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清華”講壇｜侯旭東：發現歷史的“隱藏款”，打破迷思

漢景帝真的吃老鼠嗎？道光帝在鴉片戰爭之外的日常是什么樣的？除了帝王將相，普通人在歷史長河中若隱若現，承擔什么角色？中國是如何成為農業國的，千年之中，哪些力量促成了這一結果？11月18日，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暨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侯旭東，在人文清華講壇發表演講《發現歷史的隱藏款》，帶領聽眾在考古材料與簡牘檔案中穿行，尋找被“大歷史”遮蔽的日常經驗與多種可能性。

線上線下近300萬觀眾跟隨侯旭東教授一起反思宏大敘事和線性史觀，發現冰山之下的常事、常人和多樣可能,并尋找屬于自己的“隱藏款”人生。

講座伊始，侯旭東教授圍繞“漢景帝是不是吃老鼠”這一有趣的問題展開。他綜合漢陽陵外藏坑的考古發掘報告、封土與棚木結構，以及現代生物學對褐家鼠打洞深度的研究，對老鼠為后期侵入的傳統解釋提出質疑，并結合滿城漢墓、新鄉漢墓等材料中大量鼠類遺存，提出食鼠可能是當時部分地區的真實飲食結構。

在他看來，這一討論本身并不在于給出漢景帝是否吃鼠的簡單結論，而在于提示聽眾：今天人們對飲食習慣、衛生觀念、禁忌邊界的直覺，很容易被不自覺地投射到兩千年前，從而形成“以今度古”的理解偏差。如果預設帝王不會吃老鼠，那么所有材料都會被解釋成后期侵入；一旦放下這一預設，歷史材料就會呈現出不同的可能性。通過這一案例，他強調，破除“以今度古”的第一步，是意識到自身經驗和知識的局限，放棄成見和全知的幻覺，只有這樣，歷史材料中的“隱藏款”才有機會顯形。

從西漢跨越到清代，侯旭東教授以道光帝為例，剖析“常事不書”的史學傳統如何塑造了我們對歷史的固有想象。通過《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和《起居注》等一手檔案，他細致還原了鴉片戰爭期間，道光帝日常工作的“時間表”：批閱奏折、引見官員、處理秋審、安排祭祀、園居請安等，與鴉片戰事相關的內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指出，自《春秋公羊傳》以來，“常事不書”的書寫慣例強化了以大事件組織歷史敘事的方式，使我們習慣于用戰爭、政變、條約來代表一個時代，而忽略了支撐政權運轉的龐大而持續的日常工作。如果只用鴉片戰爭來概括道光一朝，就會遮蔽帝王作為具體行動者的復雜角色。在這一意義上，把大人物的常事重新置入歷史敘述，是對傳統敘事的一種必要矯正，也是從“常事不書”走向“常事可書”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侯旭東教授強調，常事可書的對象不應只限于帝王和高官，更應包括無數維系帝國日常運轉的基層官吏與普通職員。他以尹灣漢簡中的東海郡功曹吏師饒、云夢睡虎地漢簡中的越人、云夢睡虎地秦簡中的喜、敦煌懸泉置賬簿中的廚嗇夫“時”等為例，展示了他們在一年甚至十余年間的日常工作記錄：出差、追捕盜賊、巡行郡縣、接待往來使者、精細登記每一只“接待用雞”的出入等。

這些簡牘文書表明，帝國并不僅僅由少數偉大人物構成，普通人的日常勞動同樣是政治秩序和物流網絡得以維持的關鍵力量。“如果忽略這些維持帝國正常運轉的無名者，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幅被抽空了現實支撐的歷史剪影。”在他看來，從大人物的非常之事轉向大人物與小人物的日常之事，是打破“常事不書”迷思的重要一步。

侯旭東教授還進一步反思了農業中國的單線敘事，他以中國何以成為農業社會作為切入點，進一步反思單線進化式歷史觀。他通過秦漢律令、《漢書·地理志》以及《隋書·地理志》等文獻，指出戰國、秦漢乃至更晚時期，中國境內不同區域在很長時間里并非都以農耕為唯一或主要生計方式，采集、狩獵、畜牧、商賈等形態長期并存。

在中央王朝推進統一度量衡、推廣墾殖桑麻、鼓勵定居農業的過程中，“務農桑”“重稼穡”逐漸成為被制度化、規范化的政策目標。經過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累積，農耕才逐步在更大范圍內取得優勢地位，一直到唐朝才真正成為絕對主流。“我們今天從結果回望，很容易把‘農業文明’視為自古以來的必然；但在當時人看來，這條道路并非唯一選項。”

他引用著名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的觀點強調：所謂歷史事實，只是“諸多可能性中已經實現的一種可能性”。如果只從已經實現的單一路徑出發，就容易陷入歷史本來就該如此的誤解，從而看不到那些曾經存在卻未被實現的選擇與道路。通過重構中國成為農耕社會的漫長過程，他希望聽眾意識到：歷史從來不是一條簡單的、預設終點的直線，而是在多重結構與多種力量作用下不斷分叉、匯合的過程。

針對如何從檔案中打撈歷史細節的觀眾提問，侯旭東教授表示，搞歷史研究需要發現前人研究的局限性，前人的研究是在他們那個時代做的，有其時代特征和時代局限，而我們今天又進入一個新時代，整個世界都在變化，所以我們如何看歷史和世界的眼光也在變化，除了新材料可以增加新觀點外，對于《史記》等傳統史料，也可以通過新眼光發現新東西，這樣就可能超越前人的成果。對于每一個研究者而言，其成果，其實就是他書寫的歷史。

歷史自信歸根結底實際是歷史認識的自信，真正有歷史自信，就不會諱疾忌醫，會對歷史坦坦蕩蕩。雖然AI時代已來，但歷史學依舊有其存在的意義，因為AI只能提供知識性、規律性的東西，而歷史學作為智者、思考的力量，通過對過去的追問，能幫助人在歷史細節里找到很多感同身受的東西，進而帶來啟發。

談及“發現歷史的隱藏款”與現實生活的關系，侯旭東教授明確指出：所謂“隱藏款”，并非獵奇式的新奇故事，而是對歷史迷思和固有敘事的系統性反思。破除這些迷思并不僅僅是史學內部的技術問題，也與當代公眾理解現實世界的方式密切相關。在信息高度碎片化、輿論節奏加快的今天，人們同樣容易以當下經驗為尺度、以少數事件為全部，用單一敘事覆蓋復雜現實。

侯旭東教授指出：“如果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對‘隱藏款’的敏感，不急于用現成的結論解釋一切，就更有可能在現實中看見被忽略的群體、被遮蔽的結構和被壓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