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一句“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把本來敏感的臺海問題推到了中日戰略對峙的前沿。
官媒與官方的反應是系統性的,人民日報不僅把高市的錯誤言論,逐條定性為“九宗罪”,即嚴重挑釁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傷害中國人民和反法西斯同盟國感情、嚴重倒行逆施為軍國主義招魂、嚴重誤導日本人民、嚴重破壞戰后國際秩序和國際法、嚴重違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嚴重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嚴重踐踏人類正義良知。
同時,中方還在外交與國防層面同步發聲,明確告訴日方,觸及核心利益的言行必將承擔相應代價。
把“九宗罪”一項項清晰地列出來,是為了亮明嚴正立場和態度,同時也是對高市早苗的嚴厲警告。她把“集體自衛權”“存亡危機事態”與臺海局勢相連,實際上給了日本國內修憲擴軍、翻轉戰后憲政約束的借口,這種把口舌變成制度邏輯的走向,蘊含著比一時言論更深遠的安全風險。
中方以強硬話語和外交交涉先行,目的在于阻斷這一“通過莫須有借口完成擴軍”的通道。
官方與學界將目光投向琉球地區的歷史與法理問題,中國新聞網就提出了“主權歸屬未定”的討論,稱琉球主權歸屬是該算算了。
這也不是隨口一說,而是有著明確的法理與史實依據。
琉球王國長期處于明清與東亞貿易體系之中,與中國存在歷史朝貢與藩屬關系;19世紀后期日本逐步用“藩”、“縣”體制將其納入國土,1879年實施正式并吞;二戰后琉球受美方實際施政,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有關條款沒有做出簡單明確的主權歸屬條款,而1972年美日關于沖繩施政權的移交主要是施政權而非徹底消滅關于最終主權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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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施政權不等于主權”、以及托管與自決的國際法原則,學界長期對“琉球地位未定論”有討論余地,這也是中方在當前語境下把歷史賬本翻出來并非憑空發明。
把琉球問題拿到桌面上討論,并非簡單挑起領土爭端,而是在向國際社會指出一個邏輯:指責他國干涉自己核心利益之前,先清算自身歷史欠賬,否則道義立場難以自洽。
日本領導人在臺灣問題上口出狂言,卻回避其在二戰期間對琉球與臺灣人民造成的苦難與殖民歷史,這種“先斬后奏”的雙重標準,理應被揭示與反駁。更重要的是,歷史并非純粹的學術話題,歷史記憶會轉化為今天的合法性與話語權,國際秩序的穩定也依賴于平等與歷史責任的承認。
在現實操作層面,中方的回應,同時從輿論、外交、軍事三位一體進行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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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外交上,頻繁的嚴正交涉與對日要求撤回錯誤言論,目的在于把話題限定在“一個中國”與既有國際文件軌道內;輿論上,官媒列出九宗罪并把琉球歷史拉入討論,是要在國際與國內輿場建立話語優勢;軍事上,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對與那國島等地的軍事部署與可能后果作出明確警告,強調若日方介入臺海,其前沿設施與軍事目標首當其沖。把這些手段合并使用,是為了讓任何試圖通過政治挑釁、法律模糊或武器部署來改變現狀者,先好好算一筆清楚的政治與軍事成本賬。
對日本而言,這一連串動作應該產生3個清醒認識:第一,挑釁中國核心利益并不能換來國際正當性,反而可能把自己推向更大的孤立與風險;第二,歷史問題不是過去式,回避或美化侵略史只能在他國指控時削弱自身道義基礎;第三,任何把地域安全押注在軍事化與“先發制人”邏輯上的短視決策,都可能把本國民眾與特定地區(如沖繩)置于直接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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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九宗罪”、把琉球問題拿出來算賬,是在向世界說明一個原則,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歷史不能被抹去,法理不能被回避,現實代價不能被低估。那些以挑釁換取短期政治資本的人,最終將發現代價遠大于收益;那些愿意回到理性與規則軌道的國家,仍有和平共處與合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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