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與日本夫人的子女：長子斷絕關系，次子自殺，女兒死于地震

“1936年9月29日午后，我再不欠他什么！”八道灣的影壁下，19歲的周豐二攥著軍刀，話語像冰碴子。

那一天距離魯迅辭世不到一年。吊唁的人散去，喜慶被硬生生塞進故居的空曠。老太太魯瑞要過八十壽辰，周家老宅打開塵封的大門。局外人以為是一場尋常的生日宴，圈里人都明白，這是羽太信子精心布下的局——她要讓自己的外甥替姐姐討回一個面子。

追溯到1906年，周作人漂洋過海赴日讀書，在東京小酒館結識羽太信子。1912年底，兩人成婚并回國。幾個月后，魯迅把積攢的版稅換成了北京紹興會館后面的八道灣宅子，讓全家落腳。信子踏進院子的第一刻便開始算計：誰管錢、誰管廚房、誰說話算。她性格強勢，口袋緊，仗著外語和算術，在屋檐下奪得財政大權。

為了坐穩這把交椅，她把妹妹羽太芳子從東京叫來。芳子比她柔順，卻聽姐姐的話勝過聽丈夫的話。1919年，周建人在紹興老家尚未赴滬時，經不住二哥軟磨硬泡，與芳子成親。婚后家務、人情、支出，他都要看信子的臉色。

1921年夏，周建人得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職位，月薪80元。他想帶妻兒南下，芳子一句“不走”吵翻天。北京到上海1300多公里，信子鼓動妹妹“守住院子等匯款”。從此每月50元銀票寄北平，剩下30元要在上海付房租、買書、交往。錢緊，身體先垮。1924年冬，周建人被診斷肺結核。給妻子的信里，他寫“咳血已十余日”。回信卻只有一句“保重”，沒有探望，沒有原諒。

1925年春，他與羽太芳子協議分手，轉身迎娶在商務印書館同事王蘊如。八道灣從此再收不到全部工資，只剩給女兒的生活費。長子周豐二、次子周豐三對父親的印象，被信子姐妹一步步塑造成“負心漢”。

進入1930年代，政治、民族情緒迅速升溫。日本在東北扶植偽“滿洲國”，北平街頭隨處可見抵制日貨的標語。周豐二身處北平一所工科大學，他的同窗無人與日本人來往，父親卻另娶中國妻子，把他們拋在日本舅母家。少年心里，恨意與羞恥交織。

1936年那把軍刀未能傷及周建人，卻徹底斬斷父子關系。老太太的壽宴散場后，周建人悄悄退掉北平客棧，夜里登車南下。之后他只給小女兒馬理匯款，豐二豐三兩兄弟的名字從上海的賬簿里消失。

抗戰全面爆發。1941年，日軍控制下的北平比以前更窒息。周作人接受偽職，《現代》雜志上常見他的文章，世人罵他“漢奸文豪”。周豐三承受不住流言，1944年仲春凌晨在北平西城小屋飲彈。遺書只有寥寥五字：“活不如死”。警察記錄中寫明“家事、國事交困，精神失常”。真正的原因已無人深究。

再說馬理。這孩子自幼溫順，既不上學堂爭風，也不插手大人糾紛。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她被周作人帶去東京躲清算。1950年代，她把日文名字改成真理子，嫁給一名唐山礦務局工程師，隨夫回國。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7.8級地震撕裂華北平原，一棟三層小樓瞬間坍塌，她與丈夫同時遇難。幸存鄰居回憶：“那位周家的女眷，平日總一個人坐院里看舊書，沒料到最后埋進廢墟。”

從1906年浪漫的異國婚姻，到1976年殘破的城市廢墟，周家三代人卷在一根看不見的繩上——民族矛盾、家族權力、個人情感在繩子上各占一股，誰也掙不開。

不得不說，周建人并非冷血。他在上海常去仁濟醫院做肺部檢查，每年還給北京女兒寄過冬棉衣。可在長子看來，這些都是做戲；在次子那里，則成了羞辱。人心一旦擰成死結，金錢、道歉、眼淚，都難解。

有意思的是，1956年全國政協禮堂舉辦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主持人念到“周建人”時，全場鼓掌。那一刻，他坐在第二排，四周是文化部、教育部的熟人，身后卻再無長子應和。

晚年的周建人偶爾提到八道灣，只講院子里的棗樹、井口邊的青石，從不談信子姐妹。1960年代，他將昔日與周豐三的合影鎖進抽屜，拍立得相紙已褪色，兄弟倆站在什剎海冰面上對鏡傻笑。誰也想不到，一個會舉刀，一個會舉槍。

試想，如果1919年周建人在東京親自挑選妻子而非聽命兄長，或者1921年羽太芳子肯隨夫南下，局面會否不同？答案沒人給得出。歷史沒有如果，只有鋪天蓋地的后果。

1978年4月，上海五原路舊居里，77歲的周建人將《鳥類學概論》樣章寄往商業出版社。他用細楷在信末寫“謹供參考”，提筆之際，剛好聽到收音機里播放賑濟唐山孤兒的消息。鄰座學者低聲說：“那場震，真是奪命。”周建人抿了口涼茶，沒有接話——唐山帶走了他最后一個與日本血脈有關的親人，可話已經說盡。

從長子揮刀、次子飲彈，到女兒殞于天災，這條跨越半個世紀的悲劇鏈條懸掛在人與國之間。家事變國事，國事又吞沒家事，這或許才是周建人經歷的真正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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