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錢，保命，還是保家國？亂世流年銀行大佬面臨生死抉擇

文│彭曉亮

抗戰時期，頻年離亂，悲歌當泣。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舉國罹難，淪陷區尤甚，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經濟通貨膨脹，金融業也不可避免遭受厄運。本文擬從上海市檔案館藏抗戰時期的銀行檔案入手，以銀行家往來函電為視角，解析上海銀行家群體在抗戰時期的遭際與感觸，以及如何應對戰爭危機的策略和在民族危亡中的表現及所發揮的作用。

★ 悲歌當泣 ★

上海銀行家的戰亂遭際

抗戰期間，上海銀行界精英損失慘重。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14日，金城銀行吳延清、虞伯巖、余啟階三人在大世界爆炸中喪生。時隔八年之后的1945年同日，金城銀行對三人祭奠以示紀念。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在當天日記中記載：“到行，亡友言欽及虞、余兩君第八周年紀念，設祭，率同人行禮。國家今已勝利，而三君有靈，亦當含笑九泉。”可見此慘劇對周作民及金城銀行同人造成的悲痛。1938年8月24日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筆江、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所乘“桂林號”飛機遭日機擊落，機毀人亡。十年后的1948年8月20日，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撰《滿江紅——追悼為抗戰而犧牲之銀行家胡筆江君》，請嚴獨鶴發表于《新聞報》副刊“新園林”，予以懷念，表示“君生平抱負至遠大，不幸遭國多難，遂為金融界中率先為國犧牲者，可痛也。”1941年6月，鹽業銀行總稽核兼上海分行經理張伯駒在滬遭汪偽特務綁架，費盡周折才告脫險。還有1941年汪偽76號制造的中行別業血案等系列破壞活動，導致整個金融界人心惶惶。

胡筆江、徐新六

1937年9月7日，淞滬抗戰期間，周作民在回復遠在成都的傅銳函中寫道：“滬戰累旬，犧牲殊烈，暴鄰侵逼太甚，正不知抗戰伊于胡底。國人罹此浩劫，可勝慨嘆！”戰爭剛剛開始，結束遙遙無期。這是全面抗戰爆發之初一個銀行家的感受，也是全體國人的同感。從銀行家的職業角度出發，周作民在函中說：“祗以抗戰以來，金融界首當后方經濟之沖要，因此繁劇益甚，尚容干戈戢止，再請從長計議耳。”抗戰需要巨額資金支持，因此金融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敵當前，其他事宜一切從緩。

周作民、錢新之

1945年9月3日，大陸銀行總經理許漢卿在致錢新之函中寫道：“比年以來，道塗阻修，末由承教，偶一通問，亦復如骨鯁在喉，傾吐不得，悒悒之懷良不可任。十一日捷音到滬，舉市若狂，弟雖積病之軀，亦不禁為之躍然而起。惟念八載鋒鏑，轉徙流離者多矣，瘡痍滿目，休養生息自非短時期所可恢復，金融問題亦其一端也。”八載悲辱，一掃而空。在抗戰勝利之日，許漢卿分別表達了戰時憂郁之態、戰勝欣喜之情和戰后恢復之思，體現出銀行家心系天下的情懷與使命感。

★未雨綢繆★

上海銀行家的戰時應對

在抗戰時期，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均采取種種應對策略與措施，保護銀行資產運轉和存戶利益，維持國家經濟命脈，全力支持抗戰，挺起了金融抗戰的堅強脊梁。以下僅舉幾例說明。

陳光甫、唐壽民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后，華北局勢危急，金融業大受影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未雨綢繆，對“本行之存款如何應付，放款如何安全”等，均采取許多應對措施，并及時下達各地分行，還對各分支行撤退、業務發展和人事安置等方面作了充分考慮。這對保全該行實力，避免損失，并為保持該行戰時及戰后業務發展，起到了極大作用。如1936年10月13日，陳光甫致函該行人事處經理徐謝康，對當時的中日關系及銀行業態勢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此長時期之談判，足以造成一種繼續緊張之局面，因談判既隨時可以決裂，示威亦隨時可以舉行，示威而無效力，其勢易于演成戰爭。”“目下各行競爭日趨劇烈，萬一事態嚴重，各自顧不暇，難有合作可言。至政府銀行，為供應財政上之需要起見，與商業銀行爭利則有余，予商業銀行輔助則不足。”“蓋我國金融制度始終無健全組織可言，政府銀行亦只能顧己，不能顧人，故至市面緊張之時，各行非完全憑藉本身之資金以應付事變不可。”有鑒于此，他指出應對之策：“總之，在此時期之內，本行業務方針，應以負責安全為第一要義，而不以利益為經營之重要目標，故一方面維持固有之充厚準備，一方面更望節省開支，以輕負擔。”

