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中介”戰略：如何為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架橋”

原文發表于《科技導報》2025 年第18 期 《 李政道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的角色及貢獻 》

20世紀80年代，中美兩國在合作需求、人才資源和目標認知等方面的差異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面臨的巨大挑戰。李政道憑借跨國學術聲望與中美雙邊網絡資源，具備打通合作要素流通的關鍵優勢。本文分析了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項目的推進過程中，李政道以信任中介、知識中介和人才中介三重角色，促成了雙方在政策制定、目標決策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有效對接，推動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順利開展；提出了非對稱性情景下國際科技合作中中介角色的重要性，并為未來的國際科技合作提供借鑒與參考。

圖片來源：哥倫比亞大學網站

李政道（1926—2024年）是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其工作深刻推動了粒子物理與量子場論的發展，進而對20世紀物理學的整體進程產生深遠影響，他在中國科技事業與高能物理的發展和人才培養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現有研究多聚焦其科學貢獻，而對其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的中介角色缺乏系統分析。

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兩國在合作需求、目標認知、人才資源層面存在顯著不對稱性。李政道憑借其跨國身份與學術影響力，在消解結構性障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通過構建政策磋商機制、主持技術路線論證并系統輸送青年人才，將合作意向轉化為實體平臺，也為中國高能物理奠定了制度、技術人才基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協議簽訂后的首個重大工程，李政道以其在兩國科技網絡中的獨特地位，積極促成其實施，在合作關鍵節點發揮了控制力。

1979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簡稱《協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美利堅合眾國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領域進行合作的執行協議》（簡稱《執行協議》）簽署，科技合作成為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合作除受科技實力差距影響外，更受政治互信、文化與教育差異制約，只有找到在兩國間充當溝通渠道的中介者，才能提升科技合作的“傳遞性”。

1 李政道作為信任中介促進達成具體合作協議

李政道在中美兩國同時享有較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 在美國，他先后獲得多位頂尖科學家的引領和美國學界的認可與尊重。“綜觀物理學的各個不同領域，很難找到一處沒有留下李政道的足跡，他犀利的物理直觀和高超的解答難題的能力，為物理學的發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確的貢獻。”

• 在中國，他的愛國情懷與學術聲望使得決策者將其視為可倚重的技術顧問。

正是這種雙向信任，中美雙方把關鍵談判與決策的主動權交到李政道手中。他發起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首次會議便敲定項目清單并推動落地，為BEPC啟動提供政策依據，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得以走向現實。

1.1

以個人名義組織召開中美高能物理“第零次”會議

1978年春，為使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進一步具體化，李政道提出組織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組的想法，并以個人名義召集了一次會議，邀請美國5大高能實驗室和能源部的負責人都來參加。此次會議是中美高能物理具體合作的開端，可謂中美高能物理的“第零次”會議。李政道建議美國在高能物理領域與中國簽訂一項協議。盡管因審批流程出現波折，協議未順利簽成，但這份文稿奠定了日后《執行協議》的基本框架。

1.2

組織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負責具體合作工作

《執行協議》簽訂后，為進一步協商和落實協議細節，提高可操作性，李政道決定立即組織一個由雙方代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負責整個合作工作。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于1979年6月10—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內容包括討論下一年具體合作的項目及專利版權2個部分。會議后，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美國能源部雙方正式簽訂了《附件》和《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零年六月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項目》2個協議，標志著中美兩國在高能物理領域的合作正式開始。

在需求不對等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充當信任中介，李政道促成了協議的簽訂與落實。

2 李政道作為知識中介架起科學認知和決策橋梁

李政道在科學認知和科學決策之間架起了橋梁。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中國決策者面臨著發展什么、如何發展的緊迫難題。李政道深諳學術領域內的研究動態和前沿，能夠敏銳地察覺到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具備作為知識中介（能夠在學術與政策之間傳遞、翻譯并整合信息的個人或組織）的學術敏感性和鑒別力。知識中介使重要思想和問題信息在交流中得到強調和重復，推動了這些知識內容的傳播和接受，同時為決策者提供了對中國發展高能物理現實目標的理解，在科學和政治之間架起了理解和溝通的橋梁。

值得注意的是，受制于中美兩國高能物理發展水平的差距，想要打通科學認識和科學決策之間的渠道，李政道還需要在中美研究者之間充當知識中介角色。在BEPC方案的決策過程中，李政道先在中美科學家之間轉譯前沿動態與需求，又在研究者與決策者之間遞送證據與判斷，使技術方案得以在2條通道上同步流動并最終落地。

2.1

作為中美研究者之間的知識中介推動方案論證

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尚處于發展初期，在技術和認知水平上和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國內高能加速器項目決策存在激進的科技發展目標與國內經濟條件脫節的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李政道等美籍華人科學家通過書信與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進行了溝通。他們認為，盡管中國有意通過建造質子加速器取得新的科研突破，但新加速器不僅需要在能量上超越國際水平，還需要巨額經費，就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未必合適。相反，正負電子對撞加速器在不同能級上都有它獨特的價值，不僅可以做很好的基礎研究，還能進行同步輻射的應用研究工作，同時比較適合中國當下的經濟能力。然而，因質子加速器技術路線已獲審批，他們的意見并未立即被采納。

