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我們攢下的家底：新中國是怎樣實施前四個五年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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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強調，我們今天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建立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攢下的家底之上的。要結合黨史宣傳教育，講好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故事，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新中國成立后到1975年，我國共實施了四個五年計劃。經過這四個五年計劃，“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不斷取得突破，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人民解放軍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在內的合成軍隊，為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確定中國大國地位，維護中華民族尊嚴提供了堅強后盾。”（《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2年7月第625頁 以下簡稱《一百年》）

經過六次重大修改的“一五”計劃

實現國家工業化，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講過：“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但是，這在晚清政府、北洋軍閥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代只能停留在幻想階段。新中國成立后，為幻想變為現實創造了根本條件。隨著1952年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結束，這個歷史機遇終于如期而至。

西方國家工業化的道路，是靠壓榨本國人民和掠奪海外殖民地完成原始積累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新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國家的道路。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捍衛國家安全，在沙俄時代軍事工業初步發展的基礎上，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在短期內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這個成功經驗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是對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的中國有非常切近的示范作用。抗美援朝的經歷，使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加快實現中國工業化、國防現代化的緊迫性。

新中國不得不在“一窮二白”的家底上進行工業化建設的客觀條件、蘇聯的榜樣及其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朝鮮戰場的現實及其隨后的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包圍，這三個因素，凸顯出新中國采取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必然性。

這樣的客觀現實同時要求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全體人民不能不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窮，要與民休息，不宜搞重工業，應多發展輕工業，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分析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現在，我們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不能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

◆1953年至1957年，新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萬事開頭難。“一五”計劃，從1951年開始編制到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歷時四年，數易其稿，其間大的修改就有六次。

第一次編制始于1951年2月，由中財委進行，以周恩來為首的編制領導小組在編制過程中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把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大國逐步建設成為工業國，從何處起步？后來初步統一了認識：必須從發展原材料、能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入手。第二次編制于1952年開始，仍由中財委負責。當第二稿的輪廓經中共中央、政務院基本確定后，中共中央決定派代表團訪問蘇聯，就“一五”計劃和蘇聯有關方面交換意見，重點是爭取蘇聯的援助。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在明確抗美援朝戰爭與國家建設必須兼顧是制定計劃出發點的前提下，1953年初由中財委會同國家計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區進行第三次編制。第四次于1953年6月由國家計委編制。在編制過程中征求了蘇聯國家計委和專家的意見，對計劃輪廓草案作了重大修改。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云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組，對“一五”計劃綱要草案進行第五次編制。同年9月報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逐句逐字批改后，又交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閱改。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這個草案，并建議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批準，頒布實施。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月至5月間，根據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并吸收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的意見，以及參考蘇聯顧問的建議等作了修改。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

“一五”計劃在編制和實施過程中，由于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謹慎從事，反復論證，較好地解決了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幾個重大關系問題。其主要原則都體現在毛主席1956年5月的《論十大關系》中。這些原則對當時和此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作用。

例如，關于經濟發展的布局問題。當時中國工業約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內地。這種歷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狀況，造成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地區之間的貧富差別過大，不利于對全國資源的全面開發和有效利用，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實現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國防戰備。后來的“三線建設”就是堅持這個原則的一個典型。沒有“三線建設”，我國現在正在實施的國家重大戰略部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也就無從談起。

再如，要善于借鑒各國工業化的經驗教訓。盡管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充滿了原罪，但其具體做法仍可借鑒，在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政府都無一例外地承擔了重要責任，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技術水平非常落后，像156項這樣的大項目，分散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資是根本承擔不了的，只能由中央政府集中使用各種資源。況且，蘇聯的援助方式以及這156項的內容和布局，都決定只能由中央政府來決策和管理。因此，正因為實施了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即采取計劃經濟（包括大學生等人才的調配措施），才能保證“一五”計劃的完成。這對當今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仍有指導性的啟示意義。

還有，在與蘇聯方面緊密配合進行156項建設的同時，黨提出了國家建設以國內力量為主的指導方針，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自主。這對于后來中蘇關系發生劇烈變化時，我國能夠一以貫之地堅持獨立自主立場，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種意義，今天仍沒有過時。