天津分行經理資耀華早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就多方探悉平津情報，及時向總行匯報。自1936年起，資耀華與總經理陳光甫、副總經理楊介眉、上海總行經理趙漢生等函電交馳，以便研判時局，制定應對之策。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舊影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交通銀行總行改為總管理處，總經理唐壽民駐港辦事。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同時進攻香港，駐港英軍抵抗18天后投降。其間，在重慶的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想方設法與唐壽民聯系，指示善后，但因戰事緊張、交通斷絕，雙方聯絡不甚通暢。如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日，為應對危機錢新之即致唐壽民加急密電：“四聯今集議緊急應付辦法：（一）滬四行停業，暫不必復業，候政府指示；（二）港分行與英美銀行采共同態度，總處人員盡可能設法內遷；（三）四行內地存券集中調度，仰臘存券趕速內運，海外印券催印催交；（四）增高利率，吸收存款；（五）緊縮貼放農貸并暫停單獨放款，已放者催收；（六）請政府緊縮預算，酌停一部份建設事業及收購物資。”關于駐港辦事同人的人身安全，錢新之極為關切，盡可能作了較為妥善安排。12月9日致電唐壽民：“郵既不通，電恐受阻，總處在港機構將不能行使職權。中行宋、貝均來，兄獨留港，弟頗感不安，即祈兄與尊眷及叔豪兄同來。今晚有專機飛渝，已與交部接洽。”11日電：“當局盼兄與作兄迅即同來。”15日電：“八日至十一日共發兄及子、叔、北諸兄十五電，未知能達一二否。……港事及同人如何安排，寢饋難安。”因通訊不暢，31日又通過桂行楊善欽及茅弼仲轉致唐壽民：“此次突受驚悸，貴體如何，至為系念。大兄與各友朋切盼兄早日蒞止，共扶危局。”并請秘書李北濤轉告其子錢廷玉及婿王蓬處理香港寓所事宜：“港寓歸并緊縮，書桌柜內要件寄存金城，書籍有礙者銷毀。廷、蓬能離即來后方。”盡管錢新之心急如焚，作出種種努力，但后來唐壽民還是被日軍逮捕，押回上海主持交通銀行“復業”。

宋子文、貝祖詒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中國銀行有大量鈔票和公債票寄存在菲律賓馬尼拉中興銀行，情勢危急，宋子文、貝祖詒不得不轉請錢新之幫忙，派交通銀行駐馬尼拉職員會同中興銀行薛敏老，將這批鈔票及公債票就地截角銷毀，以免為敵所用。

★留滬&赴渝★

上海銀行家的命運抉擇

上海淪為孤島后，跟隨國民黨政權赴陪都重慶，還是繼續留在上海，成了銀行家群體的分水嶺。各人選擇不同，路徑不同，命運亦迥異。留在上海的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協理兼滬行經理吳蘊齋，中國銀行吳震修，以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日軍由香港押回上海的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都屬于留滬者。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則屬于先留滬后赴美，而錢新之、陳光甫等屬于赴渝者。

周作民曾與唐壽民等同時在香港被日軍拘留，1942年4月遣送回滬。1942年5月12日，錢新之致吳鼎昌函中曾提及兩人被遣送回滬時間：“唐壽民暨周作民兄均于上月十四日由港抵滬，惟是否自由，不得其詳。”周作民1943年1月被汪偽政府任命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3月被指派為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監事，但均未就。他雖刻意避嫌，但由于一方面日方不遺余力不斷拉攏，另一方面他日友眾多，并與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要人往來甚密，這位“灰色銀行家”就不可避免地被攻擊有漢奸嫌疑。1945年7月7日，他在日記中述及：“據告又有電渝攻擊余者，大致謂余數年來操縱金融，發國難財，與敵方要人往還，又與中央高級官吏通信等條。”好在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承認周作民“在淪陷期間為中央秘密工作”，而免除了漢奸惡名。

外灘14號交通銀行外的沙包掩體和士兵

但唐壽民、吳蘊齋就無可避免地背上了漢奸罪名。唐壽民擔任了“復業”后的交通銀行董事長，又兼汪偽全國商業統制會理事長。吳蘊齋則擔任了日方控制后的《新聞報》董事長。抗戰勝利后，兩人被判入獄。還在抗戰期間的1944年8月11日，錢新之就曾致電徐采丞，讓徐力勸吳蘊齋辭去《新聞報》職務：“祈力勸蘊齋早日擺脫該館任何名義，以免代人受過，將來各方恐難見諒。”抗戰勝利后吳蘊齋的結局，證實了錢新之的預言。

相比留滬者而言，陳光甫、錢新之等銀行家赴渝，李銘赴美，則是另一種選擇。陳光甫以銀行家充當外交家角色，先后赴美成功借款；李銘在美國紐約，則作為金融界使者，促成了抗戰時期中美經濟貿易的交流合作；錢新之則在重慶運籌帷幄，并利用豐富人脈，協調各方力量，為抗戰出力。可以說，他們作為金融界中的精英人物，勠力同心，殊途同歸，都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