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日本邁出危險一步！亞洲各國集體拉響警報！

近期，多位國際關系專家向《環球時報》指出，日本正通過軍事部署、輿論引導和產業轉型等多方面舉措，全面鋪開所謂“戰爭準備”，其安保政策已明顯偏離戰后“專守防衛”原則。

清華大學教授劉江永表示，日本自衛隊在職能結構、決策地位與武器裝備等方面“完全偏離自衛原則”。其具體舉措包括：在琉球群島部署進攻性導彈基地，將靠近中國的島嶼軍事化；擴建F-35戰機基地與彈藥庫；投入防衛費用于“萬能血漿”研發、民用港口軍事化改造及核防護掩體建設等。

同時，日本通過炒作釣魚島問題營造對華認知偏差，推動軍工產業轉型，實現F-35零部件對美返銷，加速擴軍基礎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常思純指出，日本正推進與美國的軍事一體化，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并將行動范圍從周邊拓展至“全球常態化部署”。

日本已與澳、英、菲等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強化小多邊軍事協作。

而且，日本修憲風險持續累積。

保守派政客高市早苗等人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企圖將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或“國防軍”，并謀求行使集體自衛權。熊本縣和平委員會會長松本泰尚警告，日本政壇右傾化與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正將國家引向危險道路。

韓國專家權起植指出，日本“軍事大國化”可能引發軍備競賽；馬來西亞學者張彼得強調，“和平憲法”動搖將破壞地區信任；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顧問鮑韶山批評西方將日本右翼擴張視為“對華制衡”是短視行為。

日本正在做的事情，遠遠不是增加軍費或者買幾件新式武器那么簡單。

我們很可能正在經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這個國家在國家安全道路上最深刻、最徹底的一次轉向。它涉及法律、軍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響將遠超日本國境，重塑整個亞洲的未來格局。

過去我們談論日本，總離不開“和平憲法”這個詞。

特別是憲法第九條，它明確規定日本放棄戰爭、不維持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被稱為“專守防衛”國策的基石，是日本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承諾。

但幾十年過去，這塊基石正在被一點點鑿空。

最開始，他們玩的是“文字游戲”，通過政府發布新的“解釋”，來繞過憲法的明文規定。比如2014年，他們解禁了“集體自衛權”，意思是即使日本自己沒被打，只要盟友（比如美國）被打，日本也可以出兵幫忙。這本身就已經踩在了違憲的紅線上。

但現在，游戲的性質變了。

他們不再滿足于“解釋”，而是要直接動手修改憲法條文本身。目標就是把“自衛隊”這個名字，正名為名副其實的“軍隊”，并把行使集體自衛權白紙黑字地寫進去。

這一步一旦走通，就相當于把幾十年來的“違章建筑”徹底合法化，為日本在海外動用武力鋪平最后的法律道路。這不再是擦邊球，這是要改寫游戲規則。

光有法律還不夠，軍隊的核心是戰斗力。

日本過去的軍事建設，思路是“盾牌”式的：建造強大的反導系統，保護本土不受攻擊。

他們大力發展的，是遠程防區外導彈、是進攻型的F-35戰機群、是在西南諸島一線部署的反艦導彈陣地。這些武器，從設計初衷到戰術用途，都不是為了在家里挨打時防御的，而是為了在敵人發動攻擊之前，就能飛到別人家門口進行打擊的。

這是純粹的“矛”。

它的戰略意圖非常清晰，就是要將潛在對手的沿海核心地帶、重要軍事基地，納入自己的常規打擊范圍之內，形成所謂的“前沿威懾”。

就像把槍口直接頂到了家門口。這種改變攻守平衡的行為，在任何地緣政治教科書里，都是極度危險的挑釁，極易引發誤判和沖突的螺旋式升級。

那這么龐大的軍事計劃，錢和武器從哪兒來？

產業轉型便是他們的謀變的手段之一。

戰后日本的大型軍工企業并不多，很多武器裝備要么靠美國授權生產，要么是幾家特定企業在做，可以說是“藏著掖著”。

如今日本政府修改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大幅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同時鼓勵國內的民用企業，比如那些擁有頂尖技術的精密儀器、電子、造船企業，轉向軍工生產。

他們甚至開始向美國反向出口F-35戰斗機的精密零部件。這一系列動作的信號再明確不過了！

完全可以視為日本在系統地、有規劃地重新打造一個獨立而強大的“軍工復合體”。

這意味著，國家安全將與經濟增長深度捆綁。

當一大批企業和工人的飯碗都依賴軍火訂單時，國內就會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會持續不斷地推動更強硬的安全政策，支持更大的軍費開支。

這股力量，將成為推動日本在軍事化道路上走下去的強勁內燃機。

而且，有資深國際關系學者曾指出，日本在秘密研究“萬能血漿”、推動民用港口在戰時為軍艦服務、甚至討論修建核掩體。

聽起來，似乎不是現實中會出現的事情，但它確鑿的出現了。

日本的準備，已經超越了軍隊層面，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較之尋常的擴軍備戰尤有過之，完全是一套“總體戰”體制。它在為一場可能到來的、高烈度的國家間沖突，做最壞的打算。

