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言詩·祭黃陵文》，中共的抗日救國出師表，破例急切要求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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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于黃帝陵軒轅廟內毛澤東手書的《祭黃陵文》碑石。

陜西省延安市黃陵縣城北橋山的黃帝陵，是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的陵寢，是《史記》記載的唯一一座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號稱“天下第一陵”，又稱“華夏第一陵”“中華第一陵”。黃帝陵的軒轅廟內西側，有一塊刻有毛澤東手書的《祭黃陵文》碑石。毛澤東寫過兩首四言詩體的祭文，一篇是《祭母文》，另一篇是《祭黃陵文》。毛澤東詩詞和抗日戰爭直接相關的只有兩首，一首是為國共兩黨公祭黃帝陵而寫的《四言詩·祭黃陵文》；另一首是為抗日愛國名將的國葬而寫的《五律·挽戴安瀾將軍》。毛澤東很少主動要求發表詩作，僅有兩次很急切地要求發表作品：一次是這首《四言詩·祭黃陵文》，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呼吁吶喊；另一次是《七律二首·送瘟神》，為了消滅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而鼓勁加油。《四言詩·祭黃陵文》也是迄今最后正式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作品之一。認真梳理其背后的創作、流傳和發表過程，不僅有利于全面解讀這首詩的豐富蘊含，準確理解毛澤東政治家詩人的鮮明本色，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人團結抗日的民族大義。

國共同祭黃帝陵

《左傳·成公十三年》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崩，葬橋山。”陜西黃陵縣橋山自漢武帝開始，就為中華民族祭祀始祖黃帝的“國祭”之地。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于1912年3月委派代表團，專赴橋山致祭軒轅黃帝陵。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確定清明節為“民族掃墓節”，每逢清明都要派官員到黃帝陵致祭。從1935年到1943年，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共舉辦9次清明致祭黃帝陵儀式活動，共產黨參加了1937年至1939年共3次清明祭祀。

國共同祭黃帝陵有著特定的宏觀歷史背景。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為落實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問題，雙方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進行談判。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圖為兩黨代表及各界人士在黃帝陵前合影。

關于國共兩黨同祭的具體緣起，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出自《統一論壇》2007 年第 3 期張國全、郭曉光《國共兩黨同祭黃帝陵始末》一文：1937年3月，“蔣介石和周恩來在杭州談判期間，蔣介石突然提出，國共共祭黃帝陵”。第二種說法出自《陜西檔案》2020 年第 5 期李艷《祭祀黃帝陵與國共兩黨共同抗日》一文：“1937 年 4 月 4 日，杭州會談結束，周恩來欲返回延安，行前，突然接到蔣介石提出的國共雙方共同祭祀黃帝陵的要求，對此，周恩來連夜給在延安的毛澤東發電報。”但這兩篇文章都沒有提供史料依據，不足為憑。第三種說法出自《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朱鴻召《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祭祀黃帝陵的文化認同與政治分歧》一文：據《葉劍英年譜》，中共代表葉劍英在西安“獲悉國民黨方面將派其元老、司法院副院長張繼等人于4月上旬在陜西省中部縣舉行民族掃墓活動”，致祭黃帝陵。1937年3月25日，葉劍英致電延安，“請示民族掃墓我方是否有人參加”。《毛澤東年譜》第1卷的記載證實了這一說法：“3月26日，復電葉劍英：民族掃墓我方決派林伯渠參加，并與張繼見面，請詢問禮節儀式及日期見告。”也就是說，是中共代表“獲悉”信息，經請示后決定參加致祭，并希望與國民黨高層代表見面，而不是國民黨方面邀請或要求中共方面派員參加清明祭祀。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對陜西省黃陵縣橋山的黃帝陵來說，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經歷十年內戰，共處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同時派代表來祭奠血脈祖先。當天，天氣特別清朗。上午10時，祭典活動開始，眾人列隊致祭。主祭人張繼，陪祭人顧祝同、孫蔚如、林伯渠等。首先由張繼宣讀國民黨中央黨部祭文。緊接著，陜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代表國民政府宣讀祭文。最后，林伯渠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宣讀由毛澤東親筆撰寫的祭文：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第522-523頁）

◆《四言詩·祭黃陵文》手跡。

祭奠儀式后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國共兩黨終于捐棄前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的戰斗號角。

抗日救國出師表

在這次共祭儀式上，宣讀了國共雙方的三篇祭文。張繼宣讀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祭文，其詞曰：

粵稽遐古，世屬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維我黃帝，受命于天；天國建極，臨治黎元。始作制度，規距百工；諸侯仰化，咸與賓從。置歷紀時，造字紀事；宮室衣裳，文物大備。丑虜蚩尤，梗化作亂；爰誅不庭，華夷永判。仰維功業，廣庇萬方；佑啟后昆，恢廓發揚。追承績猷，群情罔懈；保我族類，先靈攸賴。懷思春露，祀典告成；陳斯俎豆，來格來歆！尚饗！（張國全、郭曉光：《國共兩黨同祭黃帝陵始末》，《統一論壇》2007年第3期）