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五年的艱苦奮斗，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大幅度地超額完成。五年間，國家對經濟和文化教育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共達493億元，超過原定計劃15.3%，加上企業和地方自籌資金，全國實際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588.47億元。工農業較大幅度的增長，初步改變了我國工農業總產值中以農業為主的局面。其增長速度同世界其他國家同一時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這里舉兩個典型事例：一個是關于生產的，一個是關于生活的。

“一五”期間，中國新建了一系列工業部門，填補了許多工業部門的空白。新建的工業部門，機械工業最為突出。到1957年底，已經有了載重汽車、高爐、平爐制造設備、汽輪發電設備、拖拉機、精密儀表、石油機械和電訊設備等幾十個行業比較齊全的制造系統，并開始試制一批新產品，使機械設備的自給能力從新中國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1956年，中國制造出第一輛解放牌汽車、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和第一輛蒸汽機車。在航空工業方面，殲-5飛機的制造成功，標志著中國的飛機的性能和新建工廠的工藝、裝備、技術水平，都已達到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水平，中國航空工業已進入用現代化的工藝方法生產先進機種的行列。

“一五”期間，基本建立起公費醫療制度和醫療上的勞動保護制度，絕大多數國家公職人員、高等院校學生和工礦企業職工都能享受到有病就醫的經濟保證。在農村，對那些嚴重危害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治療，則采取了減免費用的辦法。普遍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又規定對老、弱、孤、寡、殘疾社員要保證他們的吃、穿和柴火的供應，保證年幼者受到教育和年老者死后安葬，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依靠，并努力使這些“五保戶”增加收入。

“二五”計劃的實施與十年建設的基本總結

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

前人從未走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二五”計劃的前三年（1958—1960年）是以“大躍進”和由于“大躍進”失誤而來的嚴重經濟困難為標志的。后兩年（1961—1962年），實行國民經濟調整。然后是三年繼續調整（1963—1965年），作為“二五”計劃到“三五”計劃（從1966年開始）之間的過渡階段。

“一五”計劃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盡最大的努力把建設搞得快一點，成為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黨對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不足，由于背離了黨一向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憑主觀愿望和意志辦事，結果事與愿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嚴重失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人民生活一度十分艱難。以農業為例，據后來統計，1959年我國糧食產量僅為16969.2萬噸，相當于1954年的水平。1960年糧食產量為14385.7萬噸，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1959年9月26日，我國在松遼盆地發現第一個特大油田并正式命名為大慶油田，其發現徹底摘掉了我國“貧油”的帽子。

為了扭轉困難局面，從1960年下半年起，黨和國家開始采取調整措施，并對“左”的錯誤作了一次比較集中的清理。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舉行。全會公報宣布，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這表明國民經濟建設由“大躍進”轉入調整階段。至1962年，調整工作取得很大成就，國民經濟開始回升，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再用三年時間繼續進行全面調整。根據會議精神，在這三年的調整中，主要采取六項措施。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六項：引進西方國家最新技術設備，建立新興工業。1962年至1963年，批準進口20個石油化工成套設備項目（后實際進口14個）。1963年至1964年，批準100多個冶金精密機械、電子工業部門的項目引進西方國家先進技術設備。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建立了化肥、化纖、塑料、合成洗衣劑、電子工業等新興工業的基礎。

經過1961年至1965年的艱苦努力，工農業生產得到了全面恢復和發展。首先，1965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的結果，全面地大幅度地超額完成了計劃規定的指標。農業生產總值增長8.3%，完成計劃產值的107.2%，是新中國成立后增長最快的年份。工業產值增長26.4%，完成計劃產值的117.6%。全民所有制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比上年提高22.5%。1965年工業發展速度之快和經濟效益之好，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的。財政收入增長18.5%，財政支出增長16.9%，財政結余7億元。其次，基本實現了綜合平衡的目標，這集中表現為國民經濟結構趨于合理。“大躍進”時期的失衡的比例關系逐步得到了糾正，逐步恢復到1957年或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第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由于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再加上從1962年以后，市場穩定，物價下降，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196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圓滿實現，標志著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勝利完成。

鑒于在實施“二五”期間出現的復雜情況，為全面反映這一階段的建設情況，《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編寫了《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總結》一節，指出：“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十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無可否認的巨大成就，但也歷經曲折甚至遭受過嚴重挫折。無論是成就還是失誤，都是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獲得和發生的。正確地加以總結，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都是黨的寶貴財富。”（見該書第536頁）

