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的門，世界的窗，中式美學天花板如何驚艷世界？

每一位進入午門的觀眾都會被漫長甬道明暗對比后看到的藍天紅墻金頂所震撼——包括今天舉著手機的你我，也包括四百年前心fbe2e4情忐忑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1601年利瑪竇獲準長駐北京并覲見皇帝，成為第一位進入紫禁城的歐洲人，他帶來的兩座意大利新式自鳴鐘成功地叩響了宮殿的大門，其中一座為發(fā)條驅(qū)動的盈掌小鐘備受萬歷皇帝喜愛，一時成為朝廷熱議，也就此啟動了紫禁城內(nèi)持續(xù)三百年的鐘表熱潮。

▌故宮鐘表館的藏品主要來自乾隆和嘉慶年間，包括廣州、蘇州、清宮造辦處制造的國產(chǎn)鐘表，以及英國、法國、瑞士等國的舶來品。其中，中國鐘表造型多模擬樓閣、寶塔、花果、盆景等，具有濃郁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風格 。英、法等國鐘表造型則多模擬西洋建筑、車馬人物等，展現(xiàn)了西方機械工藝的高超水平 。

入清后，西洋機械制品仍是傳教士們用來取悅君主的重要物品，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利類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皆有巧物饋贈順治，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以擅長機械制造而負責為順治、康熙管理鐘表和機械制品。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精通音樂，配合設(shè)計了很多能夠奏出和諧音樂的鐘鈴。

康熙時期，這些擅長制造的傳教士與中國工匠被納入原只負責繪畫的如意館工作，在制造新奇物品的過程中，也培養(yǎng)出了宮廷自己的造辦處匠役及做鐘太監(jiān)，宮內(nèi)與廣州、蘇州等地合作，促成了我國鐘表手工業(yè)的形成，將西洋技術(shù)在本土發(fā)揚光大，時至今日，承襲延續(xù)為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故宮古鐘表修復技藝”。

故宮鐘表的繁復華美以及匠心獨具在乾隆時期達到巔峰，此時的皇家鐘表收藏里既有歐洲定制，又有宮廷改裝，旨在更富裝飾性及文化趣味。哪件是Top1可能各花各眼，倒是一件落選之作更有意思：這便是俄羅斯冬宮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由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做孔雀報時鐘。這是一只禽鳥環(huán)繞的金色孔雀，腹中暗藏機械裝置，運轉(zhuǎn)時可實現(xiàn)開屏、鳴啼、眨眼等動態(tài)效果，金光流轉(zhuǎn)栩栩如生。出人意外，落選原因在于乾隆認為其“繁復艷俗，失卻端莊”，可見文以載道、以器物承載禮制內(nèi)涵仍然是皇家堅定的價值導向，并未曾因機械科技炫目而動搖。

這種態(tài)度推動了清宮做鐘處的發(fā)展：工匠們借鑒西洋機芯技術(shù)，搭配鏨刻、失蠟工藝以及螺鈿、象牙、琺瑯、佛像等中式元素，打造出“銅鍍金升降塔問樂鐘”這類兼具實用性與中式文化審美的御制鐘表。

▌故宮古代鐘表修復傳承人王津

▌故宮鐘表修復專家亓昊楠

文物專家不只是在修復器物，更是在延續(xù)文明的脈絡(luò)。

一個多世紀后，可能與利瑪竇進入紫禁城懷著相似心緒的還有郎世寧，當他以畫筆跨越文化的疆界時，西學東漸的浪潮，仍在緩緩涌動。

意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是在中國生活最久的天主教修道士之一，作為宮廷畫家歷經(jīng)康、雍、乾三朝，將西方油畫的寫實技法與中國傳統(tǒng)筆墨結(jié)合，開創(chuàng)中西合璧的宮廷繪畫新風格，從事繪畫五十余年，享三品頂戴殊榮。雖然他初始的宗教抱負未能實現(xiàn)，卻切切實實地用畫筆影響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宮廷繪畫和皇家審美，大力推動了當時東西方藝術(shù)層面的交流，今人看來誰不說這成就更為偉大？

從養(yǎng)心殿三希堂貼落畫到倦勤齋的紫藤通景線法畫，從《圓明園四十景圖》到落地建成的長春園西洋樓群……都有朗氏參與的痕跡。

從清宮檔案來看，郎世寧創(chuàng)作生涯極為繁忙，因此很多作品郎氏只負責完成臉部，其余衣服、器具則由中國畫家代為完成，其西洋畫風也培養(yǎng)、影響了眾多如意館的本土畫家。廣東巡撫、內(nèi)務府總管年希堯師從郎世寧學習透視畫達三十年之久，成《視學》一書：“與泰西郎學士數(shù)相晤時，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繪事。始以定點引線之法貽余，能盡物類之變態(tài)。……曲折隱顯，莫不如意”。

