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關系被認定家庭成員，婚姻制度會被顛覆嗎？

最高檢的一紙司法解釋猶如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法律界與社會公眾的廣泛討論。11月25日，最高檢新聞發布會明確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納入家庭成員范疇，這一突破性認定源自馬某某虐待女友苗某致其自殺案的司法實踐。當冰冷的法律條文遇上鮮活的社會現實，這場關于親密關系定義的革新正在重塑反家暴的司法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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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婚姻的圍城之外，法律正在為同居關系開辟特殊通道。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虐待罪的犯罪主體原本僅限于"配偶、父母、子女"等傳統家庭成員。而最高檢參考案例首次明確，與行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實、處于穩定同居狀態的關系人，同樣符合虐待罪的主體要件。這種"事實認定"標準打破了血緣與登記的桎梏，將法律保護的觸角延伸至更廣闊的情感共同體。

精神虐待入罪的司法突破，揭開了親密關系中的隱形傷疤。在馬某某案中，檢察機關不僅認定了同居關系的家庭成員屬性，更將長期情感操控、經濟控制等精神虐待納入家庭暴力范疇。這種認定直指反家暴實踐中的痛點——過去非婚同居中的精神虐待因傷害難以量化，往往陷入舉證不能的困境。如今通過構建"共同生活基礎+持續性精神壓迫"的證據鏈條，使隱藏在溫情面具下的暴力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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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的精準切割，彰顯法律保護的邊界智慧。需要澄清的是，這種認定絕不意味著同居等同于婚姻。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條規定，家庭成員認定僅涉及反家暴保護，不自動產生夫妻間的財產共有、遺產繼承等核心權利。就像最高檢發布會上強調的，這是對"家丑不可外揚"心理下隱蔽暴力的針對性救濟，而非對婚姻登記制度的替代或否定。

司法實踐中的平衡術正在重構親密關系的安全邊際。檢察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展現出精密的裁量藝術：對于酗酒、賭博成性者實施的長期家暴依法從嚴懲處；對因長期受暴而反抗的受害者則考量作案動機予以從寬。這種差異化處理既避免了法律認定的機械化，也為各類親密關系中的弱勢方筑起防護堤壩。

從北大包麗案到苗某自殺案，司法對家庭暴力的認知正在完成關鍵躍遷。當"冷暴力""煤氣燈效應"等心理學概念進入法律視野，反家暴法第三十七條"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的模糊地帶終獲明晰。這種認定不僅填補了非婚同居者的保護真空，更預示著未來親密關系糾紛審理將從形式審查轉向實質判斷。

這場法律革新背后，是司法機關對社會結構變遷的敏銳回應。隨著同居日益成為主流生活方式，法律必須直面由此衍生的新型暴力形態。最高檢的司法解釋既未動搖婚姻制度的根基，又為多元化的情感模式提供了底線保障。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法律正以更開放的姿態守護著每一種認真經營的生活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