后當了修筑成昆鐵路的民工。他的活動能力很強，逃來北京后打聽到“四川工人造反兵團”駐京代表們駐扎在北京地質學院，他去了，并很快取得那些頭頭們的信任，被任命為“交通分團”的勤務員。他即搬往地質學院，吃住都解決了！

幾天后，他來找我去參加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斗爭彭德懷、羅瑞卿、吳晗、廖沫沙大會”。我去后沒想到竟然因正式代表突然被中央召見，讓我倆臨時以“四川工人造反兵團代表”的名義坐上了主席臺！

大會主持人還邀請我們講話，我立即寫了發言稿，由張達出面向上萬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戰友們”發言稱：“我們謹代表百萬四川工人造反兵團的革命戰士向首都紅衛兵戰友們學習！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崇高敬禮！我們將毫無保留地支持戰友們大無畏的革命行動……”

當時，我內心忐忑不安，深怕臺下忽然有人站起來喊：“把冒充革命造反派的黑幫分子張澤石拉下來！”我盡量把頭低下來裝作看材料。幸好很快有人喊叫：“把彭、羅、吳、廖押上來！”

當彭老總被押到臺前，我真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會在這種場合見到我們的解放軍副總司令，我們的志愿軍司令員！看到他那被凌辱得完全成了一個死刑囚犯的樣子，真是心痛不已！

然后我見到了正好押在我正前方的吳晗老師，他本來不多的頭發已被揪光，我只能看見他那被架成“噴氣式”的、痛苦地佝僂著的背影，我想起在清華大學他在講臺上講明史時那充滿深刻唯物史觀的教學，想起我們地下黨外圍組織“戈壁草讀書會”在他家里聚會時，他和吳師母對我們是那么慈祥！

“啊，我的老師，您受苦了！這一切都是為什么啊！”我在心里呼喊著，我終于告訴張達我要解手而離開了這個比我自己挨斗更難忍受的會場！

丁先文來京后，通過他們四川綿陽“八一造反兵團”跑到華北局大樓，找到了“全國復轉軍人八一造反兵團”，也被接納參加了工作班子。為了找一個“硬筆桿子”，他來請我去見他們頭頭。

頭頭聽了我在部隊和集中營的經歷后，立即請我當他的宣傳部長。我說我得慎重考慮一下再答復他。這時老丁勸我：“你一定要投入到這場大革命中去，我們活著回來就是要作為一把匕首而存在！要和一切惡勢力斗到底！”

我倒沒有他那么激進，但我想：“我干嗎每次運動都只能當革命的對象，而不能當革命的動力呢？我為什么就不能參加這場文化大革命呢？”

但當我回家跟Ｅ一說要去“華北局大樓上班”她就擔心。正好三妹夫老潘來看望岳父，一聽說我要去參加革命造反派活動，就堅決勸阻我：“你我都沒有條件去冒這個政治風險！你要是出身很好，歷史也毫無問題又無家庭之累，我就決不阻攔你了！”

不久我去看望姜瑞溥，我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你以為這真是一場什么革命嗎？我看這純碎是上面的一場爭權奪利斗爭，我們根本犯不著去為哪一派當犧牲品！”

那時我覺得他又太右了，但我最后還是沒有去當那個“宣傳部長”，主要是聽了三妹夫的勸告，心想：“為了妻子兒女，我決不能再去冒什么險了！”

果然，不久那個什么“全國八一造反兵團”就被中央文革宣布為“受壞頭頭把持的反動組織”。

我的天！幸好我沒去！而老丁就被押回綿陽關起來受審，他這把“匕首”在戰勝人間惡勢力之前，自己先被折斷了！

但我這個“筆桿子”又被我們學校的“紅色革命造反隊”的老師們看上了，他們來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戰斗隊”。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安慰和鼓舞！我對那個紅袖箍的保護作用也很感興趣，加上該組織的老師中好幾個是印尼或泰國華僑，為人善良正直，我們原來關系一直很好，便答應參加。

但我提了兩個條件：一不出面參加辯論，二不參加武斗。他們同意了。我便有時回學校去幫他們寫幾篇辯論稿子。。

第一次回去時，看見那被砸得遍體鱗傷的學校教室，連圖書室的玻璃窗戶也被人砸碎鉆進去撕了好些書拿走好些書，還在書堆里拉屎撒尿！真讓人心痛！我想此事若讓孔夫子在天之靈知道了，他不知該多傷心！這場“文化大革命”變成“大革文化命”了，作為一個文化播種者，我為自己無能為力而悲哀，只希望“茍且偷生于亂世”算了，但我連這一點也辦不到啊！

作者簡介

張澤石，祖籍四川廣安，1929年7月生于上海，高知家庭出身，少年求學于雅安私立明德中學及成都私立銘賢中學，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47年夏加入中共地下黨，1948年夏調往河北泊頭鎮中共華北局學習，同年秋從解放軍返回四川從事迎接解放的地下斗爭。1950年參軍，1951年隨中國人民志愿軍第60軍180師入朝參戰，擔任538團政治處宣教干事。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被俘后參與領導戰俘集中營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愛國斗爭，曾任堅持回國志愿軍戰俘總代表總翻譯。1953年9月作為最后一批交換戰俘歸國，回國后受到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并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實政策恢復黨籍。后為北京市作協、中國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