銅版畫工藝亦是這一階段皇家習得的重要西方技藝。1765-1774年，郎世寧與法國人王致誠、波西米亞人艾啟蒙、意大利人安得義等宮中傳教士畫家繪制完成《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的畫稿，清宮花了3萬兩白銀在法國定制為大幅銅版畫，法蘭西皇家藝術(shù)學院院長侯爵馬里尼（Marigney）親命著名雕版技師柯升（Cochin）主事，挑選一流雕工完成十六塊銅版，以特制“大盧瓦”紙和特種油墨精印兩百套，前后耗時十年。

未及二十年，中國工匠已經(jīng)全面掌握了銅版畫制作的工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圓明園長春園圖》由宮廷滿族畫師伊蘭泰作畫，清廷造辦處刊刻完成銅版畫，所用花費還不到海外定做的二成，效果已頗為優(yōu)質(zhì)：畫面采全景式構(gòu)圖，西洋的焦點透視畫法和中國傳統(tǒng)畫法相結(jié)合，再現(xiàn)了大水法、遠瀛觀、海晏堂、諧奇趣、方外觀、養(yǎng)雀樓、線法山、迷宮等處的真實樣貌，讓觀者能更好地了解它昔日的華美。在圓明園昔日輝煌消失后，這些銅版畫是我們賴以解讀和復原歷史的最有力見證。

▌故宮樂林泉中外園林文化展圓明園銅版畫冊海晏堂西面

以《圓明園長春園圖》為代表的一系列皇家園林銅版畫傳到歐洲后，又搖動了“中國風”的羽扇。曾經(jīng)牢騷滿腹的王致誠在家書中，稱贊中國的建筑藝術(shù)刻意“制造出一種美麗的無序，一種反對稱的效果”，盛贊中國建筑“布局如此巧妙”“意蘊無窮”。畫家傳教士們的家信和筆記，將紫禁城描繪為一個充滿詩意與神秘的理想符號。

安徒生從未到訪中國，但在他眾多美麗童話中，有一則《夜鶯》是專門關(guān)于中國皇帝的，“這位皇帝的宮殿是世界上最華麗的，完全用細致的瓷磚砌成……人們在御花園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珍奇的花兒。那些最名貴的花上都系著銀鈴”。

17世紀過后，在利瑪竇之后，中國變成了有閑作家的新鮮主題。在地理距離帶來的神秘感、人們的想象以及貿(mào)易帶來的美物影響下，18世紀至19世紀的歐洲大陸盛行起了“中國風”（Chinoiserie）。

這一源頭可追溯至1670年的法國，路易十四（1638-1715）通過傳教士們與康熙皇帝建立了友好的聯(lián)系，鴻雁往來，康熙皇帝滿足了他對科學的好奇和熱情，路易十四國王滿足了他對異域風情的向往。受到法國玻璃工藝的啟發(fā)，康熙朝內(nèi)務府建立了玻璃和琺瑯彩工藝作坊，與此同時，大量法國陶器工廠開始嘗試研制與中國瓷器材料質(zhì)地類似的陶土。

歐洲的鐘表正在故宮里滴答作響，細膩的瓷器也在歐洲宮廷的茶話會里叮當有聲，成為中國式優(yōu)雅及細致的注解。中產(chǎn)興起飲茶風尚，貴族鐘愛絲綢，歐洲皇室更是將想象凝結(jié)在中式宮殿與花園里。

▌美國波特蘭市“蘭蘇園”一角。“蘭蘇園”是蘇州與波特蘭姐妹城市的友好交流項目，是一座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詩，書，畫，琴，花等文人藝術(shù)于一體的正宗蘇州式園林，充滿了豐厚的中華文化內(nèi)涵。