提升所謂“安全韌性”的潛臺詞就是：他們在認真考慮本土遭受猛烈打擊（包括核打擊）后，如何維持國家不崩潰，如何能快速恢復反擊能力。

這種“要塞化”的思維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敵意釋放，它會迫使周邊國家做出對等反應，從而陷入“你越準備，我越緊張；我越緊張，你越要準備”的惡性循環，也就是經典的安全困境。

這種社會層面的動員，離不開輿論的塑造。

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通過媒體，單向度地、持續地渲染“中國威脅論”，尤其聚焦于釣魚島等領土爭端。他們成功地將一個復雜的、需要多角度審視的國際關系問題，簡化成一個“愛國”還是“賣國”的二元選擇題。

通過這種精密的“認知域作戰”，他們在國內完成了“威脅共識”的構建。安保政策，這個本應接受全民充分辯論、審慎決策的領域，被悄然“去政治化”，變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任何反對加強軍備的聲音，都很容易被扣上“不愛國”、“天真”的帽子。這種輿論環境，有效地壓制了戰后延續數十年的和平反戰力量，為軍事擴張掃清了民意障礙。

所以，如果單純把它的狼子野心看作是美國的打手跟班，就略帶淺薄了些。

反正我是不憚以最惡的意思去揣測他們的。

一方面，它心甘情愿地充當美國“印太戰略”的“前沿支點”。通過設立統一指揮機構、深化日美聯合指揮體系，日本自衛隊和美軍正在融為一體，成為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倍增器。

美國當然樂見其成，因為這意味著它獲得了一個能力極強、意愿極高的副手，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

但另一方面，日本更是一個有自己盤算的“自主棋手”。它積極地與澳大利亞、英國、菲律賓甚至歐洲國家簽署《互惠準入協定》，構建各種“日美+”的小多邊安全網絡。

說實話，如果不是暴露太早，這招“多角錨定”戰略確實非常高明。它讓日本得以跳出純日美同盟的狹窄框架，自己作為核心節點，去編織一個更廣泛的、針對中國的安全包圍網。

這么做，極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國聯盟體系內的話語權和戰略自主性，也增加了未來與中國博弈時的籌碼。

對此，我們約莫可以得出幾個判斷。

第一，我們最該警惕的，可能不是“修憲”成功的那一天，而是“修憲”這個漫長過程本身。

即便因為各方阻力，修憲程序一時無法完成，日本右翼勢力也會通過“切香腸”的方式，一點一點地推進事實上的軍事化。每一次突破一點，社會就習慣一點，底線就后退一點。

最終，憲法第九條可能名義上還在，但早已被掏空了靈魂，形成“事實修憲”的局面。和平主義的精神，將在這種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中被消耗殆盡。

第二，日本正陷入一個它自己可能都未充分意識到的戰略悖論。它所有的行動，邏輯起點都是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保障自身安全。

但它選擇的路徑——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發展自身進攻性力量、深度介入像臺海這樣的核心議題——恰恰是在親手制造它最想避免的局面：一場將自己卷入其中，甚至本土都可能成為戰場的“存亡危機”。

如果日本執意要成為臺海沖突的前沿堡壘，那么一旦戰事開啟，它必然首當其沖。它所尋求的安全，正被它自己的行為所葬送。

第三，這對整個東亞地區經濟的“毒性”，被嚴重低估了。這不是一場零和游戲，沒有真正的贏家。日本的行為，會迫使中國、韓國等地區國家，不得不將更多的寶貴資源，從經濟建設、科技創新、民生改善領域，轉移到國防安全上。

這相當于對整個東亞區域征收了一筆沉重的“安全稅”。

東亞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正處在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這場被點燃的軍備競賽，將無情地拖慢所有國家的發展步伐，透支未來的增長潛力，最終沒有哪個國家能從中獲益。

歷史上，日本的軍國主義曾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的苦難。

戰后制定的和平憲法，如同一段“鎮魂曲”，安撫了亡魂，也約束了魔鬼。

如今，我們正在目睹一個危險的趨勢：有人試圖讓這個軍國主義的幽靈，披著“國家正常化”和“積極和平主義”的外衣，重新登上政治舞臺。

國際社會，尤其是曾深受其害的亞洲鄰國，必須保持最高度的警覺。

縱容甚至鼓勵日本在軍事化的道路上狂奔，絕不是什么對付中國的“妙棋”，而是在玩火，是在親手打開潘多拉的魔盒。

歷史的教訓血淋淋地告訴我們：當守護和平的規則被破壞，戰爭的邏輯就會像病毒一樣填充進來。

我們銘記歷史，不是為延續仇恨，而是為防止悲劇重演。

一個國家，忘戰必危；但好戰，則必亡。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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