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與6位元帥地位相當，建國后官越做越小，后被開除公職和黨籍

“1952年春，周恩來低聲叮囑：‘老王，這批烏砂必須按時出海。’”一句話，把王盛榮從幕后推回聚光燈下，也為日后一場風波埋下伏筆。

那時，新中國甫一立足，中央忙于恢復經濟，同時火速整治蛀蟲。許多人被卷進“三反”調查，上海、天津、廣州幾宗大案接連曝光，氣氛緊張到連茶館都悄聲議論。就在這種背景下，王盛榮的名字再次被送到中南海。有人指他挪用公款，有人說他倒賣戰略物資，一時間流言四起。毛澤東心存疑問，卻沒有匆忙定性，而是翻起厚厚的檔案——那幾頁紙記錄著一個截然不同的王盛榮。

時間撥回到1916年，13歲的王盛榮在江西萍鄉煤礦當童工。被工頭抽鞭子的滋味，他刻骨銘心。1925年罷工時，項英正好進礦鼓動工人，一句“跟我干，別再挨打！”擊中了少年心底最脆弱的那根弦。兩年后，他隨工運骨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教室里掛著列寧畫像，他第一次明白“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六個字的分量。

學成歸來，他被派往中央蘇區。1932年冬，紅都瑞金醞釀召開蘇區代表大會。毛澤東行至會昌，遭敵軍包圍。周恩來急需可靠的人接應，點名王盛榮。夜色里，他帶著一個班，翻山越嶺沖進火網，硬是挖出毛澤東的小分隊。會場上，毛澤東拍著他的肩膀說：“年輕人身上有股不服輸的勁。”自此，他與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六位后來封帥的人并列軍事委員會委員。

高位并未讓他松懈。上海地下黨被斷糧，急需資金救命。周恩來接連派出兩位干部送款，都攜巨款潛逃。第三回，只剩2萬美元和一線希望。王盛榮換上破棉襖，沿途裝乞丐，餓到發抖也不敢進店鋪，硬是把錢全額交到靜安寺路口的秘密站點——據說他只喝了一碗白水就轉身回蘇區。

隨后幾年，他輾轉武漢、河南、皖北，搞政工、建醫院、辦軍械所，最輝煌時在豫西集結萬人部隊。遺憾的是，1938年東進東北途中，他檢查槍械時走火受傷，左腿高位截肢。從此前線戰場的大幕對他緩緩落下，取而代之的是糧秣、軍醫、軍械這些后勤字眼。

1949年，北京城禮炮齊鳴，很多老戰友穿上將官呢大衣，他卻被安置到輕工業部。當年肩并肩指揮的幾位，如今已是大區司令或兵團首長；王盛榮拿到的任命書只是四級職員。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卻笑說：“一條腿的人，后排站穩就行。”

1952年那樁烏砂任務，起因是國內礦石產量不足，蘇聯軍火、設備急等外匯。王盛榮發現香港還有國民黨時期凍結的八百噸庫存，建議先行處置再擴大內地產能。周恩來拍板同意，他連夜擬電報、跑海關、談價碼，一筆交易不僅解決外匯，還順帶升級了湖南、廣西兩座老礦。

可惜樹大招風。有人在省里“摸底”時添油加醋，說王盛榮暗中截留二十多萬美元。調查組趕來，他照例遞上收支表，卻被扣了本子。毛澤東思來想去，直接把周恩來叫去問話。周恩來一句“錢已進國庫，賬可查”打消疑慮。當天夜里，毛澤東在文件上批了八個字：事實清楚，不容再議。

轉折在1959年。反右擴大化浪潮席卷機關，王盛榮因為一句“干部應有技術思維”被扣上“反黨、反專業領導”帽子，一紙通報：撤職、開除黨籍。對于這份處理，他沒爭辯，只把辦公室的算盤、尺子裝進舊箱子提走。別人問他為什么不喊冤，他說：“槍林彈雨都熬過，這點冷板凳，扛得住。”

從四十年代的萬人之上，到六十年代“街道待業”，王盛榮的生活陡然切換。為了糊口，他給印染廠做顧問，教工人配色，每月拿五十幾塊。不少人嘀咕：“這不是當年叱咤風云的政委嗎？”他總是點頭笑笑，順手把煙灰彈進紙盒。沒人知道，他保存最好的一件東西，是那份已經泛黃的“上海送款物流圖”。

1981年，中組部復查舊案。資料顯示：烏砂利潤全部入庫，所謂“侵吞”出自主觀揣測；1959年的發言稿也被證實是技術改進提綱。平反通知寄到他手里時，他已搬到北京南郊的一間平房，墻上掛著假肢廠送的三張演示圖。他讀完文件，只說了六個字：“晚了，也值得。”

王盛榮去世前，身邊人問他最看重什么。他指了指殘腿：“別看我少了一截，可原則一點不少。”

細讀他的履歷，能發現一種并不耀眼卻頑強的品質：在順境時肯往前一步，在逆境里能忍得住退。對職級、對榮譽，他想過也爭取過，卻始終沒把這些看得比黨紀和公家利益更重。外人感嘆“前程盡毀”，可他本人或許覺得，那些年、那些戰、那些生死，才是真正的資本。

這段曲折得近乎戲劇的經歷，提醒后人：位置高低會變，功過評說也會變，唯獨操守與擔當，一旦在關鍵節點失手，再多補救也難彌補裂縫；而若挺過了暗礁，即便被時間誤解，歷史終究會還清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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