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歲老人猥褻7歲女童僅判2年，法律的天平傾斜了嗎？

"對方既有強奸犯罪前科，又是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幼童，情節惡劣，一審判其兩年我們不服。"11月19日，鄭州王女士的控訴將一起猥褻兒童案推向輿論漩渦。當60歲的殷某某在公共場所將罪惡之手伸向7歲女童時，法律的天平是否真正實現了罪責刑相適應？

翻開刑法第237條，白紙黑字寫明：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法司法解釋更是強調，曾因強奸、猥褻犯罪被判處刑罰的，應當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然而當這些加重情節疊加在殷某某身上時，鄭州上街區法院的一審判決卻定格在兩年有期徒刑。

對比同類案件，上海地鐵猥褻女童案中，被告人同樣在公共場所作案，同樣獲刑兩年；而杭州某商場猥褻案因認定"手段惡劣"，刑期直接躍升至五年。量刑差異的關鍵，在于司法機關對"情節惡劣"這一法定加重情節的認定尺度。北京富力律師事務所王艷濤律師指出，本案判決書已明確認定被告人"實施了對被害人下體的猥褻行為"，根據司法解釋，這恰恰屬于"猥褻手段惡劣"的法定情形。

法律界關注的焦點還在于前科情節的裁量權重。殷某某曾因強奸犯罪被判處刑罰，根據最高法解釋，這本身就是法定從重情節。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指出："當累犯情節與公共場所、低齡被害人等加重因素疊加時，判決應當體現階梯式從嚴懲處的立法本意。"而兩年刑期僅略高于該罪名的起刑點，與"五年以上"的加重檔存在明顯斷層。

檢方的抗訴決定釋放出重要信號。上街區檢察院在抗訴請求答復書中直指"一審判決量刑畸輕"，這種罕見的司法監督舉措，暴露出基層法院在猥褻兒童案件量刑標準把握上的偏差。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審理過程中，法院雖認定被告人"當庭供述避重就輕"，卻未將這一情節轉化為從重量刑的砝碼。

被害人家屬的質疑不無道理。在未出具諒解書、被告人拒不認罪的情況下，兩年刑期難以撫平7歲女童的心理創傷。心理學研究表明，兒童期性侵害造成的 PTSD 癥狀平均持續期達4-5年，而加害者短暫的刑期可能形成二次傷害。這種身心傷害與刑罰懲戒之間的巨大落差，正是公眾質疑的根源所在。

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該案暴露出猥褻兒童罪司法實踐中的三個困境：一是"情節惡劣"認定標準模糊，導致同案不同判；二是多重加重情節疊加時的量刑規則缺位；三是前科劣跡與再犯預防的關聯性評估不足。正如浙江省律師協會某資深委員所言："當刑事判決與公眾最樸素的正義觀產生巨大鴻溝時，司法者應當重新檢視法律適用的精準度。"

這起案件終將超越個案范疇，成為檢驗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試金石。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研究中心提出，針對具有性犯罪前科者再犯未成年人的案件，應當建立"情節惡劣"的推定規則。而當前正在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條例》，或可考慮增設"特殊累犯"條款，對侵害未成年人的再犯者設置更嚴厲的懲罰階梯。

站在法治文明的高度審視，每一起兒童猥褻案件的判決都是社會價值的晴雨表。當檢方抗訴書與民眾訴求形成共振時，司法機關需要以更精細化的量刑論證，回應"為何兩年而非五年"的公眾叩問。畢竟，對未成年人最大程度的保護，從來都不是抽象的法律宣言，而是體現在每一起具體案件的司法裁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