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探寶 | 華麗紋章瓷蘊藏中西方文化交融

作為歐洲貴族的“高級定制”，明清時期風靡海外的紋章瓷反映了中國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本期探寶，我們繼續走進“帆海融光—天津博物館藏18-19世紀中國紋章瓷特展”一起探索紋章瓷背后的所知所見。細細觀摩，從這些絢麗多彩的家族紋章瓷中，能看出在中西文化頻繁交流的大背景下，蘊藏著的諸多方面的歷史變化。

從消失的餐具看歐洲飲食文化

梳理現存訂單可以看出，歐洲貴族定制的中國紋章瓷大體可分為餐具、酒具、茶點用具以及陳設器共四類，涵蓋餐盤、湯盤、咖啡壺、馬克杯、奶杯、潘趣碗等十余個種類，可見紋章瓷大多是在歐洲的餐飲宴會中使用。展覽策展人、天津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喬岳介紹，在瓷器傳入歐洲之前，歐洲餐具主要是金屬器和陶器；中國瓷器到來后，不僅為海外市場帶來了高質量的日用器具，而且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為彰顯家族地位和榮耀，宴會慶典上使用繪有家族紋章的中國瓷餐具，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風尚。

比如生產于18世紀前中期的清雍正廣彩沃爾尼家族紋章紋醬汁杯，該文物一側為把手，另一側是收口形壺嘴，整體呈橢圓形，為用餐時盛放醬汁使用，實用價值很高。該醬汁杯也模仿西方18世紀早期銀器造型，由嘉德勛章院長喬治·沃爾尼（George Verney）男爵定制，杯身間繪中式雜寶紋。

展廳中醬汁杯有很多，形狀基本類似，它們與如今西餐廳中的醬汁杯別無二致。然而伴隨著歷史發展，歐洲有些宴飲器具逐步消失，比如洗手盆、洗手瓶，它們已經成為孤品，變成了一個時代的見證。此次展覽就展出有清康熙青花礬紅描金沃克家族紋章紋洗手瓶、洗手盆，這是安妮女王統治時期的英國軍法檢察官威廉·沃克定制，沃克家族也是最早來華定制紋章瓷的家族之一，而這套紋章瓷的明顯特點就是紋章整體融進瓷器的整體紋飾。

記者注意到，洗手盆器沿的邊飾上共有四處開光，內部繪有一枚從云層中升起的太陽，這是沃克家族的盔飾，其余邊飾為卷草紋，再配合上盆底中心開光的紋章披幔，三者和諧統一融為一體。正因如此，該家族紋章瓷使用的邊飾與盔飾被爭相效仿，演變成普通外銷瓷的流行邊飾。

旁邊的一只大碗也反映了獨特的歐洲飲食文化。大碗名為清乾隆廣彩約翰斯家族紋章紋潘趣酒碗，喬岳介紹，潘趣酒碗因用于盛放一種名為“潘趣”（punch）的果酒而得名，這種酒碗的特點是廣腹深口，直徑一般在30厘米左右。“潘趣酒起源于印度，是由酒、糖、檸檬等調和而成的果酒，17世紀水手將這種酒類帶回英國后便大受歡迎。”喬岳說。

展出諸多餐具中，記者發現一對非常有意思的餐盤，二者有相同的名字：清乾隆廣彩羅斯家族紋章紋盤，兩個紋章瓷盤分別制作于1738年與1750年。這是因為羅斯家族太喜愛紋章瓷嗎？“其實原因是兩個瓷盤中心的紋章。”在喬岳的指引下記者發現，羅斯家族的紋章為盾牌形，內部是三只獅子；而1738年制作的瓷盤紋章為白底紅獅子，1750年制作的則為紅底白獅子。喬岳說：“1738年的畫錯了，羅斯家族的紋章是紅底白獅子。這是因為當時瓷工拿到的樣稿大多是黑白，說明文也是英文，造成了一定的誤解，這也是當時紋章瓷制作過程中的常見現象。一般出現這種現象后，定制者會再定一批。”

從紋章組合看西方家族史發展

歐洲各個家族的紋章是欣賞重點，從展出瓷可以看出，制作時間越早紋章內容相對越簡單，大多為動物、建筑、兵器等元素；隨著時間推移，因為貴族聯姻、家族內部繼承等因素，中后期的紋章內容變得越發豐富，甚至可以從一枚紋章中看出兩個或多個紋章組合的痕跡。可見紋章瓷不僅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實體資料，更是研究西方貴族承襲及家族史的重要證據。

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鄭好介紹，中世紀歐洲的紋章經由父親傳承給子輩，是家族榮耀和成就的象征。當家族紋章的繼承權屬于長子或次子使用時必須對紋章做一定改變，以表明在家族中的身份。比如克萊富德家族相隔50年定制的兩只紋章紋盤，定制者分別為休·克萊富德男爵與他的兒子，兩盤中心紋章樣式相同，但邊飾差別很大。其中克萊富德男爵兒子定制的紋章瓷邊飾更加華麗，幾乎將盤邊填滿。