關于巨大成就，工業建設，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1964年，我國主要機器設備的自給率已達90%以上。特別突出的是石油工業發展，到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交通運輸業長足發展。農田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科學技術發展成績顯著，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震驚國內外。

“盡管這個時期發生了‘大躍進’運動，給工農業生產和其他事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但多方面的建設也為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一百年》第537頁）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紡錠占25.9%。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些開工項目和新增能力，獲得扎實的成果。

這十年在精神力量上也獲得了巨大豐收，涌現出了大量的彪炳史冊的先進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例如王進喜、焦裕祿和雷鋒等。“這是新中國建設困難重重、艱苦奮斗的年代，是一個英雄輩出、精神昂揚的年代。為了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國人民與時間賽跑，用生命和鮮血描繪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圖畫，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同困難作斗爭，是物質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對壘。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前進。”（《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第204頁）

“三五”和“四五”計劃的艱難實施

“三五”計劃的制定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3年初到1964年5、6月間，第二階段從1964年5、6月間到1965年8月。“三五”計劃的最終形成是在1965年8月。“三五”計劃編制的第一階段，計劃的重點是解決吃穿用。“三五”計劃編制的第二階段，計劃的重點有所變化，這一變化是與三線建設的開展分不開的。

1964年5月1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前夕聽取計劃領導小組關于“三五”計劃編制工作的匯報時說：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工業要為農業服務，建設要按客觀規律辦事，只能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留有余地。毛主席這一想法后來成為第三個五年計劃編制工作的指導思想。在1964年6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改進計劃工作方法和進行備戰的問題。關于計劃工作方法，毛主席指出：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先定下多少鋼，然后根據它來計算要多少煤炭、電力和運輸力量，再計算要增加多少城鎮人口、多少福利：鋼的產量變小，別的跟著削減。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別的就落空；打仗計劃不進去，國際援助也計劃不進去。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這幾年我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定計劃，先看可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198-1199頁）

◆1973年，世界上第一株秈型雜交水稻終于在我國培育成功。

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三五”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要考慮的三個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備戰；第三是備荒。毛主席還提出安排計劃的幾條原則。后來的實施結果表明，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三五”計劃，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計劃。（參見上書第1207-1208頁）

1966年年中，“文革”開始。由于有上半年增長的基礎，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仍比上年增長10.7%，工業總產值增長20.9%，農業總產值增長8.6%。但1967年至1968年的局面是最為混亂的兩年，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67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下降5.7%，工業總產值下降13.8%，農業總產值僅增長1.6%。196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又下降4.1%，工業總產值下降5%，農業總產值下降2.5%。

1969年以后，隨著國內局勢稍趨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來等領導人抓住時機，加強了對經濟的計劃管理。使“三五”后兩年生產先后出現了23.8%和25.7%的超高速增長。這種跳躍式的增長從發展速度上對“三五”計劃的基本完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三線建設成果引人注目。三線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狀況，使一大批當時屬于頂尖的軍工企業、國有企業、科研院所來到西部，為西部地區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1991年評價，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

1971年，我國開始執行第四個五年計劃。由于忽視經濟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繼續追求高指標，經濟建設的冒進之風增長。1972年至1973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國務院采取各種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1973年下半年，經濟形勢明顯好轉，成為1966年以來國民經濟形勢最好的一年。但1974年又成為“四五”計劃期間遭受干擾、破壞嚴重的一年。

1975年初，鄧小平在毛主席、周恩來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整頓。經過全面整頓，國民經濟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和大多數產品產量指標都按照“四五”計劃基本完成。

“四五”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是一個階段性的標志。1956年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毛主席提出，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國家工業化。按通行標準，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70%以上即算工業化。而到1975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71.5%。毛主席1964年強調的“屁股”的目標已達到。農業這個“拳頭”，以糧食生產為例，基本保持穩定增長，1976年比1965年增長47.2%。另一個“拳頭”國防工業，“國防科技業績顯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成功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我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人造地球衛星于1975年11月發射成功。”“科技戰線上的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國防尖端技術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僅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防戰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一百年》第590頁-591頁）

“這些建設成就決不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成果，而是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排除干擾、共同奮斗的結果。在社會嚴重動亂的局面下，他們一直以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守崗位，克服困難，排除干擾，辛勤勞作，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多作貢獻。這些多方面的成就，顯示了中國人民的覺悟，顯示了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長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一百年》592頁）

編輯｜郭小麗

責編｜王媛媛

編審｜項東民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