陜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代表國民政府宣讀的祭文，其詞曰：

惟帝智周萬物，澤被瀛寰。拯群生于涂炭，固國本于金湯。涿鹿徵諸侯之兵，轡野成一統之業。干戈以定禍亂，制作以開太平。盛德鴻規，于今攸賴，今值清明之良辰，援修慟祀之舊典。園寢蔥郁，如瞻弓劍之威儀；庭燎通明，恍接云門之雅奏。所冀在天靈爽，鑒此精誠；默啟邦人，同心一德；化災疹為祥和，躋一世于仁壽。庶憑鴻貺，以集丕功。備禮潔誠，伏維歆格！（張國全、郭曉光：《國共兩黨同祭黃帝陵始末》，《統一論壇》2007年第3期）

◆黃帝陵全景。

三篇祭文有相同之處，但價值取向和思維路徑大相徑庭。張繼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黃帝功業，未提團結抗日之事，顯得過于程式化。而文中冒出“丑虜蚩尤，梗化作亂；爰誅不庭”之類話語，明面上斥責蚩尤作亂，實則影射共產黨的革命斗爭，頗有指桑罵槐的意味。而孫蔚如的祭文在禮贊黃帝功績之后，面對民族危難，一味乞求先祖賜福、神靈護佑，終歸是不能實踐的許愿，流于空洞的辭藻，更像是走走過場的例行公文。

毛澤東的祭文共56句，引經據典，縱論古今，柔腸百結，語重心長。開篇敘寫軒轅始祖建立華夏民族的豐功偉績，同時也回顧了黃帝的子孫后代繁衍生息、綿延不絕的經過。接下來，痛陳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屈辱與苦難，嚴厲譴責漢奸敗類的搖尾乞憐，憤怒控訴日本侵略者的欲壑難填和野蠻行徑。進而又回扣前意，追憶先祖黃帝以赫赫武功戰勝邪惡的勇猛精神，借古喻今，號召人們向英勇的祖先學習，要不愧為黃帝后裔，發揚光大祖先的勇武精神，與侵略者戰斗到底，誓死不當亡國奴。面對民族生死存亡，中國共產黨人和工農紅軍歷盡千難萬險，決意力挽狂瀾，驅逐日本侵略者，重振中華民族雄風。祭文極力倡導各黨各界求同存異，全國軍民結成民族陣線一致對外，大聲疾呼國內進行政治改革并實行民主共和制，強調只要四萬萬同胞同心同德、堅決抵抗，就一定能衛我河山，衛我國權，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祭文以坦蕩之胸懷，凜然之正氣告慰祖先，表現出堅不可摧的鋼鐵意志和抗戰到底的堅強決心。這篇祭文既有對中華民族列祖列宗的欽佩贊嘆之情，又有對強敵壓境、內憂外患的現實唏噓感慨之意，更充滿了聯合抗敵的期盼和對中國未來的憧憬。

且不論文采孰高孰低，單就思想而言，國民黨的祭文已輸了一籌。毛澤東的祭文感情真摯自然，情緒慷慨激昂，不單單是追述黃帝的千秋功績，更是一篇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戰斗宣言書，堪稱千百年來祭文的典范。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討論制定動員全國軍民開展民族解放戰爭，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進一步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及各項政策，并討論八路軍開赴抗戰前線等事宜。8月25日會議結束后，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一行拜謁了黃帝陵。據《任弼時年譜》記載，此時軒轅廟內的供案上還陳列著毛澤東手書的《祭黃陵文》。他們一邊閱讀，一邊交談，任弼時說了一句名言：“這是我們開赴前線的《出師表》哩！”

破例主動求發表

毛澤東寫過兩篇祭文，都是四言詩體，屬于古體詩范疇。1919年10月5日，母親文素勤不幸病逝，年僅53歲，毛澤東含淚寫下哀婉悲切的《四言詩·祭母文》。這是他寫得最長的一首詩作，傾訴摧肝裂膽的喪母之痛，但抒發的是哀悼母親、頌揚母親的個人感情。而《四言詩·祭黃陵文》表達的是萬眾一心抵抗日寇的民族情感。

毛澤東曾經戎馬倥傯，不僅是運籌帷幄的軍事家，也是獨領風騷的“馬背詩人”，但他沒有寫過紀實抗日戰爭風云的詩作，和抗戰直接相關的只有《四言詩·祭黃陵文》和《五律·挽戴安瀾將軍》。1942年3月，國民黨抗日名將戴安瀾率二〇〇師出師緬甸，重創日寇，撤退中遭日軍伏擊，以身殉國。1943年4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西全州為他舉行國葬。毛澤東從延安發去唁電，并附有詩作《五律·挽戴安瀾將軍》：“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他為國民黨抗日將領賦詩，其政治寓意和《四言詩·祭黃陵文》完全一致，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共產黨人是求同存異、團結抗戰的模范。