路易十四委任建筑師路易·勒沃在凡爾賽宮苑中建造了特里阿農(nóng)瓷宮。在法國宮廷營造帶動下，十八世紀的歐洲宮殿建筑及園林中紛紛落成了自己的“中國房間”“中國花園”，這個清單漫長而華麗，足以安排一場橫跨歐洲大陸的世界遺產(chǎn)巡行之旅：東到俄羅斯圣彼得堡的彼得宮、北到瑞典卓寧霍姆皇宮、南到西班牙馬德里阿蘭胡埃斯宮殿，中間串聯(lián)著德國波茲坦無憂宮、德累斯頓皮爾尼茨宮、奧地利美泉宮、意大利維琴察馬爾瓦拉納山莊、荷蘭海牙豪斯登堡宮……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當“扭曲的珍珠”巴洛克遇到偏愛不對稱構(gòu)圖、曲線繁復的中國風，一拍即合相得益彰，而頹廢精致的洛可可，在牙雕仕女剔紅山水面前，也更加沉醉地陷落。到處都是鳥和花，很難說哪一處最好。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明軒園林月洞門，以蘇州“網(wǎng)師園”里的“殿春簃”庭院為藍本而建造，是中國園林走向海外的代表之作，表現(xiàn)了中國古典園林的特色。

歐陸的這股風向西越過海峽吹到了英國，倫敦郊區(qū)丘園里修建了中國塔（1763），將中國元素從室內(nèi)裝飾放大到了景觀設(shè)計。丘園塔出自熟稔中國的建筑師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之手，他以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為原型進行設(shè)計。相較于其他歐洲宮殿的中國風空間僅停留在器物裝飾或符號拼貼的水平，這座建筑體現(xiàn)了少有的精準克制——它甚至有柔和的形體收分，只不過寶塔和涼亭聳立在英國的庭園里，周圍沒有遠山近水層巒疊嶂，而是修葺整齊的平坦的草坪。

除了在裝飾藝術(shù)領(lǐng)域，英國人更在舞臺上增添了中國題材，莎翁《仲夏夜之夢》的一幕舞臺布置中：“清楚出現(xiàn)一個中國花園，有建筑、樹木、植物、水果、飛鳥、走獸，與我們?nèi)粘Ｒ姷降幕▓@大不相同。花園盡頭是個拱門，從其中看進去，還有其他拱門、樹蔭、成排樹木，直至盡頭……”。花園里有仙王仙后、雅典貴族、公爵、女王，當然，還有安徒生的夜鶯。

到了19世紀，借由貿(mào)易和戰(zhàn)爭，西方人忽然發(fā)現(xiàn)在綺麗幻想之外，還存在一個真實的中國——它不再只是童話世界里的東方意象與符號。而與這份覺醒相呼應的，是故宮自身命運的轉(zhuǎn)折：它從帝國威儀的中心，走向一個隨國家沉浮而不斷被重新定義的存在。

1924年馮玉祥成立的攝政內(nèi)閣將清室移出宮禁，“其一切公產(chǎn)應歸中華民國政府所有”。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故宮博物院在紫禁城太和殿舉行了成立典禮，標志著紫禁城從皇家禁地轉(zhuǎn)變?yōu)楣参幕瘷C構(gòu)，確立“以保護、陳列、研究中國古代文化藝術(shù)品為宗旨”，當天開放展出商周青銅器、唐宋書畫、明清瓷器等文物，開啟了文化遺產(chǎn)公享的新紀元。

百年來，雖然不乏波折，但故宮宗旨始終未改，作為公共文化機構(gòu)與中國傳統(tǒng)美學教育圣地的核心始終未變。其中，有兩次西渡的故宮文物海外展格外引人矚目，它們的時間點更是出人意外：一次在1935年，一次在1973年。

1935年，在倫敦舉行了“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展出了以故宮精品為主的3000多件文物：有兩千八百歲的西周毛公鼎——弘我邦我家；有九百五十歲的《歲朝圖》，朱砂山茶從未褪色；有八百歲的《秋庭戲嬰圖》，稚子無邪，讓人全然忘卻熱河的炮火。

這是故宮誠意滿懷、傾囊相見的文物展，更是文明展、歷史展，是中國“擁有完整歷史與文化主權(quán)”的證物展，反駁日本當時的諸多侵略借口，也讓兩百年前曾經(jīng)沉醉在中國風的西方國家重新以系統(tǒng)、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國文物和文明。

▌1933年2月1日，英國倫敦，收藏家弗雷德·卡特林展示世界上最古老的紙幣。這張紙幣來自北京故宮，是一張中國紙幣。卡特林將他的紙幣收藏品保存在一個內(nèi)襯石棉的鋼制保險箱中

