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大包干”簽字，除了嚴俊昌是領頭羊外，還有兩個姓嚴的人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 “要不今晚就定了吧？”嚴宏昌壓低嗓子，灶間的油燈吐著黃火苗，他的目光在18張臉上游走。沒人說話，但沒人搖頭，屋子里能聽見心跳聲。

那一年，安徽鳳陽的冬天格外冷。小崗村剛收完中稻，全隊六萬多公斤交公糧后，僅剩的口糧分不到半月就見底。嚴俊昌記得太清楚：家里三口人，一天兩頓稀粥，孩子常嚷肚子痛。大家心里都明白，再這樣拖下去，大人要外出討飯，老人孩子就得餓。

回頭看，小崗的貧瘠并非一日形成。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紅薯和雜糧是主食，畝產時好時壞，社員干一天工記十分，年底折算卻只夠換半升油。到了70年代中期，鳳陽縣年年欠糧，公社干部騎車下鄉收購，見著一戶燉肉能當場開罰。嚴宏昌上高中時親歷過“紅芋飯”配鹽水，那滋味讓他下定決心：自己將來要吃上細糧。

1976年秋，嚴宏昌離家在外承包泥瓦工程。一天工地收工，他跟包工頭學了個新詞：“限期包干，少一天扣兩成。”他發現這種激勵法子怪管用，工友干勁十足。他拿小本子記下來，心里嘀咕：要是把地也這樣“分賬”會怎樣？

1978年春，他被公社催回。出走前，他每月上交十五元“買工分”；回村時，費用飆到一百元，等同“半買半強迫”。但他還是回來了，并主動請纓當副隊長。很多人疑惑，他笑著說：“我在外頭掙的錢也花不完，回家總得讓老娘吃頓飽飯。”

不得不說，小崗村當時“窩里斗”問題不小。20戶人家，換隊長跟走馬燈似的，一件事開三次會也定不下來。嚴俊昌脾氣直，曾在生產隊會上拍桌：“再這樣拉鋸，連糠都沒得吃。”可話音落地，還是沒人接茬。就在這股怨氣里，“分田”想法慢慢成形。

要啟動“大包干”，光靠想可不行，賬必須有人算。會計嚴立學因此成了第三個關鍵人物。他生得瘦高，算盤撥拉得飛快，是全村唯一能把《農業學大寨綱要》倒背兩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家有一個大炕，能塞下全隊的青壯勞力。

12月的那個夜晚，18戶代表聚在嚴立學家。他們先聊討飯遭遇，誰在河南被轟走，誰在江蘇討到的紅薯皮最甜。嚴宏昌聽了一陣，用筷子敲碗：“別光說難處，把田包下去干怎么樣？”這句話像炸雷，屋子安靜了三秒，然后你看我我看你，有人低聲問：“要是抓起來呢？”嚴俊昌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沖我來，我是隊長。”

嚴立學從孩子的作業本上撕下兩頁，用毛筆寫了三行字：若分田包干，責任自負；若遭懲處，公推嚴俊昌、嚴宏昌、嚴立學三人擔當。一旁的鐵盆里煮著紅薯，熱氣蒸得手印鮮紅，一張薄紙卻壓住了全村的命運。

契約貼在梁上，全隊立刻按圖索驥：兩口之家四分地，三口之家六分地，肥瘦田輪著挑。分完地，各家忙得腳不沾地。嚴俊昌索性把家里唯一的藍布棉襖剪成兩半，給媳婦做了護膝，自己披件舊麻袋，下田拔草。

不到半年，奇跡出現。1979年夏糧入倉，小崗村平均畝產三百二十公斤，是前年三倍。一車一車的麥子推到場院，社員們傻了眼。嚴宏昌笑得合不攏嘴，卻提醒眾人：“低調，別張揚。”

紙包不住火，鳳陽縣公社很快接到舉報。公社書記找到嚴俊昌，直接問：“聽說你們包產到戶？”嚴俊昌先扯謊，說是“賽季承包”。書記冷臉：“別糊弄，我要吃真話。”嚴俊昌咽了口唾沫：“是我們干的，愿擔責任。”隨后他被留置四天，期間一直嚷肚子餓，警衛沒轍，給他煮了兩碗南瓜粥。嚴俊昌綠著臉說：“這粥味比咱隊伙食好點。”

層層上報后，事情竟然沒鬧大。省里調查組來村里，看到場院麥堆，問嚴宏昌：“產量真有這么高？”他遞上匯總表，補一句：“要不您抽塊地測產。”調查員忙讓人取樣，結果與報表差不多。于是，鳳陽縣在1979年年底為小崗做了“包干合同備案”，大包干就此獲得默認。

話說回來，小崗為何沒能走出“政治光環經濟滯后”的尷尬？原因復雜。其一，村集體早期幾乎清零，后續產業資金薄弱；其二，地處丘陵缺水，無論棉麻還是果蔬，都受自然條件限制；其三，80年代中后期國家“鄉鎮企業”風潮襲來，小崗缺乏起步資本，錯過窗口期。反觀華西、南街，都是依托集體資產滾雪球，路徑不同，結果更易放大。

有人拿小崗同華西做比較，得出“集體經濟優于包產到戶”的結論。我個人不敢輕易站隊。說到底，制度只是工具，資源稟賦、市場選擇、干部能力，缺一都不行。嚴宏昌后來外出搞運輸，回鄉時感慨：“誰能想到，當年那張紙能寫進史書，可把村子送進富裕，沒那么容易。”

1992年，小崗邊上修省道，車流穿村而過。村里幾戶膽大的搞起糧食收購，生意紅火，可惜規模有限。政府后來組建股份合作公司，嘗試把“大包干精神”與現代股份制結合，卻始終沒爆發出華西那種“翻倍式”增長。遺憾歸遺憾，小崗的標桿意義依舊：它證明了農民自發探索的價值，也為隨后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提供了可行樣本。

至于那張紅手印契約，經歷了原件、復印、重寫、再復印的波折，現在陳列在國家博物館。有人問嚴立學：“哪份是真？”他笑著擺手：“手印都是真的，餓肚子的記憶也是真的，剩下的就讓后人評說吧。”

四十五年過去，三位姓嚴的老人都已滿頭白發。有人說他們是“改革闖將”，有人說他們只是想吃飽肚子。兩種說法都對。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最可貴的或許正是當初那股“先把糧打夠再說”的樸素沖勁。畢竟，沒有對溫飽的執念，就沒有撕紙寫字、摁下手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