作為一個詩人，毛澤東很看重自己的作品，但是他又不是詩成之后就急于拿去發表。1957年1月12日，他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寫道：“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這是毛澤東沒有悉數發表詩作的根本原因。但特殊情況下，他也會急切地要求發表作品。這種情形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四言詩·祭黃陵文》；一次是《七律二首·送瘟神》。前者為了呼吁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拯救民族危亡；后者為了鼓舞全民協力消滅血吸蟲病，改善民生福祉。

◆毛澤東給范長江的信。

1937年3月29日，毛澤東致信范長江：“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甚盼時賜教言，匡我不逮。敬頌撰祺！”1935年，范長江作為《大公報》特約記者，因發表系列通訊《中國的西北角》而聲名鵲起，成為第一個客觀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1937年2月，范長江又到西安和延安采訪。據《毛澤東年譜》記載：2月9日，“傍晚，出席為歡迎本日到延安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舉行的宴會。晚十時，在鳳凰山住處會見范長江，作竟夜長談。”范長江是第一個到達延安采訪中共領導人的中國記者，而《大公報》是國內最大的非官方媒體。毛澤東把祭文寄給他，就是希望借助《大公報》的影響力，把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昭告天下。毛澤東比范長江大16歲，卻稱他為“先生”，還謙稱為“弟”，充滿對范長江的尊敬，足見他對發表祭文的高度重視。

一詩沉寂數十載

1937年清明節國共代表同祭黃帝陵，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積極的政治信號，一個有熱度的新聞事件。然而，4月6日，國統區主要媒體《中央日報》《大公報》《申報》等，都只能采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通稿，對共產黨代表參加祭奠要么語焉不詳，要么只字不提。只有天津天主教區的《益世報》在報道中，簡單提到一句：“陜甘邊區新編部隊，亦派代表四人參加，以示尊崇整個民族祖宗之意。”（朱鴻召：《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祭祀黃帝陵的文化認同與政治分歧》，《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之下，《大公報》顯然不會刊登毛澤東的祭文。當年4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以《蘇維埃代表林伯渠參加民族掃墓典禮》為題報道了這次祭奠活動，披露了毛澤東的祭文，還強調了活動意義：“蘇維埃政府代表蘇區內全體公民，為對中華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為抗日救亡之前驅，努力實現民族團結計，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參加。”（李艷：《祭祀黃帝陵與國共兩黨共同抗日》，《陜西檔案》2020年第5期）《新中華報》印刷條件簡陋，采用蠟紙刻印，發行量很小，影響力有限。

時隔半個世紀之后，《詩刊》1992年第7期以《祭黃陵文》為題發表了毛澤東的祭文。確定這個詩題是恰當的，因為毛澤東給范長江的信中有“祭黃陵文一紙”之句，這是作者手定，不應輕易改變。這篇祭文作者僅留存一件手跡，手跡有小序：“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時果之儀致祭于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而致詞曰：”（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第526頁）《詩刊》發表這篇祭文時，將小序刪略。

此后，不少毛澤東詩詞書籍都收錄了這篇詩作，比如，張仲舉的《毛澤東詩詞全集譯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易孟醇、易維的《詩人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麓山子的《毛澤東詩詞全集賞讀》（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10月版）；陳東林的《毛澤東詩詞背后的人生》（九州出版社2010年7月版）；徐四海、夏勤芬的《細讀毛澤東詩詞》（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11月版），等等。

嚴格意義上說，《新中華報》和《詩刊》雜志以及其他書籍刊用這首詩作，全都屬于“非正式發表”。因為毛澤東的“正式發表”是一個特定概念。毛澤東生前，“正式發表”指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并親自修改、校訂后的發表行為，比如，1957年1月《詩刊》雜志刊發《舊體詩詞十八首》。毛澤東逝世后，“正式發表”則是指經中央專門機構或者權威人士認定，并在權威出版社出版或由權威媒體刊登。比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是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審定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分別新增了5首和6首詩詞。該書雖不是以中央專門機構的名義出版，但它以《毛澤東詩詞集》為藍本。而主編吳正裕是第一屆、第二屆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副主編李捷、陳晉先后出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都是權威專家，該書的新增作品無疑可認定為“正式發表”。《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收錄了現在已經公開披露并經嚴格考證的所有毛澤東詩詞，一共78首。增訂本新增作品中，就有《祭黃陵文》，并將詩名確定為《四言詩·祭黃陵文》。這首詩是迄今最后正式發表的毛澤東詩作之一，從1937年3月寫作到2017年9月正式發表，經歷了80年時間。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也刪略了原稿的小序。《新中華報》初次披露時，將“遼海”誤作“遼河”，將“聰明睿知”改為“聰明睿智”，將“光被遐荒”改為“光披遐荒”，“何以家為”誤作“何以為家”，《四言詩·祭黃陵文》正式發表稿逐一作了訂正，恢復了該詩的歷史本來面目。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