這些展覽也進一步激發(fā)了歐美社會對中國古代藝術(shù)文明的興趣，艾弗里·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芝加哥地產(chǎn)大亨，在1936年觀看了這次展覽會，中國青銅器的結(jié)構(gòu)強度、復雜精美的紋飾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藝，對他產(chǎn)生了特別的吸引力，激發(fā)了他收藏亞洲藝術(shù)的宏偉計劃。布倫戴奇在后半生構(gòu)建了無與倫比的中國古代青銅器收藏，直接促成了1966年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的成立，這也是美國乃至西方研究中國藝術(shù)的重要一站。

▌2024年，“紫禁城與凡爾賽宮——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展覽，凡爾賽宮等機構(gòu)的約200件文物精品匯聚故宮文華殿。

二戰(zhàn)的陰云遮掩不了文物的美妙光華，冷戰(zhàn)的陰翳同樣不能。1973年至1978年，包括故宮青銅器、玉璧、汝窯藏品等近500件出土及傳世文物，先后前往歐美和亞洲、大洋洲的15個國家進行巡展。這時的故宮收藏，講述得不再是皇家的奢華，而是華夏的悠久。

諸多解放后的新出土文物，都能在故宮找到互可印證的實物：青銅器、唐三彩、玉璧、汝窯……故宮館藏為新出土文物提供了形制、材質(zhì)、紋飾、工藝等各方面的考古學依據(jù)，證明了其年代與歷史背景的真實性，同時，也為出土文物補充了工藝細節(jié)和歷史傳承依據(jù)。故宮，作為歷史權(quán)威標尺與文物大百科博物院的角色日益突出。

傳奇美女總有傳世肖像，18世紀法國文化符號、洛可可藝術(shù)（Rococo）代言人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肖像畫上，她身著彩繪北京綢禮服，身邊是鑲嵌著中國瓷器的家具。

彼岸的中國，雍正十美圖中有一副“持表對菊”，仕女手持精美的琺瑯表坐于書案旁，而此系列中的另一位美女，正端坐案前賞玩各種古器：包括多寶格架上一件江戶時期的黑漆嵌螺鈿蒔繪香盒。一動一靜，一西一東，歐洲的機械奇觀與日本的工藝美學并置宮中，構(gòu)成了皇家的日常。

▌松竹梅鶴紋蒔繪硯箱

春秋戰(zhàn)國時的王侯已經(jīng)擁有大量彩漆工藝的日用器物，此時還多為幾何紋樣。8世紀日本全面學習大唐文化，各類漆工藝隨遣唐使一同傳入日本，發(fā)展為蒔繪（Maki-e）。蒔有“播撒”之意，即撒粉繪畫，將篩選出的金銀粉抖落于漆器紋樣上，成品漆面黑亮如鏡，裝飾金銀粉螺鈿，圖案華麗細膩略帶立體感。

上：故宮館藏日本黑漆描金山水圖提梁壺和壺

下：故宮館藏金漆嵌銅疊扇長方提匣

日本漆器在明清時期通過貿(mào)易及朝貢進入北京。清代康、雍、乾三朝皇帝都對日本的蒔繪漆器非常感興趣：康熙評價“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皆以洋人為巧”；雍正時期皇帝點評本地作品“花紋不能入骨”，特意下旨讓造辦處學習仿制，稱為“仿洋漆”；乾隆時期造辦處奮起直追，甚至洋漆、描金工藝混用，創(chuàng)制出大量新式的黑漆描金漆器，也算是工藝歷史上的教學相長了。故宮現(xiàn)存大量黑地金髹紋樣的漆器，有傳統(tǒng)描金器物，有從日本進貢來的“洋漆”器物，也有清宮仿制的仿洋漆，與國內(nèi)“百寶嵌”的工藝相互結(jié)合，極具東方美感。

故宮藏“金漆嵌螺鈿長方提匣”，既有蒔繪的金粉紋理，又各面融入中國螺鈿工藝的寶石和貝殼鑲嵌，是中日審美與工藝融合最好例證。

▌故宮樂林泉中外園林文化展剔紅提梁盒福壽寶勝百什件

不同于由禮器演化而來的青銅器、瓷器，漆器出現(xiàn)伊始便帶著親切的“日用”氣息，裝印匣、文玩、玉佩、古墨，體量小不過盈寸、大不過尺余，是皇室起居空間案頭、閣架最常見的器物。