除了繼承，兩個擁有紋章的家族聯姻后，紋章也會發生變化。鄭好以清雍正廣彩布思比家族紋章紋咖啡壺為例介紹，這是休·克洛普敦爵士的大女兒安妮與英國司法部長湯姆斯·布思比于婚后定制的。壺身上繪有一個明顯的盾牌形紋章，紋章內部則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中間有明顯的分界線，能看出這是兩種紋章組合而成。左側繪有兩幅紅底金獅子，這是男性家族的紋章；右側不僅有兩只獅子，還有兩枚紅色與金色交錯的十字勛章，這是女性家族的紋章。而該紋章的盔飾是一個身披鎧甲肩扛利劍的士兵，這是湯姆斯遵照遺囑繼承了其外祖父的盔飾。

布思比家族咖啡壺器身上的紋章為并置式，這類組合形式是紋章中體現婚姻的常見形式之一。而另一套清乾隆廣彩花卉紋茶壺、杯托上的紋章在整個展覽中則更為罕見。粉紅色的蝴蝶結絲帶兩端，懸掛著一個盾牌形紋章和一個圓形紋章，這是紋章展現婚姻的另一種常見形式：依靠式，即夫妻雙方家族的紋章并排依靠，而非相互融合，這樣的紋章使用形式在荷蘭等歐洲大部分地區均有使用。此外這套茶具中茶壺的把手，設計成中國傳統的連理枝樣式，也預示著這套紋章茶具的定制者為新婚夫婦。

從紋飾變化看東方審美影響

展覽的最后一部分展示了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的紋章瓷，從中可看出經過頻繁的中西文化交融，這個時期的紋章瓷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比如部分紋章紋盤已經不再遵循盤心處繪制家族紋章，盤沿繪制邊飾的傳統設計，而是將家族紋章放在盤沿處，盤心則為中國傳統紋樣。喬岳認為，隨著訂單需求與審美情趣的不斷變化，紋章瓷紋飾更具特色且豐富多變，與西式紋章相呼應，形成了東西方藝術的完美結合。

清雍正廣彩花卉紋普爾特尼家族紋章紋盤就反映了設計思路的轉變。乍看之下，這就是一只在盤心和邊飾繪有中國風格折枝牡丹的瓷盤，但是邊沿上還繪制了普爾特尼家族的盔飾，說明該家族十分喜愛中國傳統的紋樣。“不過瓷盤上有些坑洼，折枝牡丹紋的彩釉施色也不均勻，這應該是給客戶制作的訂貨樣板。”喬岳說。

“這邊有好看的。”喬岳帶著記者來到了另一件紋章瓷盤前，這件清乾隆廣彩開光風景圖庫克家族紋章紋盤的盤心和左右兩側盤沿開光處為風景畫，其中盤心開光處繪制了印度馬德拉斯的圣喬治堡，盤沿左側描繪了廣州黃埔港，右側則是英國普利茅斯港。盤沿上下則繪制了喬治·庫克爵士與妻子凱瑟琳女準男爵聯姻的紋章。喬岳說，這件紋章瓷上的風景畫并非庫克繪制，而是由英國海軍代將喬治·安森設計。1740年—1744年，喬治·安森在太平洋航行時，隨團藝術家根據他的見聞繪制了大量素描作品，隨后安森命人將這些素描繪制在紋章瓷上，這些紋飾也隨即開始流行。

除了折枝牡丹紋，龍紋、魚紋等傳統紋樣也出現在越來越多的紋章瓷中。比如清康熙廣彩喬蒙德利家族紋章紋盤，其盤沿青花淡描龍鳳紋飾，據記載康熙年間來華定制的紋章瓷中僅有7套采用此邊飾。而清康熙廣彩拉奇家族紋章紋盤，其盤沿的邊飾不僅繪有龍紋，還有鯉魚躍龍門的紋樣，說明這些紋樣在當時的歐洲貴族中較為風靡。

伴隨著紋章瓷不斷在歐洲掀起中國熱，一些經常定制紋章瓷的客戶也有了自己獨愛的紋樣。遠看清嘉慶青花羅伯特家族紋章紋橢圓形盤，白色為底，靛青著色，儼然一件傳統的青花瓷作品，然而細看盤心處的紋飾為一匹扛著戰旗的馬，這是羅伯特家族的紋章。這種中西雜糅的紋飾在紋章瓷中稱為菲茨休紋飾。喬岳說：“菲茨休紋飾以中國傳統花卉如牡丹、菊花等組合而成，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菲茨休喜歡定制繪有此類紋飾的瓷器而得名。該紋飾也在18世紀后期大量銷往歐洲市場。”

展覽的最后一部分還有個“紋章瓷之最”，即清乾隆廣彩奧奇歐佛家族紋章紋盤。“畫得很滿，沒有一點兒留白。整體紋樣非常華麗。”見到這件瓷盤后，不少觀眾都留下這樣的評價。喬岳告訴記者，此為英國奧奇歐佛家族定制，盤心繪制奧奇歐佛與瑪麗·妮可的聯姻紋章，盤沿左右兩側的開光為男方紋章的盔飾，上下開光則為雙方姓名縮寫“LMO”。“1740年，奧奇歐佛家族下了第一批紋章瓷訂單，當時他們定制了70個餐盤和30個上菜盤，平均每件花費1英鎊，這相當于當時英國普通人半個月的工資。所以無論是從繪工，還是從成本上看，這件都當屬紋章瓷之最。”喬岳說。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群琛

攝影：本報記者 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