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記錄封存”引爭議，律師解讀立法目的

最近，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36條爭議很大。

很多人認為其中確立的“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是對違法者的縱容與袒護，其實這是一種誤讀。

首先，我們治安管理的目的不僅是處罰，更是教育和改造。大量研究表明，給予違法犯罪者回歸社會的途徑，是降低違法犯罪率的關鍵。

如果一個人的違法標簽被無底線公開，那么他在求職、求學、辦理信貸甚至租房時，都可能會遭遇系統性歧視。而這種歧視，可能會使他產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認為“既然我無法融入社會，那我只好回到原來的圈子”，這大大增加了其從事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風險。

再者，法律應該平衡懲罰與寬恕、正義與效率的價值。

封存記錄，不代表取消懲罰。違法者依然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諸如罰款、拘留等代價，而懲罰執行完畢，就沒必要無限期延續下去，否則他們豈不是成了終身的“賤民”身份嗎？

從社會整體利益來講，幫助一個違法者回歸社會，遠比制造一個無法就業、仇視社會、甚至可能重新違法犯罪的“社會邊緣人”要來得劃算。

最重要的是，“封存”不是“消滅”，記錄依然存在且能在特定情況下查詢。

比如違法者再次涉嫌違法時，執法機關就可以調取記錄，作為處理參考。比如進入特殊行業時，相關單位依然有條件查詢。

這說明這一制度已經在公共安全上設立了防火墻，并非無原則地“一放了之”。

我知道，對某些違法行為的封存，十分挑戰我們“嫉惡如仇，善惡有報”的樸素正義感。但這恰恰說明，法律的抉擇要超越本能的情感反應，而轉向“對錯”與“利弊”的結合。這，才是真正對社會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