“紫漆百寶嵌歲朝圖百什件盒”是件內(nèi)造漆器，名叫百什件盒，意思是收納零散的物件的盒子。盒子還沒打開，蓋子上先目不暇接了起來：青玉的葫蘆瓶插一支珊瑚作珠的天竺、一支蜜蠟作花的臘梅；剔紅花盆里有兩本水仙，白玉作花，螺鈿作花心，葉子藍綠各不相同，一本染骨作葉、一本碧玉作葉；薄薄的二維玻璃魚缸，上面用紅彩畫兩尾小金魚兒；紫水晶作葡萄、松綠石作果子、岫巖玉作石榴。正面看完，盒邊再用朱漆描金收個邊，五色陸離又富貴清雅，登峰造極的工藝來表現(xiàn)生活中的小小意趣。

▌2021年7月參觀者在嘉德藝術(shù)中心參觀“朱艷華綺——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朝漆器展”

17世紀，帶著螺鈿、蒔繪的漆器經(jīng)荷蘭東印度公司傳入歐洲，成為歐洲“中國風”裝飾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歐洲人眼中，硯匣書箱總嫌太小，不如家具、屏風甚至墻壁醒目動人，于是對漆器的引入從漆器成品轉(zhuǎn)化為對漆材料的進口和中式圖案的學習，法國的雅克·達格利（Jacques Dagly）獲得了20年清漆專屬使用權(quán)，制作出了“中國式”漆制家具，專為王室生產(chǎn)，而越來越多的歐洲柜櫥制造商直接從原產(chǎn)地訂購繪制好山水花鳥的描金漆板，嵌到自身的產(chǎn)品之中，甚至包裹整個房間。題材也從“石間一叢竹”，變成“遠山與湖泊”。從案頭到墻面，漆器藝術(shù)在西方又煥發(fā)出另一種面貌。

▌故宮鐘表館：黑漆描金木樓鐘（清乾隆，清宮做鐘處）

和漆器藝術(shù)的西方新生類似，雖然鐘表機芯的技術(shù)牢牢地掌握在歐洲人手里，但審美總有互動，皇家趣味與當時流行的“中國風”（Chinoiserie）一起，反過來影響著歐洲的鐘表設(shè)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里有一座普魯士公主的鐘表箱，出自1780年的海牙制造，頂部似亭又似塔剎，面板為細木鑲嵌，點綴著黑漆描金的樹木村莊，底座有雙龍盤繞，雙龍一副歐洲長相——這顯然是荷蘭的能工巧匠受東方裝飾風格影響下完成的，一知半解又精益求精，讓東西方的觀眾都可在其中感受到別致的異域特色并會心一笑。

▌故宮陶瓷館（武英殿）：展廳一角（慈母、瓷王位居正中）

瓷器更是如此，初見東方瓷器的歐洲貴族還沉浸在收藏中國“白金”（即瓷器）的狂熱中，待到18世紀30年代后，浪漫的法國人不再滿足于“收藏”，而是希望“開發(fā)”中國器物：當?shù)劂~匠對瓷器加以“美化”，天馬行空地把青銅和瓷器花紋結(jié)合在一起，加工出精美的燭臺、寫字桌和餐桌；中國屏風開始被鋸成碎片，由高級細木工匠重新加工處理，把屏風漆面板的碎片鑲嵌在裝飾有青銅鍍金雕飾的路易十五式家具上。

▌阿聯(lián)酋阿布扎比盧浮宮館藏唐三彩、瓷器

永遠領(lǐng)導時尚潮流的蓬帕杜夫人便是這一工藝的擁躉，一家名為“土耳其的憂郁”（Au Chagrin de Turquie）的東方藝術(shù)品商店在1751年的賬簿記錄顯示，她曾在此購買了150多件金屬包鑲的東方瓷器，其中一對改裝后的銅鎏金青瓷瓶就要1680里弗——相當于當時東印度公司一名年輕水手10年的薪水。洛可可式家具的青銅鍍金雕飾上點綴著屏風碎片和瓷器飾件，標志著異國情調(diào)趣味與精致裝飾藝術(shù)相結(jié)合，中國器物就這樣參與建構(gòu)著洛可可美學。

故宮有186萬件文物，90%以上是頂級文物，幾乎件件是珍品，又美又古。鮑德里亞提過一個很有趣的說法：時尚是博物館的孿生兄弟，博物館的完美是永恒的，而時尚的完美極其短暫。故宮的美在一場又一場的展覽中流淌出來，浸染到珠寶、時裝、舞臺劇，在卡地亞的表盤上鏨刻龍睛，在阿瑪尼的裙擺上搖曳竹枝。

文明從不會老去，只是換一種方式，與我們同行。

編輯｜Lili、Kiki

文字｜齊瑩

專家顧問｜亓昊楠

新媒體設(shè)計｜April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