1981年初，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面臨加速器方案重新論證的局面。經內部討論，決定建設一臺能量較低的質子同步加速器。然而，這一方案的科研價值受到質疑：客觀條件不允許建設“大高能”，建成“小高能”又難以實現實質性科研突破。加速器方案的選擇進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得知消息后，李政道建議中方與美方實驗室進行溝通，商討進一步的合作事宜。隨后的會議中，李政道提出的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重新獲得關注，并確定能量為2×2.2 GeV。方案最終得到了中美雙方專家的一致認可。

2.2

作為研究者與決策者之間的知識中介促成最終決策

在完成對技術路線的論證后，在決策過程中卻出現了新的問題。

當時，在國內科學家赴美討論對撞機方案的關鍵時刻，中國科學院主席團卻放棄了經過嚴格論證的方案，做出了保守決定，認為應繼續推進質子加速器方案，直至國內經濟狀況有所好轉。此時方案的變動將會對中美雙方的會談進程造成極大不利影響。李政道強調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已經經過嚴格論證，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能輕易更改，否則中美會談難以順利開展，合作也可能無法繼續。這促使中國科學院領導層最終決定擱置質子加速器方案，優先討論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的細節。

然而，在第3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會議前夕，關于調整高能加速器的請示報告仍遲遲未能通過。這讓李政道感到極度焦慮。他再次向中國科學院領導強調了高能加速器建設與中美合作順利推進之間的緊密關系，重申對撞機方案的合理性和解決方案的可行性，終于引起了中國科學院領導的高度重視，迅速以緊急報告的形式上報中央。

由此可見，為保證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不斷線：

• 李政道在國內科學界對對撞機方案知之甚少的情況下，不遺余力地提出方案設計、幫助方案論證，說服了國內高能物理研究者；

• 在國內進退兩難、猶豫不決之際，他以嚴格的論證和長遠的戰略考量，得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支持。

可以說沒有李政道，就沒有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的成功決策。

3 李政道作為人才中介推動BEPC人才培養

人才資源是國際科技合作順利進行的系統保障，沒有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支持，推動國際科技合作就會成為一句空話。然而，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中國還未從“文革”后的高等教育全面停擺中恢復過來，科研人才嚴重斷層。但與此同時，中國高能物理方案經過“七上八下”后終于確定了首個發展項目—建造BEPC。在這個緊要關頭，李政道利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積極創造各種渠道，組織和推動美國5大實驗室在科技和人才上支持中國建造加速器，過程中同時促進了中國高能物理和加速器隊伍的成長。

3.1

打通中美人才交流渠道

1975年，盡管對中國質子同步加速器方案持保留意見，李政道仍積極推動中美人才交流。他利用個人渠道與美國能源部及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NL）建立聯系，促成中國考察團前往美國考察。在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的背景下，李政道通過大量溝通與協調，為中國實驗物理和加速器領域的人才培養奠定了基礎。隨后，他進一步聯系了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FNAL）、斯坦福國家加速器實驗室（SLAC）及美國20多所大學，推動這些機構接收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并獲得了積極回應。

1979年1月，李政道致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提出系統培養中國高能物理實驗人才的建議。他強調，通過參與國際領先的高能實驗組，結合深入觀察和實踐學習，中國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培養出一批具備國際水準的高能物理實驗人才。這一舉措為中國高能物理領域的發展開辟了重要的路徑，并為后續的人才培養提供了有力支持。

3.2

設立“李政道學者”項目

在提出建議并獲得中國政府采納后，李政道憑借此前與美國多家高能物理實驗室及知名大學建立的聯系，設立了面向中國學者的高能物理訪問項目—“李政道學者”項目。該項目為中國學者提供了深入參與美國高能物理前沿研究的機會，推動了相關人才的快速培養。這批學者在歸國后為BEPC的建設提供了關鍵支持，有效緩解了當時的人才短缺問題。1981年，參加項目的這批學者全部回國，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日后成為了高能物理領域的科研骨干，為BEPC的建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政道在中方人才資源緊缺的情況下，通過設法培養人才實現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作為人才中介，李政道積極推動人才培養且具有獨特的控制優勢。“李政道學者”項目便是這種控制優勢的具體體現。該項目不僅為中國培養了急需的高能物理人才，也為美國高能物理實驗室和高校輸送了優秀的中國學者。這些學者積極參與實驗項目，為科研團隊提供了重要支持，提升了科研產出和整體效率。

4 結論

BEPC的成功推動中國高能物理研究邁入國際前沿，其背后關鍵機制在于李政道有效充當中美科學共同體之間的“結構洞”角色。他以個人聲譽、學術網絡與時間資本為橋梁，填補了當時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的結構性空缺，實現了非冗余資源的有效鏈接與異質性信息的精準控制。在跨國科技交流機制缺失、雙方資源高度不對稱的制度環境中，李政道通過構建跨體制信任、創設合作接口與推動人才流動等一系列策略性行動，成功將中國在高能物理領域的迫切需求與美國的前沿研究體系進行對接，最終形成由兩國共同推進的合作項目。

李政道雖已逝去，但他作為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網絡中不可替代的“橋接節點”，其角色貢獻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高能物理的發展路徑，也為科技外交史提供了重要案例。在當今逆全球化思潮與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從結構洞理論的視角重新審視李政道的實踐，不僅有助于解構非對稱國際合作中的網絡構建邏輯，更能為新時期突破科技合作壁壘、優化跨境創新治理提供理論啟示與歷史參照。

本文作者：葉青、樊榮

作者簡介：葉青，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科技與現代化；樊榮（通信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學的社會研究。

文章來 源 ： 葉青,樊榮.李政道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的角色及貢獻[J].科技導報,2025,43(18):135?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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