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下午,高市早苗在國會出席就任首相后首次的“黨首辯論”,所謂“黨首辯論”,也就是由幾個在野黨的總裁向高市提問。
其中,高市早苗與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總裁野田佳彥的對話最受關注——野田佳彥作為前首相,一開始便問到了當下的中日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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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再次進行國會答辯,前首相親自提問中日關系
野田佳彥提問
野田:首相,非常感謝您今天抽出時間接受提問。我認識首相已超過40年,我們有不同的原則、觀點和立場,因此我想從一個宏大而高遠的位置開啟今天的討論。
野田:我想先從外交問題開始討論日中關系。我相信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石,盡管這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國和日本即使在百年之后仍然是鄰國。
(注:一部分日本戰略家認為,即便當前美日同盟可以保日本安全,也不應破壞中日關系,因為說不定哪天美國人就走了,屆時東亞地區將恢復以中國為主導的秩序。)
野田:過去中日關系確實存在各種問題,未來可能還會繼續,但我認為基本上要讓這段關系成為雙贏。在這方面,我對中日峰會于十月底召開(即釜山中日峰會),并且能夠根據整體形勢確認基本政策,比如戰略互利關系,頗感欣慰。
野田:然而11月7日,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首相向委員會作出答復,舉例說明臺灣緊急狀態屬于“存亡危機”的具體例子。自那以后,不幸的是,日中關系變得極度冷淡。
野田:在經濟和人員交流方面,各種影響開始顯現。不僅如此,還有一種互相咒罵的情緒。我們彼此正在升溫,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將關系帶到平靜的狀態。
野田: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首相的言論并非在政府或自民黨內部事先協調后作出。 美國作為我們的盟友,在臺灣問題上一直采取模糊戰略,因此日本如果詳細說明走哪一步,會損害我們的國家利益。
野田:您的回答太過隨意,我想先請首相回答,您對因此導致的日中關系惡化負有何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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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再次進行國會答辯,前首相親自提問中日關系
高市早苗回答
高市:首先,關于日中關系,正如我們在釜山峰會上確認的,我們將全面構建戰略互利關系。我也確認我們將建立這段安全、穩定且建設性的關系。
高市:如果日中彼此之間存在擔憂或問題,會通過溝通等方式解決,這是我確認的,目前我的內閣也遵循了這一政策。
高市:日本在對話方面一直保持建設性和開放態度,通過對話,我們將與中國建立更全面、更良好的關系,從而最大化日本的國家利益,這是我的責任。
野田:我想再次問您關于發言背景的問題。我認為日本高層在臺海發生緊急情況時,通過模擬來考慮各種問題非常重要,我們本身并不否認這一點。
野田:不過,作為自衛隊最高司令,有些話您不該說。作為首相,無意中表達個人觀點是魯莽的,當下的案例就適用于這種情況。
野田:我本人其實也曾是惡化中日關系的一方。2012年9月,所謂的“釣魚島國有化”被實施。
野田:當時該島屬于私人所有,但東京都政府試圖購買,因此我們組建了一個團隊,認為政府可以更穩定地擁有它以維護和管理。
野田:內閣研判時,我們已經預料日中關系會有所停滯(注:指該行為是集體研究決定的,有預案的),但我覺得這次不一樣,目前的一切始于首相的武斷言行,您并沒有跟團隊商量。
野田:所以我想再問您,為什么會說出那樣的話,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野田:中國向來認為臺灣問題是內政,被認為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因此,我認為您導致的影響比“釣魚島國有化”帶來的摩擦更為嚴重。
野田:我想再次問您,也就是岡田先生所問同樣的問題,如果中國通過海上封鎖臺灣,且涉及戰艦和武力使用,此時政府的官方立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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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首先,我已經多次回復,政府將綜合所有信息,根據實際情況的具體情形去認定,安倍首相在《和平與安全法案》頒布時的回答就是如此,我也多次重申這一點。
(注:高市早苗已經學乖了,恢復戰略模糊,不再正面回答問題。)
高市:至于11月7日我為什么會做出那樣的回答,其實當時我收到問題后,也給出了剛才的答案。
高市:之后提問者(即野田所說的“岡田先生”)又提到了我和副總裁麻生太郎的名字,當時我不想具體回復,但這是預算委員會,如果一再重復之前的回應,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導致預算委員會被暫停,所以我在這個范圍內做了真誠回答
(注:高市早苗的意思是在對方反復逼問之下做了“真誠回答”。)
高市:然而,我多次回應,政府的觀點是將根據實際發生的情況作出全面判斷。
高市:關于臺灣,這種關系以非政府工作關系的形式維持。此外,由于日本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中已放棄與臺灣相關的所有權利和權威,我們無權授予臺灣任何地位或承認。
(注:中方沒有簽署,也從不承認《舊金山和平條約》,因為該條約只提到日本政府放棄對臺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與要求,但沒明確提及還給中國。)
高市:針對您的問題,日本政府的統一觀點昨天已由內閣決定,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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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再次進行國會答辯,前首相親自提問中日關系
在高市早苗言論持續發酵的背景下,11月25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一份答辯書,即針對高市首相在國會關于“臺灣有事”的答辯,該答辯書明確表示“(該言論)不是改變以往政府見解的發言”。
按照日本內部的法律程序,首相會就外交、防衛、經濟政策等闡述方向,但其發言的法律約束力沒有“內閣決定”強。
所謂“內閣決定”,是指以整個內閣名義正式決定政府方針的程序,需要所有閣僚一致同意,如果首相發言與既有內閣決定出現矛盾,以后者為準。
有日本政治分析人士認為:這樣做雖然表面上沒有把高市首相的談話撤回,但實質上是把高市的“越界發言”拉回到以往的“模糊表達”之中,只不過這種微妙的日本政治生態,很難得到中方的理解。
對此,11月26日我方發言人明確指出:日本11月25日的內閣答辯書至今還在老調重彈所謂涉臺“一貫立場”或“立場未變”,這是遠遠不夠的。中方和國際社會要求確認的是,日方所說的“一貫立場”到底是什么?日方是否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日方應誠實、準確、完整地講清其所謂“一貫立場”。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只提概念回避實質,試圖借此蒙混過關,這種伎倆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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