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40年，日元升值117%后崩了，人民幣面對美元壓力卻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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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正值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滿四十年，這場曾震動全球金融格局的“匯率大戲”，如今回望，更像是一段延續數十年的國際權力博弈。當年五國聯手干預匯市，意圖扭轉貿易失衡，卻未曾想到，其深遠影響至今仍在塑造世界貨幣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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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多國聯合施壓美元貶值，應會削弱其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然而現實卻出人意料：截至2024年，美元在各國官方外匯儲備中仍占據57.8%的份額，約為歐元的三倍。歷經四十載風雨動蕩，為何美元依舊穩坐頭把交椅？這背后不僅是金融機制的慣性，更是制度網絡與經濟實力交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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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匯率鴻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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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正深陷經濟困局。本土制造業日漸式微，汽車、家電等傳統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節節敗退，尤其面對日本企業的強勢沖擊，美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到1984年，這一數字飆升至122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GDP的2.5%，引發國內強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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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將問題歸因于匯率失衡，認為美元估值過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缺乏競爭力，而日本低價商品趁機涌入美國市場。單邊調控難以奏效，必須拉攏主要經濟體協同行動。于是，美國牽頭聯合聯邦德國、英國、法國以及被視作“靶心”的日本，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秘密會議，謀劃一場史無前例的聯合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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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日本而言，當時的心態可謂既自信又忐忑。彼時日本經濟正處于黃金時代，汽車產業風靡歐美，電子工業引領全球潮流，GDP一度達到美國的40%。東京證券交易所市值甚至超越紐約，成為世界第一。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高層普遍信奉“貨幣升值即國力象征”的理念，認為日元走強不僅體現國家實力，也有利于企業海外擴張和資產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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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2日，五國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正式簽署《廣場協議》，核心目標明確：通過協同干預外匯市場，推動美元對日元、德國馬克等貨幣實現有序貶值。協議雖提及擴大內需、削減赤字等結構性改革建議，但實際焦點始終聚焦于匯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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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金融市場記錄顯示，協議達成僅四個多月后，日元兌美元匯率便上升超過20%。至1988年11月，相較于1985年2月水平，日元累計升值高達117%，即每美元兌換的日元從約260元降至120元左右。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在1987年12月底較協議前下跌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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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匯市場隨之劇烈震蕩，交易量迅速攀升，各國中央銀行頻繁入市操作，拋售美元、購入日元與馬克，唯恐錯失政策節奏。一時間，國際資本流動呈現前所未有的集中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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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日元升值確實為日本帶來短期紅利。企業手握強勢貨幣，掀起海外并購熱潮：索尼斥資買下哥倫比亞影業，三菱地產拿下洛克菲勒中心，輿論紛紛驚呼“日本正在購買美國”。然而，這份繁榮如同曇花一現，很快演變為一場系統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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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元大幅走高，出口導向型產業遭受重創，汽車、電子等行業利潤急劇縮水。為提振內需，日本央行開啟寬松周期，基準利率由5%逐步下調至2.5%，最終降至0.5%的歷史低位。廉價資金大量涌入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催生空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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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至1990年間，東京住宅價格翻了三倍以上，日經225指數一度沖破38000點大關。與此同時，在美國持續施壓下，日本加速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解除外匯管制、放開大額存單利率限制，進一步加劇資本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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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當局終于察覺風險積聚，果斷加息收緊流動性，結果泡沫瞬間破裂。股市斷崖式下跌，日經指數從高點暴跌至14000點以下；房地產市場崩盤，東京房價縮水超六成。無數家庭與企業資產蒸發，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日本由此陷入長達二十余年的增長停滯，所謂“失去的三十年”由此開啟，至今仍未完全走出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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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元雖經歷短期貶值沖擊，其全球核心地位卻未被動搖。這得益于布雷頓森林體系遺留下的制度基礎——即便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但經過數十年沉淀，國際貿易結算、大宗商品定價、外匯儲備配置已深度依賴美元計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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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并非無人嘗試挑戰美元霸權。早在1960年代末，就有學者提出恢復金本位以約束信用貨幣濫發，法國總統戴高樂也曾身體力行，將手中美元兌換成黃金運返巴黎。但金本位存在根本缺陷：黃金年產量極為有限，無法匹配現代全球經濟與金融活動的擴張速度，注定難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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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盡管越來越多國家探索多元支付路徑——中國與多國簽署本幣互換協議，俄羅斯、印度在部分能源與商品貿易中采用盧布或盧比結算——但這些實踐仍處于邊緣位置。要徹底繞開美元構建獨立支付生態，技術上可行，現實中卻面臨巨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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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WIFT系統為例，美元在其報文流量中長期維持40%以上的占比，人民幣則不足2.5%。在清算效率、結算網絡覆蓋、法律保障等方面，美元仍具備壓倒性優勢。