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中共遵義地委著手尋找遵義會議會址，卻為何搞出了烏龍？

新中國成立后，當中共上海市委著手尋覓當年中共“一大”會址時，中共遵義地委、市委也開始尋覓遵義會議會址。1951年1月，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共建黨三十周年紀念日，遵義成立了“遵義會議紀念建設籌備委員會”。可在當初，“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牌子竟然掛到了遵義市區的天主教堂。

遵義會議會址（柏公館）

時間往前推至1935年1月7日，長征中的紅軍，在劉伯承的指揮下，攻占遵義。在遵義，自過了湘江后長時間行軍的紅軍得以喘息。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會議之一，是1921年中共“一大”以來最為重要的會議。

在遵義老城有一條貫穿南北的大街，叫子尹路。子尹路兩側，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東八十七號內，有一幢豪華的洋樓，在當年的遵義城內，是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紅軍進城后，這里便成了紅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紅軍的首腦都被安排住在這里，而遵義會議就是在這幢樓里召開的。

遵義會議會址

這幢房子氣勢雄偉的門樓，當年是“柏天順”金字招牌懸掛的地方。“柏天順”，名聞遵義的醬園，遠近的百姓要買醬油，總買柏家的。

不過，柏家能夠花大錢造那么豪華的私邸，卻是因為“醬”門出了“虎”子——柏輝章。柏輝章是黔軍王家烈麾下的中將師長，1930年，他托人帶錢給長兄柏繼陶，建造了這幢豪華的柏公館。

知道紅軍過了烏江，進取遵義，于是柏輝章發來急電。柏家老小，雇了幾頂轎子，帶著細軟，悄悄溜往貴陽。

紅軍進遵義時，柏家只有一兩個伙計看門，考慮到此屋地處鬧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選作紅軍總司令部駐扎之地。周恩來和鄧穎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樓上，中央軍委總部、總參謀部在樓下辦公。劉伯承、彭雪楓、張云逸都住在樓下。 柏公館樓上，周恩來和朱德住房的旁邊，有一寬敞的客廳。那里，就是遵義會議的會場。

紅軍總司令朱德

關于遵義會議，這里不再贅述，回到主題。1951年，在中共貴州省委的指示下，遵義地方政府開始尋找遵義會議會址，在一番調查后，認定遵義天主教堂為遵義會議會址，而“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牌子也掛到了天主教堂。

直到1954年，那塊“遵義會議紀念館”牌子才從天主教堂取了下來。

搞出這樣的烏龍，其實不足為奇，因為遵義會議當時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的，除了與會的幾人，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開。其次，離柏公館不遠的天主教堂在當時也是比較大的建筑，駐扎遵義期間，紅軍經常在那里召開干部大會、群眾大會。遵義地方政府在民間調查走訪后，就以為遵義會議在天主教堂召開，這才有了開頭的烏龍。

遵義天主教堂

1954年，這個錯誤被糾正過來。因為這年1月，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給中共遵義地委寄來一函：“在某個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柏輝章的公館內召開的。”

哦，柏公館！中共遵義地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醬園里的二層樓房，拍了許多照片寄往北京。

1954年8月，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打電話通知中共貴州省委：“遵義會議是在黔軍閥柏輝章的屋子里召開的。”楊尚昆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他的電話使遵義會議會址水落石出。

1961年3月，遵義會議會址被中國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1964年，毛澤東主席手書“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寄給中共貴州省委，制成匾額，懸掛在門樓之上，直至今日！

毛主席手書“遵義會議會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