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荒誕劫機！政府比恐怖分子更慌，韓國電影還原真相，誰真誰假？

哈嘍，大家好，小莫這期就和大家聊聊影視深度解析，韓國電影《兇降喜訊》用一場荒誕劫機案撕開歷史偽裝。

提到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藍本的電影，多數人會默認是還原災難過程、緬懷遇難者的紀實作品。

但韓國導演卞成賢的《兇降喜訊》卻反其道而行之，將1970 年震驚亞洲的日本航空351號航班劫機事件，拍成了一部劍指當下的政治寓言。

影片沒有渲染劫機的血腥恐怖，反而用喜劇化的筆觸解構歷史，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多國政府的官僚亂象與真相操縱。

這部看似講述過去的電影，實則處處映射現實，難怪上映后引發全網對 “歷史真相” 與 “權力謊言” 的熱議。

一場改寫激進組織命運的劫機案

影片的故事根基，是1970年3月31日真實發生的“淀號劫機事件”。

據央視網等官方信源記載，當天9名年齡在17至27歲的日本赤軍派成員，攜帶武士刀、手槍和自制炸彈，劫持了從東京飛往福岡的波音727航班。

這群年輕人受全球左翼運動影響，懷揣著“環太平洋革命戰爭”的理想，最初要求飛往古巴接受游擊戰訓練，因燃料不足才改道朝鮮平壤。

飛機在福岡機場加油時，他們釋放了23名婦孺人質，最終降落在平壤順安機場，朝鮮方面允許劫機者滯留，而機組成員和剩余乘客隨后被遣返。

這起事件成為日本赤軍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劫機后日本警方展開嚴打，赤軍派核心成員多數被捕或通緝，剩余力量隨后分裂重組，部分成員前往黎巴嫩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合作。

后來制造了1972年以色列盧德機場掃射案等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使日本赤軍成為與意大利紅色旅齊名的國際恐怖組織。

但《兇降喜訊》并未聚焦這些后續影響，反而對劫機者的“革命性”進行了刻意弱化。

從災難片到政治諷刺劇的轉向

卞成賢在創作中做出了極具顛覆性的處理，真實歷史中窮兇極惡的武裝分子，在影片里被塑造成天真魯莽、缺乏基本常識的“鬧劇制造者”。

導演刻意省略了劫機初期的緊張對峙，轉而聚焦一個戴著耳塞、睡過全程劫機宣告的普通乘客，用這種荒誕的視角轉移敘事焦點。

影片的核心戲劇沖突，并非劫機者與乘客的對抗，而是韓、日、美三國政府的應對亂象。

歷史上韓國當局為解救人質，曾策劃了一場堪稱“世界級鬧劇”的欺騙行動，將首爾金浦機場倉促偽裝成平壤機場，懸掛朝鮮國旗、讓士兵換上朝鮮軍服，甚至讓日本政府緊急提供了一張中學教科書級別的粗糙平壤地圖。

這一細節被影片忠實還原，而劫機者最終因看到機場內的美國黑人士兵識破騙局，更凸顯了這場政治操作的荒謬。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的“時代錯亂”設計，角色們熱議的日本漫畫《明日之丈》，在1970年劫機發生時仍在連載，其經典結局要到1973年才問世。

這并非導演失誤，而是刻意傳遞的信號，正如影片開場旁白警示“不要相信事件的可靠性”，這個明顯的歷史漏洞，是在提醒觀眾：眼前的“歷史”只是被建構的敘事，而非真相本身。

誰在書寫我們眼中的“好新聞”？

影片片名《Good News》翻譯過來就是《兇降喜訊》本身就是最大的諷刺。

歷史上，這場劫機事件最終以“人質獲救、危機解除”的“好新聞”形式被官方報道，但那些倉促的欺騙、懦弱的推諉、無名者的犧牲，都被從官方敘事中徹底刪除。

卞成賢通過虛構角色徐高名中尉（原型為真實空中交通管制員蔡熙錫）和代表“國家隱形之手”的“某甲”，揭露了真相被權力篡改的全過程，那些真正化解危機的人，最終為了“國家利益”被歷史抹去。

這種批判是全方位的“等效諷刺”，韓國官員的官僚主義、日本政府的消極配合、美國的強權干預，甚至意識形態對立的雙方，都被導演視為同一枚“荒誕硬幣”的兩面。

卞成賢在采訪中直言，他創作的初衷并非回顧歷史，而是對當下政治環境的不滿，“現實政治的荒誕已經超出想象，我想通過1970年的事件，講述今天的故事”。

影片深刻指出，所謂“后真相時代”并非互聯網時代的產物。

早在1970年，國家機器就已經熟練運用“捏造新聞”“操縱敘事”的手段，讓真相服從于權力利益。

這種對冷戰邏輯的解構，讓影片超越了普通的歷史改編，成為一部直指權力本質的當代寓言。

《兇降喜訊》最成功之處，在于用歷史的“殼”裝下了現實的“核”。

它沒有糾結于還原劫機事件的細節真偽，而是通過解構歷史敘事，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當權力可以定義真相、刪除異見，我們看到的“歷史”和“新聞”，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