區域性替代方案更多是補充手段，而非顛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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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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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常有人將當前人民幣與1980年代的日元相提并論，尤其在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兩者均面臨外部匯率壓力。但中國的應對策略與當年日本截然不同：日本選擇激進開放、被動迎合，而中國堅持漸進可控、主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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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至2019年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期間，我國同樣遭遇出口承壓局面。彼時人民幣出現適度貶值，有效緩解關稅帶來的成本沖擊。但進入2025年后，這一工具已不再頻繁使用，因決策層清醒認識到：依賴匯率貶值刺激出口不可持續，易引發資本外流與金融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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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年的問題不在升值本身，而在升值之后未能妥善管理金融開放節奏。在美國壓力下倉促推進自由化，放松關鍵監管，致使熱錢大規模涌入，最終釀成系統性風險。中國深刻汲取這一教訓，始終堅持人民幣國際化“兩步走”戰略，拒絕一步到位式的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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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依托真實貿易與跨境信貸夯實基礎。例如在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往來中，直接采用人民幣結算，避免美元中介環節，降低交易成本與匯率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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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戰略意義的是跨境貸款領域，尤其是基礎設施類項目貸款。此類融資規模大、期限長，目前美元在全球基建融資中占比約為50%，為中國提供了重要切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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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老鐵路為例，該項目總投資接近400億元人民幣，中方提供的融資中有30%為人民幣計價貸款，老撾方面則通過鐵路運營收入及礦產資源收益進行償還。這種模式既拓展了人民幣的實際使用場景，又規避了與美元正面競爭的風險，兼具安全性與可復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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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穩步推進人民幣金融產品體系建設。通過在境外金融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如香港的“點心債”、內地的“熊貓債”——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安全、穩定的人民幣資產配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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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球機構持有的人民幣債券總額已突破1.5萬億元，雖然與美元債券體量尚有差距，但增速穩健，市場接受度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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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樣面臨經典的“特里芬悖論”：即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與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難以兼得。日本當年正是在此三角難題中失衡傾覆。而我國當前采取“重點優先”策略：首要確保貨幣政策自主性與匯率基本穩定，資本賬戶開放則堅持“有序、可控、漸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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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我國在兩個方向做出實質性部署：一是不斷擴大人民幣的應用邊界，除基建貸款與債券外，逐步推動原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結算；二是適度優化外匯儲備結構，減少對單一貨幣依賴。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我國持有美元債券規模較上年減少逾8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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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新政策動向看，美元主導地位正顯露出松動跡象。2025年10月29日，美聯儲宣布年內第二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25個基點至3.75%-4%區間，并決定自12月1日起停止縮表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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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會議出現明顯分歧：部分理事主張降息50個基點以刺激經濟，另有委員公開反對任何降息舉措。這種“鷹鴿并存”的格局反映出美聯儲內部對經濟增長前景判斷不一，也暴露出美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深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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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的寬松轉向表明，美國經濟復蘇動能減弱，美元走弱趨勢日益清晰。對中國而言，這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窗口，但我們并未趁勢激進擴張，而是繼續保持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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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與中東國家的石油貿易中，2025年新增了一定比例的人民幣結算選項，但并未強制排除美元，給予合作方充分的選擇彈性。這種尊重市場規律、注重共贏的合作方式，有助于增強人民幣的國際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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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當年日本社會彌漫的“全民投資狂熱”，中國企業對外拓展更為理性審慎。當年日企拿著升值后的日元瘋狂收購海外樓宇、藝術品與影視公司，多數最終虧損離場。而今日中國企業走出去，更注重產業鏈協同布局，如華為在歐洲設立研發中心、小米在印度建設生產基地，皆圍繞主業展開，風險可控，可持續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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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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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可以回應開篇之問：美元之所以歷經四十年風雨仍屹立不倒，并非因其“老而彌堅”，而是源于長期建立的制度慣性與網絡效應。全球貨幣體系的演進遠比技術創新緩慢，幾十年來形成的結算習慣、儲備偏好與金融市場結構，不會因一次協議或一輪周期輕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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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變革確實在悄然發生。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多幣種支付機制的興起、以及美聯儲內部政策分歧的顯現，都預示著“美元獨大”的格局正在松動。未來的國際貨幣版圖，大概率將走向“美元主導、多元共存”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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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協議》走過四十年，留給世界的最大啟示是：真正的貨幣影響力，不來自外部脅迫或短期投機，而根植于堅實的經濟基本面、健全的金融制度與長遠的戰略耐心。在這條路上，人民幣正以最穩健的步伐，邁向屬于它的歷史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