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臺北陰冷的濕氣直往骨頭縫里鉆。白崇禧坐在書桌前,撫著一張發黃的戰役地圖,嘴里輕輕念出兩個名字:胡璉、張淦。隨行醫生聽見,好奇地問:“到底佩服他們什么?”白崇禧擺手:“各有各的厲害,外人只知道表面。”
白崇禧此刻的處境并不好。蔣介石對他仍有戒心,出門需報備,通信被審查。閑來無事,他翻閱舊日奏章,常嘆“不問蒼生問兵法”。兵法之外,他卻偏偏對一個以排兵布陣見長的胡璉、再加一個天天抱著羅盤的張淦心生敬意,頗讓人摸不著頭腦。
先說胡璉。1907年,胡璉出生在江西,入黃埔一期,戰功一路刷到抗戰、再刷到金門。1943年的常德保衛戰,他用一個師硬頂日軍一個軍,士兵彈盡糧絕,胡璉仍命令反沖鋒。戰后他帶著殘兵列隊,向白崇禧行禮。白崇禧后來回憶:“胡璉打仗,猛得像餓虎,收兵卻細得像繡花。”在國民黨將領里,這種“能沖也能守”的并不多。白崇禧評價胡璉時用了個詞——“忘死”。這兩個字,在戰場上比“忠勇”更扎眼,因為真要忘掉的,是自己仕途與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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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跳到1949年夏,胡璉駐守金門。兵力、火炮統統弱于解放軍,蔣介石電令死守。有人勸他抽調一個團留后路,胡璉砸電話:“后路?誰敢說后路!”三天后金門反擊成功,海面浮尸。白崇禧在臺北接報,只說一句:“這人要是生在北洋舊軍閥,不知道要鬧出多少亂子。”口氣像在罵人,實則欽佩得緊。
再講張淦。1897年生,廣西桂林人,少年讀《易》成癡,腰里總別著一個黃銅羅盤。1920年代,新桂系剛冒頭,張淦與李宗仁、黃旭初同校。畢業后在陸榮廷舊桂系里混了一陣子,白崇禧起初對他敬而遠之,覺得他“兩頭下注”。然而真正改變看法,是一次駐扎靈山縣城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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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張淦拿著羅盤在營地轉來轉去,嘴里嘀咕“兇位壓腳”。白崇禧嫌他啰嗦,沒有理會。夜里巡查時,白崇禧踩空摔下三米高的土坡,左腿骨折。他被抬回軍營,疼得直冒汗,忽想起“壓腳”二字,心里有點發毛。當夜換營,第二天探子報告,原駐地竟遭土匪偷襲。白崇禧雖半信半疑,卻無法否認羅盤“說中”了危險,從此戲稱張淦“張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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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張淦統率桂南三個軍,逢戰必卜。滇緬路保衛戰,他先卜得“巽卦”,說是“風生水起”,當夜突襲日軍輜重部隊得手。一連幾役打順了,蔣介石電嘉獎,白崇禧則在日記里寫:“羅盤是幌子,膽識才是真本事。”不得不說,這是一句帶情緒的夸獎。
1946年后形勢逆轉。東北、華北連失,張淦仍抱著羅盤。1949年11月,玉林、博白一帶已被四野分割,張淦殘部不足兩萬。司令部地下室,副官急促地說:“司令,解放軍往南封口,得撤。”張淦擺手:“先算一卦。”卦象得“復”,他對眾人說:“有援軍,會轉兇為吉。”副官急紅了眼:“真要被圍上,可沒人信這東西!”張淦淡淡一句:“兵敗如山倒,但人心不可倒。”話音未落,第43軍382團破門而入,張淦束手。若干年后,他在功德林改造所里,用鞋子代羅盤繼續測方位,連床鋪都要“卜”一卜,被管理人員視為“頑固迷信”。對此,他只說一句:“文王拘而演《周易》,我拘而演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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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好奇,白崇禧為何佩服一個“迷信狂”?他在1966年春寫下只言片語:“張淦之迷,迷在格局;格局大者,可借卦象收心,非卦象能定勝負。”句子玄乎,其實意思簡單——張淦用羅盤穩軍心,穩住了自己。兵敗被俘,也從容不逃,至少在白崇禧眼里,這是一種“有始有終”。
對比胡璉,張淦少了血腥勇悍,卻多了詭譎堅忍。一個靠悍勇硬打,一個靠羅盤凝聚;一個崇尚“忘死”,一個講求“天意”。白崇禧在兩人身上,看到的是不同路徑走到極致的執拗。當年桂軍講“以奇制勝”,胡璉、張淦正好代表“奇”的兩面。
1966年12月1日凌晨,白崇禧在士林寓所突發心臟病。急救人員趕到時,他靠在椅子上,手握一枚舊徽章,旁邊是一張折好的字條:“胡璉知兵,張淦知心。”沒有更多解釋,卻足夠后人琢磨。有人說這是在總結軍旅生涯,有人說是未了的棋局。真相怎樣,已無關緊要。白崇禧一生風雨,最后留給世界的,不過兩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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